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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之要，曰公与清；成家之道，曰俭与勤”。爷爷周恩来对亲戚晚辈关爱适度，但是绝不娇宠溺爱。家风如潺潺流水，清澈透明。
爷爷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父母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爷爷奶奶节衣缩食，帮助家人渡过难关。但是，爷爷重感情更重党性，严格要求亲属不能搞特殊化。家规第一条是：“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1970年夏，父亲从广州军区调到湖南一个基层武装部工作，爷爷奶奶知道后说：“好嘛，从大机关到基层，离老百姓越近越好，越能帮他们解决困难。”可4年后，父亲却冲了“红线”。那是1974年秋，父亲得知爷爷病情后，坐卧不安！他没有按照家规请示爷爷奶奶，就从湖南匆匆赶去北京西花厅。当时，爷爷病情变化已住进医院。请假探望生病的亲人，这事合情合理。但奶奶邓颖超认为不行！她神情严肃地说：“三保（父亲乳名）大小是个武装部领导，说走就走，革命工作放哪去了？再说来西花厅，总得打个招呼嘛！”从此，父亲引为鉴戒。1976年1月8日下午4点，父亲和几兄妹分别收到奶奶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听消息后不到京，坚守各自的工作岗位，化悲痛为力量。”全家人关着门号啕大哭！“听消息后不到京”几个字铁板钉钉，只能坚守岗位，不越雷池一步。
爷爷奶奶教育后辈做到公私分明、秋毫不犯。1974年，北京大雪，天寒地冻。奶奶让秘书送来一件六成新的军大衣和几尺布票，供母亲和小弟御寒。11月中旬，母亲穿着这件军大衣回到湖南。不久，母亲收到奶奶的来信说：“你穿的这件军大衣，过去是借的，我已交付了20元，现在可以安心地穿。”信中附一张警卫团后勤处盖章的20元收据。
在工作上，爷爷的亲属没有一个人受过特殊的照顾。伯伯周保昌是一位铁路工人，叔叔周保章参军转业当了一名工人，姑姑周保庄是铁路普通干部，父亲周保常在省纪委工作，他坦然地说：这辈子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个孩子，四间房子”足矣。
亲属不能打着总理的旗号请求特殊照顾，不能随便坐他的公车，不能白拿公家的东西。在当兵、读大学、留京工作、解决夫妻分居等问题上，周家全都“不通融”。
有一天，爷爷与奶奶外出。晚上，来京探望他们的两位晚辈要去工人俱乐部看戏。当时已经7点多钟，秘书就叫司机开车送他们去。事后爷爷批评说：“这是搞特殊化！破坏了家规。”交代秘书：“记上账，今晚用车交双倍车费，扣我工资。”
1978年恢复高考后，当知青的我（周晓瑾）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当我兴高采烈地跑到西花厅找奶奶时，奶奶给了我一个“闭门羹”，还约法三章，不能想奶奶就往西花厅跑，不能炫耀和她的亲属关系……她特别派秘书赵炜查过我的高考档案，直到确认我“是自己考来的”，她才肯在西花厅见我。那时我正长身体，每次去看奶奶，奶奶会让我吃水果和零食，却含蓄地不留我吃饭。后来听赵炜阿姨和高振普叔叔说，奶奶的粮票和工资是定量的，虽然一个人，还得照顾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有的家里遇灾或别的什么困难，奶奶总是拿出钱和粮票补助他们。周家亲戚百来号人，谁都在西花厅赶饭，奶奶哪受得了？我听后感到一阵阵心酸……
1992年7月11日奶奶不幸逝世。16日晚，我们含泪默默地为奶奶守灵。那晚，7点多钟，西花厅的灯亮了起来，我们多么想再陪奶奶一会啊！这时，一位两鬓斑白的厨师来了！他端来一碗碗面，热乎乎的，送到每位亲戚手上。我颤颤地捧在手上，见面上有一个荷包蛋、一块火腿片、三片青瓜。这是我在西花厅唯一的一顿饭，也是最后的一顿饭啊！著名作家梁衡在《大有大无周恩来》中说：“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而总理的可贵正是党而不私。”
