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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道教是在民间信仰的基础上产生的，二者相互借鉴，相互发展。道教对民间信仰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性地吸收一些与百姓生活有关的神灵，如天神体系中的北斗、四灵，地祇体系中的五岳、昆仑及以西王母为代表的神。道教在吸收、借鉴民间信仰的同时，也通过民间信仰传播自身的道义。早期道教的神仙形象出现在墓室壁画、画像石、摇钱树上，长生不老、得道升仙成为道教的追求目标，逐渐形成了道教神仙谱系。
一、巫文化与早期道教
巫文化是人类最初认识自然和社会时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巫文化使人们认识和掌控周围的环境。巫作为一种原始宗教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人文特点，是先民最早崇拜的对象。在巫风氛围浓厚的楚国，道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深受巫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道家思想源于巫术。
春秋战国时期，长生升仙的思想盛行，受到古人“万物有灵”巫术观念的影响，人们产生了灵魂不死的信仰。而由于人们对大自然不了解，认为大自然的一切都有神明在主宰，因此就有了所谓的太阳神、月神、山神、雷神、风神、雨神、河神等。
早期巫术对鬼神的崇拜以及对灵魂不死的信仰促进了方仙道的形成，也为道教神仙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神灵来源依据。春秋晚期，楚巫文化逐渐开始分流，由老子、庄子创造的道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巫术思想和方仙道思想，最后产生了黄老道。
道教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不断对各家的思想主张进行吸收、融合，并将其逐渐宗教化，最终形成了中国的本土宗教。延平元年（106）自然灾害严重，百姓生活贫苦，而当时的统治者不作为，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百姓的基本生活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对东汉王朝失去信心。此时，地方割据势力兴起，以农民为主要参与者的五斗米道兴起，对外进行军事活动，对内则实行军耕。在此过程中，两位创始人——张修和张鲁以五斗米道教化人们，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五斗米道给百姓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生存空间。五斗米道把老子尊奉为最高神，建立了宗教神学体系。
二、汉晋神仙形象的“道教化”
神仙信仰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先民打破时空的局限，追求生命的永恒和灵魂自由的化身。从中国神仙系统的形成来说，原始宗教為道教神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所知的汉晋现存实物中的神仙形象主要有仙禽瑞兽、四神、羽人、西王母、东王公、天帝与众神等。
汉代人追求长生，并将这种观念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在画像石、壁画等墓室装饰品上，塑造了一些能够长生不死的仙人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长生的欲望逐渐膨胀，出现了人间和仙界之间联系的侍者——羽人。羽人与其他图腾信仰一样，都具有长生的象征意义，其不是依托于西王母而存在，实际地位也远不及西王母。
在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大量的鸟类图腾，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鸟类的崇拜和敬仰之情。羽人的形象塑造在汉代进入了成熟时期，羽人图案开始出现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壁画上。在壁画系统中，羽人往往起到引导、游戏、侍从、捣药的作用，例如，河南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中，有一持节引领的羽人。捣药羽人、骑兽羽人、戏兽羽人等题材均与羽化升仙相关，这与道教追求长生不死、得道升仙的主旨不谋而合。
南朝帝陵画像砖中的羽人图像是魏晋以来世人对神仙的想象;羽人手持香炉，这是神仙道教科仪的具体表现;香炉上方有缭绕的烟雾，这是神仙道教斋醮活动的重要内容——焚香祝祷。
羽人形象从最初的鸟类图腾，到早期人兽鸟相结合的图像，再到肩生羽翼的人兽鸟身画像，反映了人们对升仙的追求。早期道教神像系统中有着对自然的崇拜，对长生和灵魂自由的渴望。
随着汉代厚葬习俗与升仙观念的盛行，汉画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应运而生，西王母是升仙图中最重要、地位最高的一位神仙。西汉初期，西王母以单人的形象出现。到了东汉时期，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形象作为一种独特的神格出现，独自端坐在龙虎座上，不再与其他神祇一起出现，形成了一种独立的神像崇拜。
在汉代之后，道教逐渐被上层社会推崇，西王母也在道教神仙体系中获得了尊神的地位。西晋时期，西王母在道教神像系统中的地位确立。葛洪在《枕中书》中将西王母的神格与东王父并列，位处元始天王之下，负生育万物之责。西王母象征的长生不老刚好与道教主张的“向生”相吻合，此后，西王母被吸收到道教的神像崇拜队伍中，成为道教里重要的神灵。
人们发现了许多反映西王母长生信仰的实物，这些实物多见于画像石、铜镜以及壁画中。例如微山县两城镇出土的东汉中晚期画像石，其中的西王母端坐，头上栖息着一只鸟，背后有很多云气，两旁分别是伏羲、女娲，正在交尾，尾巴连接着最底端的两只朱雀。
无论是画像石、铜镜还是壁画、摇钱树中的西王母形象，都与升仙主题有关，体现了对生命永恒的追求。西王母信仰中包含的长生不老思想符合道教对长生的追求，西王母也从神话人物转向具有宗教色彩的偶像信仰。
