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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除夕，西安北郊韩家湾。
村子里高楼林立，几乎家家都是六层，有的甚至盖到了七层、八层，甚是壮观。街道被新盖的楼房吞掉许多，显得十分逼仄。路上看不到几个人影，几个在街道十字口做小买卖的生意人都操着外地口音。在这里租房的民工，也都返乡过年了。没有红色的对联和灯笼，没有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本该是热闹的除夕，在韩家湾却显得十分冷清。
村民究竟去了哪里?高楼林立的村子，为何成了无人村?
艰难的春节
“要是没有村里给发的米面油和600块钱，这个年真不知道怎么过。”搬到西航花园小区后的第一个春节，雷少斌第一次尝到年关难过的味道。
雷少斌是韩家湾人，2010年4月在西航花园小区里租下一套房子后，全家就从村里搬了出来。据雷少斌介绍，在他搬家后的几个月里，村民陆续也都搬离了村子，大多都在这个小区里租了房子。除了隔段时间回村里收房租，村民很少回去。
以前在村里过年，雷少斌都要买几百块钱的花炮，用他的话说，过年就是图个热闹，花那点钱不算啥。但今年的春节，雷少斌却因为手头紧张，一时拿不出置办年货的钱。
原来，去年从村里搬出来之后，雷少斌就在家里原来的两层楼房上又加盖了四层，花去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后，又借了20多万元的外债。“村里人盖房，家家都花了几十万，不少人都借了外债。”雷少斌说，盖房借的基本上都是高利贷，有的年息是15％，有的是20％。
自从搬到小区之后，雷少斌就和结婚不久的妻子，在龙首村租了几间店面，做服装生意。一月下来，除去房租和日常开销，余下的2000多元，他都存下来，攒够5D00元，就还一些盖房的贷款。按他的说法，还一点，压力就小一点，利息也能少些。
眼看要过年了雷少斌手头连置办年货的钱都不够，盼着村里租地的钱，能赶快发到村民手里。拿到1800块钱的存折后，雷少斌当天就去银行取钱。他原以为只有自己年关难过，谁知到银行之后，发现大厅里排队取钱的，大部分都是韩家湾村民。“每家的情况都差不多，钱都投资到房上了，年底村里要不发租地钱，年都不知道怎么过。”
搬离村子的第一个新年，雷少斌觉得过的十分冷清。他不明白，这种有村不能回的日子还得过多久。但他心里也清楚，韩家湾大部分村民都像他一样，自己埋下的苦果就得自己吃。
这一切，都源自一年多前，村子刮起的一股“拆迁风”。
“疯盖”后的无人村
2011年除夕，记者来到韩家湾。七、八层的楼房一座挨着一座，原本宽敞的街道，现在只能勉强通过一辆汽车。有一家竟然把竖在马路边的电线杆都盖到了楼房里。家家都给外墙上贴了白色瓷砖，据说能多得一些赔偿款。
村里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听路边小卖铺的河南老板说，住在这里的民工大部分都回家过年了。有人见记者拍照，连忙上前询问，最后对记者说：“这里危险，你别拍了，赶紧走。”交谈后记者了解到，他是韩家湾村民，现在是村里治安队的人员，主要职责是看村，以防小偷拆了谁家的门窗。
2009年10月前后，离韩家湾不远的李家街因为西安城北客运站的建设，进行了整村拆迁。拆迁工作结束不久，韩家湾村民中间就传出了这样的消息：“政府要在咱们村修一条路，直通新火车站，咱们村也要拆了。”
消息传开，整个村子哗然。村民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在拆迁改造中，获得更多的补偿款。最后村民一致认为：按照李家街的拆迁政策，房子面积越大，赔偿款越多。谁都不愿意在拆迁中吃亏，一股“加盖”风迅速席卷整个韩家湾。
“开始盖的人不多，后来一看村干部也在盖，都开始跟风。”雷少斌说，他家盖房是在去年4月份，盖房住在家里不方便，全家就搬到了西航花园。一月后他再次回到村里，发现村里原来的二层楼，大多数都变成了六、七层，八层也不少。
盖房的钱不够，村民就高息贷款，有的是投资商建房，双方白纸黑字立下字据：拆迁之后，建房成本一分不少归还投资商，房屋赔偿款双方一人一半。
