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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21世纪，一股以关注人类与地球存在危机、防止与减轻生态灾难、寻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浪潮正在各种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代表，生态小说《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尝试用精妙的想象、复杂的叙事以及警策的话语展露自然被破坏的惨烈现实，批判科技理性至上的思想观念，在对人类文明历史的追忆中拷问人与自然关系，具有浓厚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特的审美意蕴。
关键词：《玛拉和丹恩历险记》生态隐喻生态批判生态追忆
被世人尊称为女权偶像人物的英国文学祖母多丽丝·莱辛在1999年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小说以史诗般的宏伟篇章、预言式的艺术笔调描绘了人类文明消失后的世界图景。小说主人公玛拉和丹恩是大陆南端莫洪迪部族的王室后裔，在部族战乱中，姐弟二人的处境极其艰难。整个非洲大陆遭遇干旱，为了生存，玛拉和丹恩只得随着人群迁移至有水的北方。在这段惊心动魄的逃生旅途上，对水、食物、尊严、自由以及人与人最原始的关怀与爱的向往与追求成为小说叙事的主要线索。小说中，作家抛弃了众多生态小说对现实社会生态危机的揭露热情和对未来乌托邦和谐社会的伟大幻想，将洪荒时代人的生存需求、种族的退化、文明的陨落作为核心内容，表达了作家对当代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人文精神、社会政治、民族关系、文明进程等深层危机的忧虑和思考。
一末世图景的生态隐喻
著名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依尔在《环境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形成》中指出：“启示录是当代环境想象的一个最有力量的核心隐喻。”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作家通过刻画一个一片干涸、水蝎、蜥蜴、恶龙遍布的蛮荒世界来揭示当代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恶性后果，通过玛拉与丹恩在北上途中的冒险经历、所见所闻勾勒了一幅令人充满畏惧、惊恐的末世图景，就仿佛是一部当代生态危机的启示录，一部人类生存现状的警示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小说真实地刻画了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后满目疮痍的颓败镜像。一场穿过峡谷的山洪爆发了，巨大的洪流使土岸坍塌，因干旱而灭绝的古动物尸骨群出现了；一个叫拉斯塔姆的城市，因干旱动物植物都死光了，沙尘暴刮得昏天黑地，填满了房屋，掩埋了花园；一场大火在山顶上喷出火焰，因干旱死掉的枯树成片燃烧起来：“翘起的树枝像枯朽的骨头，树皮剥落，木头干裂。每条裂缝中都住着很多昆虫……但现在不是这样了：火焰吞噬了一切，它们都消失了……不同的树死后留下的木干也不同，有的很轻、很疏松，有的很重、很硬，用手指甲都掐不动”。小说涂抹的艺术色调是极其晦涩、黑暗的，其实质是要展现在遭遇生态灾难后，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正如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所说：“自然界以其漠然或敌意与生命对抗，从而产生一种无序与残酷斗争的图景。”
在小说中，这个充满无序因子的自然世界，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恐惧，形成了一种慌乱、阴森鬼魅的艺术氛围，实质上是教导人类应该重拾对自然的敬畏之感，检视自己妄自尊大的人类中心主义行径。
其次，小说生动地再现了人类面对基本生存资料极度匮乏的困窘境地。在小说中，水的意象一直贯穿始终，玛拉干燥的嘴唇、焦渴干裂的皮肤，已经干涸的山涧溪流附近堆积的动物死尸，房屋内蓄水缸盖子上面的水蝎子，都在传递着生命对水的迫切需要；无论是开篇之时玛拉与弟弟在石牢里对水的渴望，还是在北上的夜晚保护水的举动，亦或是洪水来临时不顾生死的水中嬉戏，都在诉说着不可再生能源遭到破坏之后人类生存的艰难局面。另一极其切近主题的意象是食物，在小说中，人的存在价值已经降格为对食物的捍卫和争夺之中，当玛拉与丹恩在戴玛的石屋中避难时，一面要提防蜥蜴、恶龙等饥饿动物的攻击，还要警惕其他部落人对食物的抢夺；强大的饥饿感甚至改变了物种的生物机能，一些食草动物变成了食肉动物，体型硕大、四处觅食的巨型蜥蜴已经开始攻击人类，蚕食死尸；一些昆虫越长越大，棕褐色的肥胖身体，闪闪发光，成群结队袭击村里的牲口……倘若曾经的人类奴役与宰杀了自然，那么，这部小说就是要说明这样一个真理,“那些特殊要素——天空、空气、土地、风和水——将对我们采取敌对态度。它们的愤怒将是可怕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反乌托邦叙事成功地完成了其隐喻的功能，拉响了关注能源枯竭、污染，提升环境保护意识的生态警报。