爷爷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父母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爷爷奶奶节衣缩食，帮助家人渡过难关。但是，爷爷重感情更重党性，严格要求亲属不能搞特殊化。家规第一条是：“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1970年夏，父亲从广州军区调到湖南一个基层武装部工作，爷爷奶奶知道后说：“好嘛，从大机关到基层，离老百姓越近越好，越能帮他们解决困难。”可4年后，父亲却冲了“红线”。那是1974年秋，父亲得知爷爷病情后，坐卧不安！他没有按照家规请示爷爷奶奶，就从湖南匆匆赶去北京西花厅。当时，爷爷病情变化已住进医院。请假探望生病的亲人，这事合情合理。但奶奶邓颖超认为不行！她神情严肃地说：“三保（父亲乳名）大小是个武装部领导，说走就走，革命工作放哪去了？再说来西花厅，总得打个招呼嘛！”从此，父亲引为鉴戒。1976年1月8日下午4点，父亲和几兄妹分别收到奶奶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听消息后不到京，坚守各自的工作岗位，化悲痛为力量。”全家人关着门号啕大哭！“听消息后不到京”几个字铁板钉钉，只能坚守岗位，不越雷池一步。
爷爷奶奶教育后辈做到公私分明、秋毫不犯。1974年，北京大雪，天寒地冻。奶奶让秘书送来一件六成新的军大衣和几尺布票，供母亲和小弟御寒。11月中旬，母亲穿着这件军大衣回到湖南。不久，母亲收到奶奶的来信说：“你穿的这件军大衣，过去是借的，我已交付了20元，现在可以安心地穿。”信中附一张警卫团后勤处盖章的20元收据。
在工作上，爷爷的亲属没有一个人受过特殊的照顾。伯伯周保昌是一位铁路工人，叔叔周保章参军转业当了一名工人，姑姑周保庄是铁路普通干部，父亲周保常在省纪委工作，他坦然地说：这辈子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个孩子，四间房子”足矣。
亲属不能打着总理的旗号请求特殊照顾，不能随便坐他的公车，不能白拿公家的东西。在当兵、读大学、留京工作、解决夫妻分居等问题上，周家全都“不通融”。
有一天，爷爷与奶奶外出。晚上，来京探望他们的两位晚辈要去工人俱乐部看戏。当时已经7点多钟，秘书就叫司机开车送他们去。事后爷爷批评说：“这是搞特殊化！破坏了家规。”交代秘书：“记上账，今晚用车交双倍车费，扣我工资。”
1978年恢复高考后，当知青的我（周晓瑾）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当我兴高采烈地跑到西花厅找奶奶时，奶奶给了我一个“闭门羹”，还约法三章，不能想奶奶就往西花厅跑，不能炫耀和她的亲属关系……她特别派秘书赵炜查过我的高考档案，直到确认我“是自己考来的”，她才肯在西花厅见我。那时我正长身体，每次去看奶奶，奶奶会让我吃水果和零食，却含蓄地不留我吃饭。后来听赵炜阿姨和高振普叔叔说，奶奶的粮票和工资是定量的，虽然一个人，还得照顾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有的家里遇灾或别的什么困难，奶奶总是拿出钱和粮票补助他们。周家亲戚百来号人，谁都在西花厅赶饭，奶奶哪受得了？我听后感到一阵阵心酸……
1992年7月11日奶奶不幸逝世。16日晚，我们含泪默默地为奶奶守灵。那晚，7点多钟，西花厅的灯亮了起来，我们多么想再陪奶奶一会啊！这时，一位两鬓斑白的厨师来了！他端来一碗碗面，热乎乎的，送到每位亲戚手上。我颤颤地捧在手上，见面上有一个荷包蛋、一块火腿片、三片青瓜。这是我在西花厅唯一的一顿饭，也是最后的一顿饭啊！著名作家梁衡在《大有大无周恩来》中说：“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而总理的可贵正是党而不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