有了资金，村民盖房更加疯狂，近200户的村子，就像一个热火朝天的施工工地。在雷少斌看来，村民花自己的钱盖房，无可厚非，但是时隔不久发生的一场悲剧，让村民心惊胆战起来。
据雷少斌介绍，2010年4月20日前后，村里一户正在加盖的楼房发生坍塌，致使一名民工死亡，一名重伤。楼房从七楼一直塌到二楼，几个民工被埋在砖下，一个当场死亡。不仅如此，隔壁正在建设的楼房也受此影响，部分楼层坍塌。
“民工都是人力市场上叫的，塌死的那个民工都不知道是哪里人。”雷少斌说，那天西安的媒体记者来采访，村里的治安队都把记者挡在了村口。
据雷少斌介绍，发生事故的那家房子是投资商建的。投资商把活承包给包工头，包工头为了省钱，用的都是劣质材料。“楼板、钢筋、水泥都是便宜材料，有的承重墙都是单砖砌上去的，咋能不出事?”雷少斌说，村里的房子基本上都是一个结构，事故没发生到自己身上，只能说是侥幸。
从那之后，村民们陆续都搬离了自家建好的危房。有些人觉得自己的房子结实，不想搬，但没住几天，发现墙壁十分潮湿，最后也搬了。“庄基地都盖满了，大白天进门不开灯，啥都看不见。在墙上一摸，手上全是水，谁还敢住。”雷少斌说。
没有多长时间，韩家湾的村民基本上都搬离了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子。但是，房子并没有荒废，而是租给了附近的民工，每间房子大概租150元。最多的时候，村里的民工住了大概几千人。
由于盖房，村里的排水渠已经被房子占领，一遇下雨，街道就成了一片汪洋。雷少斌说，去年七、八月的时候，草滩街道办的人打着伞，把住在村里的民工往出赶，生怕发生事故。但过后不久，民工又住了进来。
搬离村子后，韩家湾村民最大的心愿，就是盼着村子赶紧拆迁。尤其是借高利贷盖房的人，晚一年拆就要多付几万元的利息。
但是，从风传拆迁至今，谁也没有看到正式的拆迁文件。什么时候拆，只能等。
在新家过春节
同样是2011年春节，潘建伟的心情却比雷少斌好很多。因为一个月前，他搬进了拆迁后开发商建好的安置房，成了草滩少有的几户回迁的村民。
2008年前半年，规划中的铁路横穿潘建伟所在的村子——草二村崔家堡。几个月后，村子拆迁，潘建伟一家搬到了在邻村租下的民房里。2010年11月底，原址新建的小高层安置楼建成，并分到了村民手中。
按照每人65平米的安置政策，潘建伟一家共分到3套房子。一套144平米，两套98平米。“144平米的房子每户都有一套，上面规定每家都得选一套这样的户型。”潘建伟介绍，分房采用的办法是抓阄，谁抓哪套房子，就分到哪里。
为了能在新房里过年，潘建伟拿到钥匙后，就立刻联系装修工人，装点自己的新家。“地板、墙面瓷、橱柜，我买的都是比较好的。”潘建伟说，几年前，他自己盖的房子因为要拆迁，材料尽量买便宜的，而现在要在这里住一辈子，这些钱他愿意花。
据潘建伟介绍，拆迁的时候，村里有两个安置政策，一种是按户口分房，一种是村里划分庄基地，村民自己建房。一部分村民要了庄基地，觉得自己的庄子，想怎么盖就怎么盖。而潘建伟第一个站出来，选择安置房，因为他猜测，自己建的房子说不定在哪次改造中还会被拆掉。
安置楼一共13层，潘建伟一家住在5楼。他打算等另外两套房子装修好后，都租出去，每套房子每月能租六、七百元。这栋楼一共65套房，目前回迁进来的只有五、六户。“有些房子还没装修好，这栋楼能把我们村所有要房的人都安置进来。”潘建伟说。
大年初三那天，潘建伟家里来了不少亲戚。“亲戚听说我家的房子下来了，都要过来看。”他说，住在新房里要比以前舒服多了。以前的房子黑暗、潮湿、阴冷，住了半年多，患风湿病的母亲总喊腿疼。吃完中午饭，潘建伟拿出相机，给所有参观新房的亲戚照了一张全家福。
同样是在西安北郊，韩家湾人因为一个不靠谱的“风声”，成了拆迁中的惊弓之鸟，有家不能回：崔家堡人却在拆迁后如愿以偿搬进安置房。
2011年的春节，让他们经历了不同的新年感受。
村子里高楼林立，几乎家家都是六层，有的甚至盖到了七层、八层，甚是壮观。街道被新盖的楼房吞掉许多，显得十分逼仄。路上看不到几个人影，几个在街道十字口做小买卖的生意人都操着外地口音。在这里租房的民工，也都返乡过年了。没有红色的对联和灯笼，没有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本该是热闹的除夕，在韩家湾却显得十分冷清。
村民究竟去了哪里?高楼林立的村子，为何成了无人村?