二科技至上的生态批判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法和逻辑，也在深层上促使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如何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及价值作出判断和重估是生态小说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正如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指出的：“我们到达了一个‘巨科学’的时代，技术—科学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力量”，“这个释疑的、致富的、征服性的和硕果累累的科学也愈益使我们面临严重的问题，……这个解放人的科学同时也带来奴役人的可怕的可能性，这个生机勃勃的认识也产生着消灭人类的威胁。”早在19世纪，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就在其小说《弗兰肯斯坦》中对科学技术奴役人、摧毁人的可怕后果做出了第一次预告；新世纪初，加拿大生态作家阿特伍德在《羚羊与秧鸡》中也表达了人类处在基因操纵和生物控制时代面临的生存极限，与上述两种艺术表达路径截然不同的是，《玛拉和丹恩历险记》采用了一种迂回、后退的叙事策略，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科学技术的高明和万能，感受不到唯科技至上的自信与骄傲，相反，源于科学技术创造的经久耐用、永不破坏的金属器具，永远穿不坏的料子，都在这个几千年之后的蛮荒之地失却了曾经的价值光环：戴玛认为这样的东西丑陋、单调、枯燥和乏味，她们把这些送给了石人，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传统，耕种织布，使用用粘土烧制的碟子、罐子、坛子；在今天被称为人类最伟大发明之一的飞机在小说中被称为飞行器，它的使用看起来更像是依靠人力驱赶的马车；曾经可以精确击中世界任何一个目标的武器，它在玛拉的意识中根本不曾存在。戴玛说：“曾经有一个文明—— 一种生活方式——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新事物。他们有科学—— 一种发现事物成因的思维方式——他们不断制造新机器和金属……”那个曾经高昂人的理性价值、崇尚发明、滥用科技的恢弘时代在莫洪迪人的回忆中被弱化为一段尘封的历史往事。
在小说中，作家并没有直接批判科技至上的思想观念是导致自然环境恶化的深层原因，而是转而叙写人类自然生命的弱化、孕育生命的艰难，在这种情节的布设中更能从根本上凸显作家对过度依赖科学技术的当下生活的深刻批判。小说中有一个叫艾达的妇人，掌管女奴。她手上戴满戒指，衣着干净、头发光洁，脖子上挂着彩珠，身上散发着香甜的味道，这个人的出现让骨瘦如柴、脏乱不堪的玛拉感觉到震惊，她不知道在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还能有人拥有这样的生活。随着讲述的深入，艾达的悲惨命运渐次展开，她一次次怀孕，但却没有一个孩子可以活下来，所以她让女奴们过着整洁、甜美、安逸的生活,以帮助她完成拥有孩子的梦想。为了应对生育能力下降、新生儿减少的现状，社会伦理道德也发生了变化：一个男人可以有两个妻子，一位妻子也可以有两位丈夫。小说中基拉与詹、与朱巴、与德拉马斯的情感纠缠，玛拉对男性的惧怕、对怀孕的恐慌，面对新生儿的出生流泪的女人们等场面的刻画,表现出作家对人类自然生命的真诚关怀。
三文化历史的生态追忆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的进程大致经历了黄色的农业文明和黑色的工业文明两个时期，这两个阶段的人类文明成果都是以对自然的奴役和戕害、对能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的，人类肆无忌惮干扰自然世界进程的同时，生物圈的平衡被打破了，人类生存的家园被践踏了，文明的故乡最后演化成了文明的墓地。在沉重的生态危机降临后，人类文明将处在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之中，绿色的生态文明呼之欲出，一种“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的生态思潮正在改变着人类认知自然的思维方式。小说《玛拉和丹恩历险记》正是以玛拉对祖先的追寻、对历史的探究、对人类曾经拥有的辉煌文明的追忆，深切表达了作家对人类文明历史未来走向的忧虑。
