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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与网友进行在线聊天。这标志着一度被视为“下里巴人”的网络民意正式登上大雅之堂，日益受到重视。
迄今为止，中国网民人数已近2.3亿。
在互联网出现以前，中国人获取信息基本依赖官方媒介和小道消息，广大民众只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互联网改变中国”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给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个变被动为主动的无穷大的“电子广场”，网络汇聚起不同于政府也不顺从于传统媒体的社会民意；无数的“匿名帖子”以其独立的民间视角和立场，自诞生之日起，就不知疲倦地对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作出快速反应，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网络使人们增强了参政议政的能量，大大强化了社会监督作用。从当年的“刘涌案”、“马德案”，到“黄金高案”、“周老虎案”等，无不在网络民意的巨大压力下，抽丝剥茧，显出事实真相。受监督的不仅是政府，也包括社会各界，从“宝马车撞人案”的追踪，到电影《色戒》的大讨论，网络民意似乎从一开始就发散出中低层民众与边缘思潮的声音，通过对自身言论空间的拓展和对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的清理，进而发挥出社会群体参与政治博弈的主要功能，其效率之高、影响之大，比之由知识精英掌握话语权的传统媒体，有着明显的优势。
同时，作为一种非官方、非精英的表达方式，网络民意与传统媒体及官方的表达也构成了一种相互刺激和竞争的关系。2008年4～5月发生在各地的“家乐福事件”就集中体现了三者的这种关系。网络民意自成一派，其中既有发泄情绪的冲动一面，也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混杂交织的本真一面。至于其他发起于网络，中止于媒体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最近的黑龙江省“富锦粮库亏空案”最早就发起于网络，在地方政府不断否认的情况下，传统媒体深入调查不断追踪，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网络民意和传统媒体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传播的时效性和真实性上，而且体现在对是非善恶的道德评判上，形成对真相和正义的竞相追逐局面。在这种追逐中，各自赢得公信力和话语地位。正是由于网络民意的触角无所不在，能够对发生在社会每一角落的事件作出及时反应，并提供第一手的证据或资料，才使得对真相的隐瞒、对是非的遮蔽越来越难做到。这迫使官方与传媒加快转变和进取，使中国人享有前所未有的知情权和日渐全面、丰富和高质量的信息服务。网络民意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话语权力格局和利益博弈方式，改变了极度失衡的强势和弱势群体力量对比，使执政党主导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的目标真正有了成为现实的可能。
网络民意的积极作用还体现在对完善社会制度的影响上。以“孙志刚事件”为例，网络民意直接推进了社会管理制度的改变，这在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可能做到。因此，有人说，网络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公民社会，正在影响从社会政治到人民生活方式的诸多方面。而《中国青年报》最近的一份调查也显示，越来越多的官员上网收集民意，71.9%的公众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开始重视网络民意，网络表达将成为中国式民主建设的新通道。果真若此，真是一件幸事。
不过也有人看到网络民意的不足，认为它固然可以促进中国走向开放社会，但同时也会为各种思潮提供土壤，本质上仍属于虚拟民意，不时还会体现少数人的暴政倾向，同时又容易被操纵，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这种意见不乏卓见）。
因此，政府既要充分重视互联网时代虚拟民意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制度缺陷，将网络适时导入国家制度改革之正途，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参与、影响并引导网络民意，扬善祛恶，彼此形成良性互动——而这，才是网络民意改变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关键所在。
（原载《凤凰周刊》2008年第20期，本刊略有改动）
迄今为止，中国网民人数已近2.3亿。
在互联网出现以前，中国人获取信息基本依赖官方媒介和小道消息，广大民众只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互联网改变中国”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给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个变被动为主动的无穷大的“电子广场”，网络汇聚起不同于政府也不顺从于传统媒体的社会民意；无数的“匿名帖子”以其独立的民间视角和立场，自诞生之日起，就不知疲倦地对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作出快速反应，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网络使人们增强了参政议政的能量，大大强化了社会监督作用。从当年的“刘涌案”、“马德案”，到“黄金高案”、“周老虎案”等，无不在网络民意的巨大压力下，抽丝剥茧，显出事实真相。受监督的不仅是政府，也包括社会各界，从“宝马车撞人案”的追踪，到电影《色戒》的大讨论，网络民意似乎从一开始就发散出中低层民众与边缘思潮的声音，通过对自身言论空间的拓展和对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的清理，进而发挥出社会群体参与政治博弈的主要功能，其效率之高、影响之大，比之由知识精英掌握话语权的传统媒体，有着明显的优势。
同时，作为一种非官方、非精英的表达方式，网络民意与传统媒体及官方的表达也构成了一种相互刺激和竞争的关系。2008年4～5月发生在各地的“家乐福事件”就集中体现了三者的这种关系。网络民意自成一派，其中既有发泄情绪的冲动一面，也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混杂交织的本真一面。至于其他发起于网络，中止于媒体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最近的黑龙江省“富锦粮库亏空案”最早就发起于网络，在地方政府不断否认的情况下，传统媒体深入调查不断追踪，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网络民意和传统媒体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传播的时效性和真实性上，而且体现在对是非善恶的道德评判上，形成对真相和正义的竞相追逐局面。在这种追逐中，各自赢得公信力和话语地位。正是由于网络民意的触角无所不在，能够对发生在社会每一角落的事件作出及时反应，并提供第一手的证据或资料，才使得对真相的隐瞒、对是非的遮蔽越来越难做到。这迫使官方与传媒加快转变和进取，使中国人享有前所未有的知情权和日渐全面、丰富和高质量的信息服务。网络民意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话语权力格局和利益博弈方式，改变了极度失衡的强势和弱势群体力量对比，使执政党主导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的目标真正有了成为现实的可能。
网络民意的积极作用还体现在对完善社会制度的影响上。以“孙志刚事件”为例，网络民意直接推进了社会管理制度的改变，这在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可能做到。因此，有人说，网络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公民社会，正在影响从社会政治到人民生活方式的诸多方面。而《中国青年报》最近的一份调查也显示，越来越多的官员上网收集民意，71.9%的公众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开始重视网络民意，网络表达将成为中国式民主建设的新通道。果真若此，真是一件幸事。
不过也有人看到网络民意的不足，认为它固然可以促进中国走向开放社会，但同时也会为各种思潮提供土壤，本质上仍属于虚拟民意，不时还会体现少数人的暴政倾向，同时又容易被操纵，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这种意见不乏卓见）。
因此，政府既要充分重视互联网时代虚拟民意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制度缺陷，将网络适时导入国家制度改革之正途，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参与、影响并引导网络民意，扬善祛恶，彼此形成良性互动——而这，才是网络民意改变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关键所在。
（原载《凤凰周刊》2008年第20期，本刊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