三、前道教艺术与道教艺术的分界
魏晋以来，佛教兴盛，道教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魏晋南北朝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创立了斋醮体系和神祇图谱，带来道教组织形式和修行方式的变化。这时，供道士出家修道的道馆兴起，同时道教造像的绘制也快速发展。现有实物资料表明，真正意义上的道教造像出现于晋宋之际，以太上老君及天尊、真人造像的出现为标志。陕西中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出土了一些石刻的造像碑和单尊造像。
在这之前的一些围绕道教信仰展开的活动以及一些视觉图像都可以被称为前道教艺术。前道教艺术可以分为四类：对自然神秘力量的信仰;对社会权势力量的信仰;对地下世界鬼神的信仰;对人类生命转化、升仙的向往。不论是在前道教艺术还是道教艺术中，“道”的最高信仰地位不会改变，其主要目的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对生命永恒的追求贯穿了前道教艺术与道教艺术。
东汉末期至南北朝，随着道教的正式兴起和神仙谱系的构建，道教图像在铜镜中的表现也发生了变化，西王母不再居于核心地位，多尊神像并存的浮雕式铜镜开始流行。从西汉至两晋，铜镜上的图像越来越丰富，宗教观念越来越浓厚，与道教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建安七年（202）重列式神像镜如图1所示。神像分为上下五层，上方中央有神人坐双鸟座，左侧有一鸟——朱雀，下方中央有一神人，左侧有龟，或谓玄武，其他还有西王母、东王公、黄帝等神像。这一时期的铭文中常见的神像有五帝、天皇、伯牙、朱鸟、玄武、白虎、青龙，少数还有东王公和西王母。
建安年间兴起的重列式神像镜使神像系统出现了全新的排列，众神在镜面上组成了上下五层、内外两圈的构图结构，成为当时最为完备的神像图谱，排列方式与方位对应天象。这类神像镜中，天帝与众神是画面的核心，很少有西王母、东王公。
出土于河南偃师县南蔡庄村的东汉《肥致碑》是道教少见的刻石，它是现存道教石刻纪年最早、字数最多的石碑，且碑文内容与道教传说吻合，如图2所示。在《敬天与崇道——中古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之一》中，刘屹通过考察先秦至汉魏三国的宗教思想发展历程，得出《肥致碑》是在传统的“天”崇拜范畴之内，更像是私学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非有组织的道教团体。
四、结语
道教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早期宗教的艺术和思想，可以说早期的神仙体系是道教体系的来源。北魏以前，道教的核心是长生升仙，北魏以后，道教逐渐形成了一种偶像崇拜。造像碑是特有的宗教文化艺术形式，其中体现的宗教信仰是毋庸置疑的。北朝时期的造像碑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有道像、皇老君、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大道如来、石老君、玉老君、老君、天尊、元始天尊等造像铭记，早起道教尊神系统初步形成。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作者简介：李敏（1995-），女，山东淄博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
一、巫文化与早期道教
巫文化是人类最初认识自然和社会时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巫文化使人们认识和掌控周围的环境。巫作为一种原始宗教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人文特点，是先民最早崇拜的对象。在巫风氛围浓厚的楚国，道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深受巫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道家思想源于巫术。
春秋战国时期，长生升仙的思想盛行，受到古人“万物有灵”巫术观念的影响，人们产生了灵魂不死的信仰。而由于人们对大自然不了解，认为大自然的一切都有神明在主宰，因此就有了所谓的太阳神、月神、山神、雷神、风神、雨神、河神等。
早期巫术对鬼神的崇拜以及对灵魂不死的信仰促进了方仙道的形成，也为道教神仙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神灵来源依据。春秋晚期，楚巫文化逐渐开始分流，由老子、庄子创造的道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巫术思想和方仙道思想，最后产生了黄老道。
道教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不断对各家的思想主张进行吸收、融合，并将其逐渐宗教化，最终形成了中国的本土宗教。延平元年（106）自然灾害严重，百姓生活贫苦，而当时的统治者不作为，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百姓的基本生活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对东汉王朝失去信心。此时，地方割据势力兴起，以农民为主要参与者的五斗米道兴起，对外进行军事活动，对内则实行军耕。在此过程中，两位创始人——张修和张鲁以五斗米道教化人们，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五斗米道给百姓提供了一个精神上的生存空间。五斗米道把老子尊奉为最高神，建立了宗教神学体系。
二、汉晋神仙形象的“道教化”
神仙信仰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先民打破时空的局限，追求生命的永恒和灵魂自由的化身。从中国神仙系统的形成来说，原始宗教為道教神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所知的汉晋现存实物中的神仙形象主要有仙禽瑞兽、四神、羽人、西王母、东王公、天帝与众神等。