作家在小说中首先表达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隐忧：“在一万二千年的冰川间隔期中，曾经存在一段人类发展的历史，从原始蛮荒发展到高度文明。我们曾经极力保护的所有文明、语言、城市、技术和发明、农场、花园、森林、小鸟及野兽，将在漫长的历史中变成一句话或一段描述。”在作家看来，生态危机的降临不仅使对食物、对住房、对自由、对生存的尊严和价值感取代了现代文明对意识形态、社会权威、宗法秩序、等级制度的重视，而且，也在思想文化层面提出了一个如何拒绝遗忘历史的崭新问题。《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玛拉这一人物被作家赋予了一种反思人类历史文明、延续人类存在历史的使命。她最初从莫洪迪家族的老人戴玛那里获得了对人类历史的零散认识，但是她对世界、寺庙、几千年、百万、天、星期或年这样一些词的来源和意义仍旧是模糊的；她从一堵堵古墙上雕刻的故事来想像曾经居住过的民族和年代，在石雕和石灰面的彩绘技术中萌生对古老文明的向往。作为小女孩的玛拉，在如此漫长的时间画轴中感到惊慌失措，她浑身颤抖地抱着戴玛说：“他们就这么消失了，不见了，可是他们曾经在这里住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什么都不了解。”可见，历史文明的断裂造成了人类生存感的丧失，它将人类抛掷在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真空中。如何战胜历史遗忘的恐惧一直是小说讲述的另一个主题，作家借坎达斯之口再现历史：曾经有一座城市，建造它就是为了保存历史、资料和书籍，它本身就是一种记忆体，记录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借德拉马斯之口重述艾弗里克洲哈德隆国的历史。饶有意味的是，从布满灾难的南方北上的经历也被看做是一段不可抹杀的人类历史，玛拉不仅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也是记载这段历史的记忆人：自然既带给了人类巨大的生存考验，山洪、泥石流、食物短缺、物种灭绝，同时也修缮了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让亲情、关爱、责任与荣誉感重新变成人类生活的思想基底。在这个意义上，《玛拉和丹恩历险记》既是人类文明衰落、损毁之后的历史挽歌，同时，又是人类寻找诗意栖居之地的生态序曲。
参考文献：
[1] 袁霞：《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学林出版社，2010年版。
[2]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刘耳、叶平译：《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法]埃德加·莫兰，陈一壮译：《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王诺：《儒家生态思想与西方生态整体主义》，《跨文化对话》，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5] [英]多丽丝·莱辛，苗争光、陈颖译：《玛拉和丹恩历险记》，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关键词：《玛拉和丹恩历险记》生态隐喻生态批判生态追忆
被世人尊称为女权偶像人物的英国文学祖母多丽丝·莱辛在1999年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玛拉和丹恩历险记》，小说以史诗般的宏伟篇章、预言式的艺术笔调描绘了人类文明消失后的世界图景。小说主人公玛拉和丹恩是大陆南端莫洪迪部族的王室后裔，在部族战乱中，姐弟二人的处境极其艰难。整个非洲大陆遭遇干旱，为了生存，玛拉和丹恩只得随着人群迁移至有水的北方。在这段惊心动魄的逃生旅途上，对水、食物、尊严、自由以及人与人最原始的关怀与爱的向往与追求成为小说叙事的主要线索。小说中，作家抛弃了众多生态小说对现实社会生态危机的揭露热情和对未来乌托邦和谐社会的伟大幻想，将洪荒时代人的生存需求、种族的退化、文明的陨落作为核心内容，表达了作家对当代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人文精神、社会政治、民族关系、文明进程等深层危机的忧虑和思考。
一末世图景的生态隐喻
著名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依尔在《环境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形成》中指出：“启示录是当代环境想象的一个最有力量的核心隐喻。”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作家通过刻画一个一片干涸、水蝎、蜥蜴、恶龙遍布的蛮荒世界来揭示当代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恶性后果，通过玛拉与丹恩在北上途中的冒险经历、所见所闻勾勒了一幅令人充满畏惧、惊恐的末世图景，就仿佛是一部当代生态危机的启示录，一部人类生存现状的警示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小说真实地刻画了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后满目疮痍的颓败镜像。