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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革死路一条”是中国改革的历史强音。今天，这一命题更为清晰。
随着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官场、民间的火热，人们能够更加警醒到，不实质性地进行改革，改革在既得利益面前止步不前的一个后果，可能就是“革命”。
中国的改革自有一个逻辑进路，应有序进行，如果被“革命”打断，将是公共灾难。因为它不仅会毁灭改革的成果，而且不知道会将中国带入什么方向。
如果要拒绝“革命”，就必须真的努力做点什么—至少必须消除产生它的社会条件。必须让改革跑在它的前面。众多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广泛的不满，足以让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产生紧迫感。
法国大革命告诉人们，在“革命”发生前，一定早已存在这样的情况：人们早已不认同于政府的权威，以及治理秩序了。用政治哲学的一个词来说就是，人们不会认为自己具有服从政府治理的“政治义务”，如果看上去服从的话，那也是在利害权衡下没有办法。
政府权威的流失不容轻视。某些官员的腐败也让党的威信受损。现在中央的强力反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在通过打击腐败，以及制度的改革，挽回、增强政府权威和党的威信，构筑治理、执政的正当性基础。
政府权威流失的浅层现象，是一些政府部门在人们心中已经没有公信力，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人们不会再去相信。这类事情不少，尤其是在各种腐败案件、突发事件发生时，一些相关部门的 “澄清”、“辟谣”、“调查结论”，还有各种统计数据的公布。
政府权威流失的深层表现，则是官民的社会冲突和心理对峙。某些官僚体系已然被视为是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利益集团。在政治参与上，公民也充斥着“被代表”的抱怨，感受不到自己是能够影响政治进程的权利和权力主体。
后果是很清楚的：政府权威和公民认同渐行渐远。而国家=政府 人民。如果只是政府在代表国家发布命令，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或认同，那么，国家的这一命令实质上便只是政府本身的意志。它是残缺的。
古往今来，任何政府，任何治理秩序，都必须解决政治义务的问题：你拿什么让公民来认同，让公民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有服從的义务？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这样问：“那些声称有权命令我的人（或集团），哪些真正具有这么做的权威，靠什么来让我这样做？”
就是说，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建立，还是一个国家的改革，都必须提供一个让人服从政府的治理秩序的道德基础。而我们的改革，过去或多或少忽略了这一点。
改革确实是逼出来的，从功利意义上，它要防止社会溃败，防止“革命”。但同时，改革也应该是主动进行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在建构一个能够正当地发布命令的国家。
公民服从于政府治理的政治义务，对应着“制度是什么”和“政府怎么做”两个问题。一般来说，如下几点可以被认为能够形成公民的政治义务。
政治上的民主—如果政府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那国家的意志就不仅仅是政府的意志。根本上而言，政府的治理是人民在自我治理，他们没有理由不服从于既定治理秩序。
一个保障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政府—从道德上来说，人们显然有自然责任，去认同、支持一个保障人民的自由、保障社会正义的政府，因为这正是人们成立政府的重要目的。
社会福利的保障—这也是人们成立政府的目的之一，而且，政府尽到了自己的政治责任，人们应给予认同。
对照一下现实，我们距离能够形成公民的政治义务的制度上的、政治责任上的这些特征还有差距。各种现象仍然在和改革的方向产生冲突，比如，一些地方在人大开会期间，不准人民找人大代表“告状”；问题官员复出，人民对此缺乏“话语权”。
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某些预设了。比如，党和政府要给人民谋福利，这足以体现出党和政府的政治责任，但是，在制度安排上仍不是很配套。因为国家性质，我们预设人民应该服从治理秩序。问题是，人民在构成国家的一部分时，如果不能让他们来选择、监督官员，他们如何能够认为自己是权力主体？他们又如何保证自己真能在某些官员那儿得到被允诺的幸福呢？在这种情况下，被预设的政治义务如何具有道德上的说服力？
