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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的电视剧《暗算》爆红开始，谍战题材再度成为中国影视创作的香饽饽：《潜伏》《风声》《伪装者》，还有在建党百年之际即将上映的大片《悬崖之上》。
为什么说是“再度”呢？事实上，早在六七十年前，谍战片就已经是中国电影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里，特殊的国际政治氛围使这种类型片迅速发展。用学者戴锦华的话说：“这也是1949 年以来，中国电影中唯一一个与‘国际同步’的现象。”只是，当时的谍战片大多有个更具时代特征的名称——反特片。
在一众肃杀的反特老电影中，有一部“异类”不得不提，那便是由吴天执导，印质明、赵联、浦克等主演，上映于1956年的《国庆十点钟》。
首先，是故事够“异”。在西北某个省会城市，敌对势力特务策划了一起爆炸案，准备在国庆当天实施。两个特务隐藏在市文化局的基层干部中，先用一封匿名举报信转移侦查人员的注意力，再用一起交通事故阻碍反特调查。一边，特务把炸弹装进偷来的双铃闹钟里，想借由把闹钟还给小朋友的契机引爆;另一边，侦查员顾群在文化局抽丝剥茧，与特务斗智斗勇，并在群众的帮助下不断接近真相。最终，在庆典即将开始的关键时刻，特务落网，危机解除。整个电影里，侦查员、特务、群众的三条叙事线互相交叉，在上世纪50年代称得上是妥妥的大片范儿。
其次，这部电影的风格也独树一帜。与那时流行的大片不同，《国庆十点钟》既没有战争场面，也没有如江姐那样典型的革命人物，而是带着点希区柯克的韵味。侦查员只有7天破案时间，所有悬疑都隐藏在他和其他人的日常聊天中。一场文化局干部在凉亭聊天的戏，镜头带过每个人，即将发生的案件也在这几分钟的群戏中埋下了伏笔。电影前半部分充斥着搞笑、歌舞和大群戏，但也为后半部分的悬疑和破案烘托了气氛。这种手法在当时可谓颇具“先锋意识”。
当然，能拍出这样特别的电影，还得归功于一群特别的主创——各个都是与反特相关的“专业户”。导演吴天自不必说，他的前半生就是由一个个反特故事组成的。吴天15岁加入中国共青团，参与了“大学联”“自由大同盟”等抗日救亡运动，19岁时被反动当局逮捕。为了营救他，地下党组织专门请了“爱国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给他做辩护律师。
电影《国庆十点钟》剧照。 
电影《国庆十点钟》海报。
上世纪30年代，吴天赴日留学主修戏剧，回国后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再度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不得不在1936年逃亡马来西亚。1938年，他加入马来西亚共产党，又受到英国殖民当局通缉，只能秘密回国。在上海，吴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革命戏剧活动，同时担任《前线日报》副刊编辑，创作了大量爱国题材的文字和戏剧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副团长，并在长影、北影等地担任编导。
因为这般曲折的人生经历，上世纪50年代初，当吴天看到陆石、文达的反特小说《双铃马蹄表》后，立刻产生了翻拍电影的念头。他每天跑到公园里给孩子们讲故事，记下他们觉得有趣的片段，再回去调整原有剧情。同时，他又去相关部门调研，实地感受侦查员审讯特务的场景，甚至自己当了几回审讯官，这才创作出剧本中两个性格迥异的特务形象。
《國庆十点钟》导演： 吴天编剧： 吴天主演： 印质明 / 赵联 / 浦克 /贺小书出品： 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映日期： 1956年（中国大陆）片长： 94分钟
电影开拍，内景在长春的影棚，外景在北京，主演找的都是熟面孔。饰演侦查员顾群的印质明，曾在《神秘的旅伴》《虎穴追踪》等影片中出演侦查员，早已有了“侦查员专业户”的名头，甚至有观众写信到《大众电影》，说他饰演的角色除了衣服不一样，其他都是一个模子。这令他压力巨大，在表演顾群时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幸好，《国庆十点钟》剧本丰富度高，他在雷厉风行、一丝不苟之余还有些玩笑、歌舞的镜头，得以创造出一个不同以往的侦查员形象。
另一位专业户是扮演小特务的李颉。他是印质明在电影学校的师弟。抗战胜利前，李颉是北京铁路电报所王府井分所的电报员，每分钟能发140个字，是所里的“速度王”。因为痛恨日本人，他常用电码编成骂人的话，发给天津、济南的日本人，然后开始和对方用电码互骂，日本人总是骂不过他。
新中国成立后，李颉考入电影学校，成了演员，谁知出道作品就是在《神秘的旅伴》中演特务，“贼眉鼠眼”的形象深入人心，一不小心就成了特务专业户。在《国庆十点钟》里，他扮演给反动势力提供情报、帮大特务做掩护的失业司机，唯唯诺诺，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成了片中最矛盾又最立体的角色。也是凭借这个角色，李颉的演技得到广泛认可。