一场穿过峡谷的山洪爆发了，巨大的洪流使土岸坍塌，因干旱而灭绝的古动物尸骨群出现了；一个叫拉斯塔姆的城市，因干旱动物植物都死光了，沙尘暴刮得昏天黑地，填满了房屋，掩埋了花园；一场大火在山顶上喷出火焰，因干旱死掉的枯树成片燃烧起来：“翘起的树枝像枯朽的骨头，树皮剥落，木头干裂。每条裂缝中都住着很多昆虫……但现在不是这样了：火焰吞噬了一切，它们都消失了……不同的树死后留下的木干也不同，有的很轻、很疏松，有的很重、很硬，用手指甲都掐不动”。小说涂抹的艺术色调是极其晦涩、黑暗的，其实质是要展现在遭遇生态灾难后，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正如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所说：“自然界以其漠然或敌意与生命对抗，从而产生一种无序与残酷斗争的图景。”
在小说中，这个充满无序因子的自然世界，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恐惧，形成了一种慌乱、阴森鬼魅的艺术氛围，实质上是教导人类应该重拾对自然的敬畏之感，检视自己妄自尊大的人类中心主义行径。
其次，小说生动地再现了人类面对基本生存资料极度匮乏的困窘境地。在小说中，水的意象一直贯穿始终，玛拉干燥的嘴唇、焦渴干裂的皮肤，已经干涸的山涧溪流附近堆积的动物死尸，房屋内蓄水缸盖子上面的水蝎子，都在传递着生命对水的迫切需要；无论是开篇之时玛拉与弟弟在石牢里对水的渴望，还是在北上的夜晚保护水的举动，亦或是洪水来临时不顾生死的水中嬉戏，都在诉说着不可再生能源遭到破坏之后人类生存的艰难局面。另一极其切近主题的意象是食物，在小说中，人的存在价值已经降格为对食物的捍卫和争夺之中，当玛拉与丹恩在戴玛的石屋中避难时，一面要提防蜥蜴、恶龙等饥饿动物的攻击，还要警惕其他部落人对食物的抢夺；强大的饥饿感甚至改变了物种的生物机能，一些食草动物变成了食肉动物，体型硕大、四处觅食的巨型蜥蜴已经开始攻击人类，蚕食死尸；一些昆虫越长越大，棕褐色的肥胖身体，闪闪发光，成群结队袭击村里的牲口……倘若曾经的人类奴役与宰杀了自然，那么，这部小说就是要说明这样一个真理,“那些特殊要素——天空、空气、土地、风和水——将对我们采取敌对态度。它们的愤怒将是可怕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反乌托邦叙事成功地完成了其隐喻的功能，拉响了关注能源枯竭、污染，提升环境保护意识的生态警报。
二科技至上的生态批判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方法和逻辑，也在深层上促使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如何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及价值作出判断和重估是生态小说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正如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指出的：“我们到达了一个‘巨科学’的时代，技术—科学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力量”，“这个释疑的、致富的、征服性的和硕果累累的科学也愈益使我们面临严重的问题，……这个解放人的科学同时也带来奴役人的可怕的可能性，这个生机勃勃的认识也产生着消灭人类的威胁。”早在19世纪，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就在其小说《弗兰肯斯坦》中对科学技术奴役人、摧毁人的可怕后果做出了第一次预告；新世纪初，加拿大生态作家阿特伍德在《羚羊与秧鸡》中也表达了人类处在基因操纵和生物控制时代面临的生存极限，与上述两种艺术表达路径截然不同的是，《玛拉和丹恩历险记》采用了一种迂回、后退的叙事策略，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科学技术的高明和万能，感受不到唯科技至上的自信与骄傲，相反，源于科学技术创造的经久耐用、永不破坏的金属器具，永远穿不坏的料子，都在这个几千年之后的蛮荒之地失却了曾经的价值光环：戴玛认为这样的东西丑陋、单调、枯燥和乏味，她们把这些送给了石人，重新回到了原来的传统，耕种织布，使用用粘土烧制的碟子、罐子、坛子；在今天被称为人类最伟大发明之一的飞机在小说中被称为飞行器，它的使用看起来更像是依靠人力驱赶的马车；曾经可以精确击中世界任何一个目标的武器，它在玛拉的意识中根本不曾存在。戴玛说：“曾经有一个文明—— 一种生活方式——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新事物。他们有科学—— 一种发现事物成因的思维方式——他们不断制造新机器和金属……”那个曾经高昂人的理性价值、崇尚发明、滥用科技的恢弘时代在莫洪迪人的回忆中被弱化为一段尘封的历史往事。