艰难的春节
“要是没有村里给发的米面油和600块钱，这个年真不知道怎么过。”搬到西航花园小区后的第一个春节，雷少斌第一次尝到年关难过的味道。
雷少斌是韩家湾人，2010年4月在西航花园小区里租下一套房子后，全家就从村里搬了出来。据雷少斌介绍，在他搬家后的几个月里，村民陆续也都搬离了村子，大多都在这个小区里租了房子。除了隔段时间回村里收房租，村民很少回去。
以前在村里过年，雷少斌都要买几百块钱的花炮，用他的话说，过年就是图个热闹，花那点钱不算啥。但今年的春节，雷少斌却因为手头紧张，一时拿不出置办年货的钱。
原来，去年从村里搬出来之后，雷少斌就在家里原来的两层楼房上又加盖了四层，花去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后，又借了20多万元的外债。“村里人盖房，家家都花了几十万，不少人都借了外债。”雷少斌说，盖房借的基本上都是高利贷，有的年息是15％，有的是20％。
自从搬到小区之后，雷少斌就和结婚不久的妻子，在龙首村租了几间店面，做服装生意。一月下来，除去房租和日常开销，余下的2000多元，他都存下来，攒够5D00元，就还一些盖房的贷款。按他的说法，还一点，压力就小一点，利息也能少些。
眼看要过年了雷少斌手头连置办年货的钱都不够，盼着村里租地的钱，能赶快发到村民手里。拿到1800块钱的存折后，雷少斌当天就去银行取钱。他原以为只有自己年关难过，谁知到银行之后，发现大厅里排队取钱的，大部分都是韩家湾村民。“每家的情况都差不多，钱都投资到房上了，年底村里要不发租地钱，年都不知道怎么过。”
搬离村子的第一个新年，雷少斌觉得过的十分冷清。他不明白，这种有村不能回的日子还得过多久。但他心里也清楚，韩家湾大部分村民都像他一样，自己埋下的苦果就得自己吃。
这一切，都源自一年多前，村子刮起的一股“拆迁风”。
“疯盖”后的无人村
2011年除夕，记者来到韩家湾。七、八层的楼房一座挨着一座，原本宽敞的街道，现在只能勉强通过一辆汽车。有一家竟然把竖在马路边的电线杆都盖到了楼房里。家家都给外墙上贴了白色瓷砖，据说能多得一些赔偿款。
村里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听路边小卖铺的河南老板说，住在这里的民工大部分都回家过年了。有人见记者拍照，连忙上前询问，最后对记者说：“这里危险，你别拍了，赶紧走。”交谈后记者了解到，他是韩家湾村民，现在是村里治安队的人员，主要职责是看村，以防小偷拆了谁家的门窗。
2009年10月前后，离韩家湾不远的李家街因为西安城北客运站的建设，进行了整村拆迁。拆迁工作结束不久，韩家湾村民中间就传出了这样的消息：“政府要在咱们村修一条路，直通新火车站，咱们村也要拆了。”
消息传开，整个村子哗然。村民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在拆迁改造中，获得更多的补偿款。最后村民一致认为：按照李家街的拆迁政策，房子面积越大，赔偿款越多。谁都不愿意在拆迁中吃亏，一股“加盖”风迅速席卷整个韩家湾。
“开始盖的人不多，后来一看村干部也在盖，都开始跟风。”雷少斌说，他家盖房是在去年4月份，盖房住在家里不方便，全家就搬到了西航花园。一月后他再次回到村里，发现村里原来的二层楼，大多数都变成了六、七层，八层也不少。
盖房的钱不够，村民就高息贷款，有的是投资商建房，双方白纸黑字立下字据：拆迁之后，建房成本一分不少归还投资商，房屋赔偿款双方一人一半。
有了资金，村民盖房更加疯狂，近200户的村子，就像一个热火朝天的施工工地。在雷少斌看来，村民花自己的钱盖房，无可厚非，但是时隔不久发生的一场悲剧，让村民心惊胆战起来。