除了印质明和李颉，片中赵联等演员也都是反特片的常客，观众经常能看到他们在不同影片中的精彩对戏，他们也因此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产类型片的代表。可以说，这群有个性、有阅历、有想象力的影视创作者，打造了一代国人记忆中的谍海风云。
为什么说是“再度”呢？事实上，早在六七十年前，谍战片就已经是中国电影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里，特殊的国际政治氛围使这种类型片迅速发展。用学者戴锦华的话说：“这也是1949 年以来，中国电影中唯一一个与‘国际同步’的现象。”只是，当时的谍战片大多有个更具时代特征的名称——反特片。
在一众肃杀的反特老电影中，有一部“异类”不得不提，那便是由吴天执导，印质明、赵联、浦克等主演，上映于1956年的《国庆十点钟》。
首先，是故事够“异”。在西北某个省会城市，敌对势力特务策划了一起爆炸案，准备在国庆当天实施。两个特务隐藏在市文化局的基层干部中，先用一封匿名举报信转移侦查人员的注意力，再用一起交通事故阻碍反特调查。一边，特务把炸弹装进偷来的双铃闹钟里，想借由把闹钟还给小朋友的契机引爆;另一边，侦查员顾群在文化局抽丝剥茧，与特务斗智斗勇，并在群众的帮助下不断接近真相。最终，在庆典即将开始的关键时刻，特务落网，危机解除。整个电影里，侦查员、特务、群众的三条叙事线互相交叉，在上世纪50年代称得上是妥妥的大片范儿。
其次，这部电影的风格也独树一帜。与那时流行的大片不同，《国庆十点钟》既没有战争场面，也没有如江姐那样典型的革命人物，而是带着点希区柯克的韵味。侦查员只有7天破案时间，所有悬疑都隐藏在他和其他人的日常聊天中。一场文化局干部在凉亭聊天的戏，镜头带过每个人，即将发生的案件也在这几分钟的群戏中埋下了伏笔。电影前半部分充斥着搞笑、歌舞和大群戏，但也为后半部分的悬疑和破案烘托了气氛。这种手法在当时可谓颇具“先锋意识”。
当然，能拍出这样特别的电影，还得归功于一群特别的主创——各个都是与反特相关的“专业户”。导演吴天自不必说，他的前半生就是由一个个反特故事组成的。吴天15岁加入中国共青团，参与了“大学联”“自由大同盟”等抗日救亡运动，19岁时被反动当局逮捕。为了营救他，地下党组织专门请了“爱国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给他做辩护律师。
上世纪30年代，吴天赴日留学主修戏剧，回国后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再度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不得不在1936年逃亡马来西亚。1938年，他加入马来西亚共产党，又受到英国殖民当局通缉，只能秘密回国。在上海，吴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革命戏剧活动，同时担任《前线日报》副刊编辑，创作了大量爱国题材的文字和戏剧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副团长，并在长影、北影等地担任编导。
因为这般曲折的人生经历，上世纪50年代初，当吴天看到陆石、文达的反特小说《双铃马蹄表》后，立刻产生了翻拍电影的念头。他每天跑到公园里给孩子们讲故事，记下他们觉得有趣的片段，再回去调整原有剧情。同时，他又去相关部门调研，实地感受侦查员审讯特务的场景，甚至自己当了几回审讯官，这才创作出剧本中两个性格迥异的特务形象。
电影开拍，内景在长春的影棚，外景在北京，主演找的都是熟面孔。饰演侦查员顾群的印质明，曾在《神秘的旅伴》《虎穴追踪》等影片中出演侦查员，早已有了“侦查员专业户”的名头，甚至有观众写信到《大众电影》，说他饰演的角色除了衣服不一样，其他都是一个模子。这令他压力巨大，在表演顾群时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幸好，《国庆十点钟》剧本丰富度高，他在雷厉风行、一丝不苟之余还有些玩笑、歌舞的镜头，得以创造出一个不同以往的侦查员形象。
另一位专业户是扮演小特务的李颉。他是印质明在电影学校的师弟。抗战胜利前，李颉是北京铁路电报所王府井分所的电报员，每分钟能发140个字，是所里的“速度王”。因为痛恨日本人，他常用电码编成骂人的话，发给天津、济南的日本人，然后开始和对方用电码互骂，日本人总是骂不过他。
新中国成立后，李颉考入电影学校，成了演员，谁知出道作品就是在《神秘的旅伴》中演特务，“贼眉鼠眼”的形象深入人心，一不小心就成了特务专业户。在《国庆十点钟》里，他扮演给反动势力提供情报、帮大特务做掩护的失业司机，唯唯诺诺，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成了片中最矛盾又最立体的角色。也是凭借这个角色，李颉的演技得到广泛认可。
除了印质明和李颉，片中赵联等演员也都是反特片的常客，观众经常能看到他们在不同影片中的精彩对戏，他们也因此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产类型片的代表。可以说，这群有个性、有阅历、有想象力的影视创作者，打造了一代国人记忆中的谍海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