改革，当是中国从肌体到灵魂的一次洗礼。
随着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官场、民间的火热，人们能够更加警醒到，不实质性地进行改革，改革在既得利益面前止步不前的一个后果，可能就是“革命”。
中国的改革自有一个逻辑进路，应有序进行，如果被“革命”打断，将是公共灾难。因为它不仅会毁灭改革的成果，而且不知道会将中国带入什么方向。
如果要拒绝“革命”，就必须真的努力做点什么—至少必须消除产生它的社会条件。必须让改革跑在它的前面。众多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广泛的不满，足以让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产生紧迫感。
法国大革命告诉人们，在“革命”发生前，一定早已存在这样的情况：人们早已不认同于政府的权威，以及治理秩序了。用政治哲学的一个词来说就是，人们不会认为自己具有服从政府治理的“政治义务”，如果看上去服从的话，那也是在利害权衡下没有办法。
政府权威的流失不容轻视。某些官员的腐败也让党的威信受损。现在中央的强力反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在通过打击腐败，以及制度的改革，挽回、增强政府权威和党的威信，构筑治理、执政的正当性基础。
政府权威流失的浅层现象，是一些政府部门在人们心中已经没有公信力，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人们不会再去相信。这类事情不少，尤其是在各种腐败案件、突发事件发生时，一些相关部门的 “澄清”、“辟谣”、“调查结论”，还有各种统计数据的公布。
政府权威流失的深层表现，则是官民的社会冲突和心理对峙。某些官僚体系已然被视为是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利益集团。在政治参与上，公民也充斥着“被代表”的抱怨，感受不到自己是能够影响政治进程的权利和权力主体。
后果是很清楚的：政府权威和公民认同渐行渐远。而国家=政府 人民。如果只是政府在代表国家发布命令，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或认同，那么，国家的这一命令实质上便只是政府本身的意志。它是残缺的。
古往今来，任何政府，任何治理秩序，都必须解决政治义务的问题：你拿什么让公民来认同，让公民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有服從的义务？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这样问：“那些声称有权命令我的人（或集团），哪些真正具有这么做的权威，靠什么来让我这样做？”
就是说，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建立，还是一个国家的改革，都必须提供一个让人服从政府的治理秩序的道德基础。而我们的改革，过去或多或少忽略了这一点。
改革确实是逼出来的，从功利意义上，它要防止社会溃败，防止“革命”。但同时，改革也应该是主动进行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在建构一个能够正当地发布命令的国家。
公民服从于政府治理的政治义务，对应着“制度是什么”和“政府怎么做”两个问题。一般来说，如下几点可以被认为能够形成公民的政治义务。
政治上的民主—如果政府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那国家的意志就不仅仅是政府的意志。根本上而言，政府的治理是人民在自我治理，他们没有理由不服从于既定治理秩序。
一个保障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政府—从道德上来说，人们显然有自然责任，去认同、支持一个保障人民的自由、保障社会正义的政府，因为这正是人们成立政府的重要目的。
社会福利的保障—这也是人们成立政府的目的之一，而且，政府尽到了自己的政治责任，人们应给予认同。
对照一下现实，我们距离能够形成公民的政治义务的制度上的、政治责任上的这些特征还有差距。各种现象仍然在和改革的方向产生冲突，比如，一些地方在人大开会期间，不准人民找人大代表“告状”；问题官员复出，人民对此缺乏“话语权”。
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某些预设了。比如，党和政府要给人民谋福利，这足以体现出党和政府的政治责任，但是，在制度安排上仍不是很配套。因为国家性质，我们预设人民应该服从治理秩序。问题是，人民在构成国家的一部分时，如果不能让他们来选择、监督官员，他们如何能够认为自己是权力主体？他们又如何保证自己真能在某些官员那儿得到被允诺的幸福呢？在这种情况下，被预设的政治义务如何具有道德上的说服力？
改革，当是中国从肌体到灵魂的一次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