在小说中，作家并没有直接批判科技至上的思想观念是导致自然环境恶化的深层原因，而是转而叙写人类自然生命的弱化、孕育生命的艰难，在这种情节的布设中更能从根本上凸显作家对过度依赖科学技术的当下生活的深刻批判。小说中有一个叫艾达的妇人，掌管女奴。她手上戴满戒指，衣着干净、头发光洁，脖子上挂着彩珠，身上散发着香甜的味道，这个人的出现让骨瘦如柴、脏乱不堪的玛拉感觉到震惊，她不知道在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还能有人拥有这样的生活。随着讲述的深入，艾达的悲惨命运渐次展开，她一次次怀孕，但却没有一个孩子可以活下来，所以她让女奴们过着整洁、甜美、安逸的生活,以帮助她完成拥有孩子的梦想。为了应对生育能力下降、新生儿减少的现状，社会伦理道德也发生了变化：一个男人可以有两个妻子，一位妻子也可以有两位丈夫。小说中基拉与詹、与朱巴、与德拉马斯的情感纠缠，玛拉对男性的惧怕、对怀孕的恐慌，面对新生儿的出生流泪的女人们等场面的刻画,表现出作家对人类自然生命的真诚关怀。
三文化历史的生态追忆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的进程大致经历了黄色的农业文明和黑色的工业文明两个时期，这两个阶段的人类文明成果都是以对自然的奴役和戕害、对能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的，人类肆无忌惮干扰自然世界进程的同时，生物圈的平衡被打破了，人类生存的家园被践踏了，文明的故乡最后演化成了文明的墓地。在沉重的生态危机降临后，人类文明将处在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之中，绿色的生态文明呼之欲出，一种“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的生态思潮正在改变着人类认知自然的思维方式。小说《玛拉和丹恩历险记》正是以玛拉对祖先的追寻、对历史的探究、对人类曾经拥有的辉煌文明的追忆，深切表达了作家对人类文明历史未来走向的忧虑。
作家在小说中首先表达了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隐忧：“在一万二千年的冰川间隔期中，曾经存在一段人类发展的历史，从原始蛮荒发展到高度文明。我们曾经极力保护的所有文明、语言、城市、技术和发明、农场、花园、森林、小鸟及野兽，将在漫长的历史中变成一句话或一段描述。”在作家看来，生态危机的降临不仅使对食物、对住房、对自由、对生存的尊严和价值感取代了现代文明对意识形态、社会权威、宗法秩序、等级制度的重视，而且，也在思想文化层面提出了一个如何拒绝遗忘历史的崭新问题。《玛拉和丹恩历险记》中，玛拉这一人物被作家赋予了一种反思人类历史文明、延续人类存在历史的使命。她最初从莫洪迪家族的老人戴玛那里获得了对人类历史的零散认识，但是她对世界、寺庙、几千年、百万、天、星期或年这样一些词的来源和意义仍旧是模糊的；她从一堵堵古墙上雕刻的故事来想像曾经居住过的民族和年代，在石雕和石灰面的彩绘技术中萌生对古老文明的向往。作为小女孩的玛拉，在如此漫长的时间画轴中感到惊慌失措，她浑身颤抖地抱着戴玛说：“他们就这么消失了，不见了，可是他们曾经在这里住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什么都不了解。”可见，历史文明的断裂造成了人类生存感的丧失，它将人类抛掷在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真空中。如何战胜历史遗忘的恐惧一直是小说讲述的另一个主题，作家借坎达斯之口再现历史：曾经有一座城市，建造它就是为了保存历史、资料和书籍，它本身就是一种记忆体，记录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借德拉马斯之口重述艾弗里克洲哈德隆国的历史。饶有意味的是，从布满灾难的南方北上的经历也被看做是一段不可抹杀的人类历史，玛拉不仅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也是记载这段历史的记忆人：自然既带给了人类巨大的生存考验，山洪、泥石流、食物短缺、物种灭绝，同时也修缮了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让亲情、关爱、责任与荣誉感重新变成人类生活的思想基底。在这个意义上，《玛拉和丹恩历险记》既是人类文明衰落、损毁之后的历史挽歌，同时，又是人类寻找诗意栖居之地的生态序曲。
参考文献：
[1] 袁霞：《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学林出版社，2010年版。
[2]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刘耳、叶平译：《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法]埃德加·莫兰，陈一壮译：《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 王诺：《儒家生态思想与西方生态整体主义》，《跨文化对话》，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5] [英]多丽丝·莱辛，苗争光、陈颖译：《玛拉和丹恩历险记》，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