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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研究的基础，分析了媒体在对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上的作为和缺陷。
[关键词]失地农民 利益表达 媒体作为
当前，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快，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大部分的土地都来源于农民的耕地，这直接造成城郊失地农民日益增多。失地农民的利益问题已经成为热点社会问题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近年来时有发生。从而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就保障失地农民利益问题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不仅仅涉及到土地制度、征地补偿等问题，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也是重要的一方面，有些农民之所以采取极端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受阻，而在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上，媒体本应当大有作为。
媒体是失地农民
利益表达的重要途径
当今，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为公共信息沟通和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和工具。正如刘华蓉在《大众传媒与政治》中指出的那样，“大众传播媒介以它影响的广泛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弥补了政府部门可能存在的不足，它为公民提供了政治表达最迅速、最广泛、最丰富的渠道。”“有问题找媒体”正逐渐成为当前很多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一种方式。，而大众媒体的确为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平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大众传媒传播的丰富的信息和内容大大拓宽了失地农民的视野，通过对国家有关农地权属和土地征用等方面的法律规定的宣传，对土地征用相关政策出台的背景的报道，提高了失地农民在征地中的知情获悉的权利，使农民能够及时获悉了解自己在土地方面的权益和在土地征用中的地位，从而根据法律法规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2)失地农民在一般状态下是个人化的、分散的，媒体对失地农民话语的集中传递能够将零散的话语进行聚合化的传播，将其话语达到最大化，表现出相对的强效性。
(3)从农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包括信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等)来看，都必须通过一定的中间渠道，而大众传媒则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通道，把失地农民的利益诉求反映出来，从而引起政府的重视和决策层的关注。
媒体的种种传播特点和优势为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但是，还存在诸多的问题。
媒体在失地农民利益
表达方面存在的不足
我国的媒体历来重视宣传功能，将报道和宣传的重点放在公众舆论的引导和主旋律报道和主流意识形态报道上，而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表面上看起来不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特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失地农民不仅是现实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也是新闻媒体中的弱势群体。同时，失地农民由于自身原因和外部条件等原因，缺少为其代言、发声的组织，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足够的话语权。从而不利于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
作者在此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研究的基础，对新闻媒介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媒介歧视”作简单的探讨。其中“场域”、“习性”和“资本”是理解布尔迪厄传媒思想的关键概念。所谓场域，是指“一些关系集合，一个场域由依附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把各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就表现为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用布尔迪厄自己的话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布尔迪厄同时认为场域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各个场域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变化和演进之中，它是一个永恒斗争的场所，每个获准进入场域的行动者必然会受到场域逻辑的压力，而“习性”和“资本”则在场域中得到了融合。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出发，我们看到随着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日益多元化，媒介作为不同权利通过博奔而争夺“符号资本”的场域，所代表和呈现的话语也越来越多元化，作为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重要途径之一的媒体。也在由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等各种权力博弈互动中完成了对失地农民媒体中的利益表达。
政治权力对媒体进行
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影响和控制
目前，我国媒体实行的是“事业管理，企业化经营”的模式。媒体实行市场化运作，自负盈亏，必然追逐经济利益。但是在当前的媒介体制框架内，媒介组织必然受到政治力量的主导和控制，且这种控制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政治权力对媒介组织进行影响和控制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中宣部、各地的宣传主管部门向媒介组织下达的有关规定和文件，从而对传媒进行宏观上的政治上的领导，引导传媒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做正面的宣传，并对传媒进行跟踪管理和监察工作，建立审查(审读、审听、审看)制度。在此场域中，媒介组织的博弈空间相对较小。
由于征地所带来的失地农民问题是伴随着我国在不断推进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出现的比较典型的问题之一，已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是制度的缺陷造成的的问题。这样一个涉及到体制问题的敏感话题，并非短时间就可以解决，作为社会政治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大众传媒，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努力协调不同的利益主体，调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媒体按照党的政策，要当好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喉舌。既要敢于为农民说话，又要有利于问题解决。若是把握不好分寸，就可能会触及到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对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产生负面的影响，受到批评。为了规避风险，不少的媒体选择回避或者少报道这类敏感的新闻，借以通过这种方式与政治权力的冲突最小化。或直接将其消失于新闻场域内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媒体对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从维护自身形象等角度对媒体进行公关，避免相关事件见诸媒体对政府形象等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力量的博弈对新闻的生产实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控制。
经济权力对媒体进行
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影响和控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替代再分配体制成为中国主导性的经济整合机制。社会阶层的分化产生了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中国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
利益集团一般具有明确的利益倾向性，这种利益倾向性促使它们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和地方总会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这些利益集团在表达意见方面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既具有表达意见的冲动，又具有表达意见的能力，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往往会影响到政府的决策。