据雷少斌介绍，2010年4月20日前后，村里一户正在加盖的楼房发生坍塌，致使一名民工死亡，一名重伤。楼房从七楼一直塌到二楼，几个民工被埋在砖下，一个当场死亡。不仅如此，隔壁正在建设的楼房也受此影响，部分楼层坍塌。
“民工都是人力市场上叫的，塌死的那个民工都不知道是哪里人。”雷少斌说，那天西安的媒体记者来采访，村里的治安队都把记者挡在了村口。
据雷少斌介绍，发生事故的那家房子是投资商建的。投资商把活承包给包工头，包工头为了省钱，用的都是劣质材料。“楼板、钢筋、水泥都是便宜材料，有的承重墙都是单砖砌上去的，咋能不出事?”雷少斌说，村里的房子基本上都是一个结构，事故没发生到自己身上，只能说是侥幸。
从那之后，村民们陆续都搬离了自家建好的危房。有些人觉得自己的房子结实，不想搬，但没住几天，发现墙壁十分潮湿，最后也搬了。“庄基地都盖满了，大白天进门不开灯，啥都看不见。在墙上一摸，手上全是水，谁还敢住。”雷少斌说。
没有多长时间，韩家湾的村民基本上都搬离了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子。但是，房子并没有荒废，而是租给了附近的民工，每间房子大概租150元。最多的时候，村里的民工住了大概几千人。
由于盖房，村里的排水渠已经被房子占领，一遇下雨，街道就成了一片汪洋。雷少斌说，去年七、八月的时候，草滩街道办的人打着伞，把住在村里的民工往出赶，生怕发生事故。但过后不久，民工又住了进来。
搬离村子后，韩家湾村民最大的心愿，就是盼着村子赶紧拆迁。尤其是借高利贷盖房的人，晚一年拆就要多付几万元的利息。
但是，从风传拆迁至今，谁也没有看到正式的拆迁文件。什么时候拆，只能等。
在新家过春节
同样是2011年春节，潘建伟的心情却比雷少斌好很多。因为一个月前，他搬进了拆迁后开发商建好的安置房，成了草滩少有的几户回迁的村民。
2008年前半年，规划中的铁路横穿潘建伟所在的村子——草二村崔家堡。几个月后，村子拆迁，潘建伟一家搬到了在邻村租下的民房里。2010年11月底，原址新建的小高层安置楼建成，并分到了村民手中。
按照每人65平米的安置政策，潘建伟一家共分到3套房子。一套144平米，两套98平米。“144平米的房子每户都有一套，上面规定每家都得选一套这样的户型。”潘建伟介绍，分房采用的办法是抓阄，谁抓哪套房子，就分到哪里。
为了能在新房里过年，潘建伟拿到钥匙后，就立刻联系装修工人，装点自己的新家。“地板、墙面瓷、橱柜，我买的都是比较好的。”潘建伟说，几年前，他自己盖的房子因为要拆迁，材料尽量买便宜的，而现在要在这里住一辈子，这些钱他愿意花。
据潘建伟介绍，拆迁的时候，村里有两个安置政策，一种是按户口分房，一种是村里划分庄基地，村民自己建房。一部分村民要了庄基地，觉得自己的庄子，想怎么盖就怎么盖。而潘建伟第一个站出来，选择安置房，因为他猜测，自己建的房子说不定在哪次改造中还会被拆掉。
安置楼一共13层，潘建伟一家住在5楼。他打算等另外两套房子装修好后，都租出去，每套房子每月能租六、七百元。这栋楼一共65套房，目前回迁进来的只有五、六户。“有些房子还没装修好，这栋楼能把我们村所有要房的人都安置进来。”潘建伟说。
大年初三那天，潘建伟家里来了不少亲戚。“亲戚听说我家的房子下来了，都要过来看。”他说，住在新房里要比以前舒服多了。以前的房子黑暗、潮湿、阴冷，住了半年多，患风湿病的母亲总喊腿疼。吃完中午饭，潘建伟拿出相机，给所有参观新房的亲戚照了一张全家福。
同样是在西安北郊，韩家湾人因为一个不靠谱的“风声”，成了拆迁中的惊弓之鸟，有家不能回：崔家堡人却在拆迁后如愿以偿搬进安置房。
2011年的春节，让他们经历了不同的新年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