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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解读
按：二零一二年九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前东德总理汉斯·莫德罗先生的《我眼中的改革》，对柏林墙倒塌和社会主义阵营崩塌做了回顾与反思。值此书出版之际，莫德罗应邀来到了中国，《读书》借此机会邀其到编辑部与几位不同专业的学者进行了交流，这里刊发其中两位学者的文章，对此讨论做一反映。
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承认“柏林墙”的倒塌是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塌的象征，都承认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先生是东德最后一任总理，不仅是这一巨大事变的见证者，而且是“直接当事人”。不论是否赞同他的观点，他的回忆与思考，都值得重视。
他在回忆录《我眼中的改革》中反复申明，直到现在，他仍是社会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最终一定能实现。柏林墙倒塌后，他仍一直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从一九九四年起进入德国联邦议会，任民主社会主义党名誉主席。因此，对包括东德在内的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坍塌，他是惋惜的，沉痛的，甚至是愤怒的。
眼看自己几十年来一直参与创建的事业轰然而倒，确难无动于衷、纯然客观。然而，他的反思却是深刻的，并未让感情完全遮蔽理智。
对“斯大林模式”经济方面的弊病，他反思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由国家的行政官僚机构管理企业，没有市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企业无主，没有所有者，企业管理者对企业没有责任心。二、中央计划部门没有足够的信息，不知道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也不知道需要多少。计划部门的计划指标实际是主观的，规定产品的种类与数量，如果提出的计划完不成，就开始修订计划。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少企业并未完成计划，而上报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计划，以争取更多的资金和原材料。计划部门对此心知肚明，但又没有办法。“简而言之，这种计划是空的，无法落实，生产与消费脱节。不是生产匮乏就是生产过剩，其结果是造成国民财富严重浪费，劳动产品贱价销售。谁也不对出现的情况承担责任。”三、国家价格委员会的定价说到底是主观的：“显然，不是市场供需关系和商品的利用与使用价值，不是生产的消耗确定价格，而是某个部门的主观意志在主宰和确定市场价格。”四、由于是划拨，所以商品质量好坏对商品销售无影响。最后，他的结论是：“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独立的，它们不能为生产组织做计划，也不能管理生产组织，因为国家计划部门在牵着企业的鼻子走。不仅任何一个党的书记如此，任何一个党的和国家的地方单位，都可以干预企业的内部事务。上级领导人或领导部门的意见和指令比计划、经济更重要，更具权威性。最后，一切后果都落到企业头上，不管它能否承受得了。”（23—25页）
对“斯大林模式”政治方面的弊病，他反思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失去了在各个环节上不断革新党的行之有效的民主机制”，“没有民主机制，正是我们的模式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不民主的最大的缺欠或者说最大特点是领袖的个人专断独裁：“共产党员的希望、追求和理想寄托在党的领导人身上，特别是寄托在领袖个人身上。宣传机器花大量时间和篇幅宣扬领袖。党的主席或者总书记成了党的集体智慧的化身，他的任何一次讲话和任何一种思想都不仅被视为是正确的，而且还被看成是人类智慧的顶峰。他的言论和文章被到处引用、学习和背诵。他的语录被写在山头和金属板上，像广告一样四处张贴。”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领导人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所以罢免他也就没有按照民主的程序。他要么死在工作岗位上，要么被推翻。”（11—12页）
由于没有民主，也就无人敢讲真话。身居高位的他对旧体制的弊病早有所感，有所疑惑。他记得一九八二年秋，有次与自己的好友、统一社会党中央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长谈话时，略微透露了自己的一点疑惑。这位好友只是点了点头，一言未发。他如实写道：“这是当时许多人的一种选择：好多人很悲观，大家想到了也看到了问题，但是谁也没有勇气当众说出来。大家人云亦云，谨小慎微，因为谁也不愿意捅破那层窗户纸。我俩也不例外。”（5页）
因此，他非常钦佩赫鲁晓夫敢于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由于赫鲁晓夫勇敢地站出来谴责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的错误，甚至罪责，所以一举成名，确立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然而，有些教条主义者却罔顾事实，认为社会主义的崩溃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当然，赫鲁晓夫也没有使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党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我看来，他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是成功的，从而结束了‘对人的神化’，但是，他的这一批判对总书记的权力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12页）遗憾的是，勃列日涅夫中断了赫鲁晓夫开始的改革，使苏联，甚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陷入停滞期，丧失了改革的机遇。
与高度肯定赫鲁晓夫形成鲜明对照且使人更感“新奇”的是，莫德罗对戈尔巴乔夫却是严厉批判，基本否定。在他笔下，戈氏完全背叛了社会主义，是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掘墓人。一九八九年之前，因他主张改革，被一些人称为“德国的戈尔巴乔夫”，对此，他感到“羞耻”。此论“新奇”处在于，肯定赫鲁晓夫者，总是肯定戈尔巴乔夫，否定赫鲁晓夫者，总是否定戈尔巴乔夫；反之，肯定戈尔巴乔夫者，总是肯定赫鲁晓夫，否定戈尔巴乔夫者，总是否定赫鲁晓夫。无论肯定否定、否定肯定，赫与戈，从来被视为“同类”。而莫德罗却将赫、戈做如此分明的分离、如此尖锐的对立，明显有自己的感情因素。
虽然他对戈氏抨击批评甚厉，但对戈氏提出的“公开性”却能克服自己的感情表示赞同，而不同意他的上级、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对公开性的指责。由于戈氏提出公开性，大量革命历史上长期的禁忌、秘密被迅速公开。对此，他的态度和观点是：“我承认，某些言论确实过分了，令我难受。但是，我宽慰自己：当打开拦河坝的闸门放水时，同水一起流出来的还有垃圾漂浮在脏水面上。等到水面平静下来，一切脏东西都会重又沉到水底。我作为一个政治家，当然知道任何一个坏消息都会伤害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坚信，只有事实本身能够帮助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是完全对的。如果我们的大厦建立在撒谎的基础之上，那它是不会牢固的。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让阶级敌人看到我们的缺点呢？”“我想，敢于承认这段历史，这是勇气的表现，长远看来，会给我们带来同情，而不说明我们怯懦和束手就擒。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应该忠诚老实，说实话。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并不只去考虑阶级敌人有何反应。一个普通的常识是，我们不会在别人面前脱掉衣服显眼露丑，但是如果别人总站在那儿不离开，你也只好去解决自己的内在需要。”因此，他对昂纳克的观点提出批评：“昂纳克在权力问题上十分敏感。他知道，任何一个历史事实如果对我们不利，不是在恭维奉承我们，那社会主义的形象就会失去光辉。他和那些宣传家们几十年来就是在绘制这幅图画……他的逻辑是，油漆一旦被刮出裂缝，那就没有任何办法补救了。”（15页）
敢于正视历史，也就敢于承认现实、敢于承认长期以来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并非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果真要做到名副其实，就应该按照另外的方式建立。”（17页）他所谓“另外的方式”，就是以“布拉格之春”为代表的东欧改革者在几十年前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他再三强调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全书的结尾，他再次申明：“对我来说，唯一不变的选择就叫民主社会主义。”（172页）这是他的理智，也是他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