[关键词]失地农民 利益表达 媒体作为
当前，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快，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大部分的土地都来源于农民的耕地，这直接造成城郊失地农民日益增多。失地农民的利益问题已经成为热点社会问题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近年来时有发生。从而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就保障失地农民利益问题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不仅仅涉及到土地制度、征地补偿等问题，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也是重要的一方面，有些农民之所以采取极端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受阻，而在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上，媒体本应当大有作为。
媒体是失地农民
利益表达的重要途径
当今，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为公共信息沟通和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和工具。正如刘华蓉在《大众传媒与政治》中指出的那样，“大众传播媒介以它影响的广泛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弥补了政府部门可能存在的不足，它为公民提供了政治表达最迅速、最广泛、最丰富的渠道。”“有问题找媒体”正逐渐成为当前很多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一种方式。，而大众媒体的确为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平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大众传媒传播的丰富的信息和内容大大拓宽了失地农民的视野，通过对国家有关农地权属和土地征用等方面的法律规定的宣传，对土地征用相关政策出台的背景的报道，提高了失地农民在征地中的知情获悉的权利，使农民能够及时获悉了解自己在土地方面的权益和在土地征用中的地位，从而根据法律法规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2)失地农民在一般状态下是个人化的、分散的，媒体对失地农民话语的集中传递能够将零散的话语进行聚合化的传播，将其话语达到最大化，表现出相对的强效性。
(3)从农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包括信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等)来看，都必须通过一定的中间渠道，而大众传媒则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通道，把失地农民的利益诉求反映出来，从而引起政府的重视和决策层的关注。
媒体的种种传播特点和优势为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但是，还存在诸多的问题。
媒体在失地农民利益
表达方面存在的不足
我国的媒体历来重视宣传功能，将报道和宣传的重点放在公众舆论的引导和主旋律报道和主流意识形态报道上，而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表面上看起来不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特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失地农民不仅是现实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也是新闻媒体中的弱势群体。同时，失地农民由于自身原因和外部条件等原因，缺少为其代言、发声的组织，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足够的话语权。从而不利于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
作者在此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研究的基础，对新闻媒介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媒介歧视”作简单的探讨。其中“场域”、“习性”和“资本”是理解布尔迪厄传媒思想的关键概念。所谓场域，是指“一些关系集合，一个场域由依附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把各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就表现为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用布尔迪厄自己的话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布尔迪厄同时认为场域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各个场域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变化和演进之中，它是一个永恒斗争的场所，每个获准进入场域的行动者必然会受到场域逻辑的压力，而“习性”和“资本”则在场域中得到了融合。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出发，我们看到随着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日益多元化，媒介作为不同权利通过博奔而争夺“符号资本”的场域，所代表和呈现的话语也越来越多元化，作为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重要途径之一的媒体。也在由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等各种权力博弈互动中完成了对失地农民媒体中的利益表达。
政治权力对媒体进行
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影响和控制
目前，我国媒体实行的是“事业管理，企业化经营”的模式。媒体实行市场化运作，自负盈亏，必然追逐经济利益。但是在当前的媒介体制框架内，媒介组织必然受到政治力量的主导和控制，且这种控制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政治权力对媒介组织进行影响和控制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中宣部、各地的宣传主管部门向媒介组织下达的有关规定和文件，从而对传媒进行宏观上的政治上的领导，引导传媒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做正面的宣传，并对传媒进行跟踪管理和监察工作，建立审查(审读、审听、审看)制度。在此场域中，媒介组织的博弈空间相对较小。
由于征地所带来的失地农民问题是伴随着我国在不断推进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出现的比较典型的问题之一，已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是制度的缺陷造成的的问题。这样一个涉及到体制问题的敏感话题，并非短时间就可以解决，作为社会政治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大众传媒，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努力协调不同的利益主体，调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媒体按照党的政策，要当好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喉舌。既要敢于为农民说话，又要有利于问题解决。若是把握不好分寸，就可能会触及到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对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产生负面的影响，受到批评。为了规避风险，不少的媒体选择回避或者少报道这类敏感的新闻，借以通过这种方式与政治权力的冲突最小化。或直接将其消失于新闻场域内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媒体对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从维护自身形象等角度对媒体进行公关，避免相关事件见诸媒体对政府形象等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力量的博弈对新闻的生产实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控制。
经济权力对媒体进行
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影响和控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替代再分配体制成为中国主导性的经济整合机制。社会阶层的分化产生了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中国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
利益集团一般具有明确的利益倾向性，这种利益倾向性促使它们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和地方总会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这些利益集团在表达意见方面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既具有表达意见的冲动，又具有表达意见的能力，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往往会影响到政府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