汉代人追求长生，并将这种观念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在画像石、壁画等墓室装饰品上，塑造了一些能够长生不死的仙人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长生的欲望逐渐膨胀，出现了人间和仙界之间联系的侍者——羽人。羽人与其他图腾信仰一样，都具有长生的象征意义，其不是依托于西王母而存在，实际地位也远不及西王母。
在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大量的鸟类图腾，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鸟类的崇拜和敬仰之情。羽人的形象塑造在汉代进入了成熟时期，羽人图案开始出现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壁画上。在壁画系统中，羽人往往起到引导、游戏、侍从、捣药的作用，例如，河南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中，有一持节引领的羽人。捣药羽人、骑兽羽人、戏兽羽人等题材均与羽化升仙相关，这与道教追求长生不死、得道升仙的主旨不谋而合。
南朝帝陵画像砖中的羽人图像是魏晋以来世人对神仙的想象;羽人手持香炉，这是神仙道教科仪的具体表现;香炉上方有缭绕的烟雾，这是神仙道教斋醮活动的重要内容——焚香祝祷。
羽人形象从最初的鸟类图腾，到早期人兽鸟相结合的图像，再到肩生羽翼的人兽鸟身画像，反映了人们对升仙的追求。早期道教神像系统中有着对自然的崇拜，对长生和灵魂自由的渴望。
随着汉代厚葬习俗与升仙观念的盛行，汉画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应运而生，西王母是升仙图中最重要、地位最高的一位神仙。西汉初期，西王母以单人的形象出现。到了东汉时期，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形象作为一种独特的神格出现，独自端坐在龙虎座上，不再与其他神祇一起出现，形成了一种独立的神像崇拜。
在汉代之后，道教逐渐被上层社会推崇，西王母也在道教神仙体系中获得了尊神的地位。西晋时期，西王母在道教神像系统中的地位确立。葛洪在《枕中书》中将西王母的神格与东王父并列，位处元始天王之下，负生育万物之责。西王母象征的长生不老刚好与道教主张的“向生”相吻合，此后，西王母被吸收到道教的神像崇拜队伍中，成为道教里重要的神灵。
人们发现了许多反映西王母长生信仰的实物，这些实物多见于画像石、铜镜以及壁画中。例如微山县两城镇出土的东汉中晚期画像石，其中的西王母端坐，头上栖息着一只鸟，背后有很多云气，两旁分别是伏羲、女娲，正在交尾，尾巴连接着最底端的两只朱雀。
无论是画像石、铜镜还是壁画、摇钱树中的西王母形象，都与升仙主题有关，体现了对生命永恒的追求。西王母信仰中包含的长生不老思想符合道教对长生的追求，西王母也从神话人物转向具有宗教色彩的偶像信仰。
三、前道教艺术与道教艺术的分界
魏晋以来，佛教兴盛，道教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魏晋南北朝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创立了斋醮体系和神祇图谱，带来道教组织形式和修行方式的变化。这时，供道士出家修道的道馆兴起，同时道教造像的绘制也快速发展。现有实物资料表明，真正意义上的道教造像出现于晋宋之际，以太上老君及天尊、真人造像的出现为标志。陕西中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出土了一些石刻的造像碑和单尊造像。
在这之前的一些围绕道教信仰展开的活动以及一些视觉图像都可以被称为前道教艺术。前道教艺术可以分为四类：对自然神秘力量的信仰;对社会权势力量的信仰;对地下世界鬼神的信仰;对人类生命转化、升仙的向往。不论是在前道教艺术还是道教艺术中，“道”的最高信仰地位不会改变，其主要目的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对生命永恒的追求贯穿了前道教艺术与道教艺术。
东汉末期至南北朝，随着道教的正式兴起和神仙谱系的构建，道教图像在铜镜中的表现也发生了变化，西王母不再居于核心地位，多尊神像并存的浮雕式铜镜开始流行。从西汉至两晋，铜镜上的图像越来越丰富，宗教观念越来越浓厚，与道教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建安七年（202）重列式神像镜如图1所示。神像分为上下五层，上方中央有神人坐双鸟座，左侧有一鸟——朱雀，下方中央有一神人，左侧有龟，或谓玄武，其他还有西王母、东王公、黄帝等神像。这一时期的铭文中常见的神像有五帝、天皇、伯牙、朱鸟、玄武、白虎、青龙，少数还有东王公和西王母。
建安年间兴起的重列式神像镜使神像系统出现了全新的排列，众神在镜面上组成了上下五层、内外两圈的构图结构，成为当时最为完备的神像图谱，排列方式与方位对应天象。这类神像镜中，天帝与众神是画面的核心，很少有西王母、东王公。
出土于河南偃师县南蔡庄村的东汉《肥致碑》是道教少见的刻石，它是现存道教石刻纪年最早、字数最多的石碑，且碑文内容与道教传说吻合，如图2所示。在《敬天与崇道——中古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之一》中，刘屹通过考察先秦至汉魏三国的宗教思想发展历程，得出《肥致碑》是在传统的“天”崇拜范畴之内，更像是私学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非有组织的道教团体。
四、结语
道教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早期宗教的艺术和思想，可以说早期的神仙体系是道教体系的来源。北魏以前，道教的核心是长生升仙，北魏以后，道教逐渐形成了一种偶像崇拜。造像碑是特有的宗教文化艺术形式，其中体现的宗教信仰是毋庸置疑的。北朝时期的造像碑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有道像、皇老君、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大道如来、石老君、玉老君、老君、天尊、元始天尊等造像铭记，早起道教尊神系统初步形成。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作者简介：李敏（1995-），女，山东淄博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