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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与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努力使中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1]，是新形势下完善中国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大力提升中国“软实力”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
及中国认知的发展
软实力（Soft Power），又译做“软力量”、“软权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提出的。软实力不是建立在威胁或利诱基础上的影响力，而是吸引力。
关于软实力的作用，简言之,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和它建立一套管理国际行为的有利规则和制度之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权力源泉。“软实力”概念提出伊始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就软实力的讨论呈逐年增多之势，2011年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以“软实力”、“软力量”为关键词的文章高达2202篇。
中国政府也十分关注学术界关于“软实力”的讨论。随着经济的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已从学术研究转变成为中国国家发展的战略任务。2006年11月10日，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及了“国家软实力”的概念。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2] 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并提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些都反映出中国政府已将建设国家软实力置于国家战略高度，对发展软实力越来越重视，政策越来越具体明确。
加强软实力建设是时代的客观要求 也是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
首先，加强软实力建设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当今世界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矛盾中，现有的国际治理体制与日益增强的全球秩序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从性质上看，围绕这一矛盾主线衍生出来的各种具体矛盾许多属于非对抗性矛盾。对于这类矛盾来说，基本的解决方式不是斗争，而是合作。从形式来看，全球性挑战是当代世界最主要的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暖化、流行性疾病等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这些问题都不是世界上某一个国家能够自行解决的，解决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合作。在合作中贯彻自己国家的意志，占领战略制高点，提升软实力是关键。
其次，加强软实力建设是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类本能”就是不断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求。需求呈金字塔状，由低到高依次排列，形成“需求层次”，并据此提出了人的五个需求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3]在国家层次上，国家的需求也具有类似的特征。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国家需求实现了从“求生存”、“求安全”到“求发展”再到“求归属”和“求尊重”的历史性转变。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
当代中国加强软实力建设具备了充分的硬实力保障。2011年中国的GDP已达7.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硬实力的发展客观助推了软实力的提升。了解中华文化和学习汉语的热情遍布全球，作为传播中华文化、推广汉语学习的重要机构孔子学院的影响日益扩大。
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发展相辅相成，硬实力发展能够为软实力建设提供物质载体，助推软实力提升；软实力的发展通过提升产品的价值内涵、营造和谐稳定的内外部环境，反过来更好地支持硬实力的发展。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发展不一定同步，但不能失衡。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从全球竞争排名看, 中国许多主要产品的产量和出口规模都已名列前茅,但在信息、法制、管理、市场自由度、创新能力等软实力指标方面,中国发展的任务依然很重。这种硬、软实力不平衡表明,发展软实力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
软实力建设的途径——文化、制度建设和外交政策
提高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涉及多领域的系统工程。要着眼于富强、民主、文明，着眼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着眼于和平发展、推动和谐世界，切实推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对外工作等各领域的工作，系统推进各领域的改革进程，追求国富民强、社会公平正义、平等法制、公民社会建设，夯实中国和平发展的道义基础，拓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加强软实力要从自身建设做起。
首先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传统文化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资产。孔子认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其实质就是通过提升软实力实现国家的利益目标。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和向心力，必须塑造有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观,使之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又能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认同。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中国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拓展国际影响力之间关联密切。在中国文化的许多象征中，为外部世界，特别是东亚国家所熟悉的主要是儒学和儒家的价值观。像人权或民主在西方一样,儒学和儒家价值观在东亚具有一定程度的普世的意义。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再一次唤起人们关注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构建亚洲价值观的可能性。注重家庭、对德行和伦理的关注、集体相对于个人的优先性、对统一或和谐和秩序的尊重及勤劳、节俭和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这些价值既是中国的传统，也是东亚国家的“共识”，容易引起地区国家的共鸣。在继承和发掘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注意传统文化的现代改造和创新。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儒家文化就经历了唐宋时期的巨大变革，通过汲取佛教哲学的概念实现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化。当代世界与古代有明显的差别，全球化时代要求中国要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创造一种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文化价值体系。进入新世纪，国内持续的“国学热”与“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快速发展,客观反映了传统文化的这种继承需求与创新方向，需要继续维护和发展下去。
其次，中国发展模式的完善。传统儒家认为，一个国家实现良治，必然会导致其他国家“从义向风”、“见贤思齐”。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际影响力空前提高。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人们公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成功的。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西方近年来经济发展低迷乃至衰退形成鲜明反差，“中国因素”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权重日益增大。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成了当今时代“最大的亮点”。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不小震动。英国前工党政府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就声称，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的崛起对民主不利；前香港总督彭定康也强调，中国的成功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威胁，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不需要民主而致富”的发展模式。这些言论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群体性对中国的担心和焦虑。面对中国如此快速的发展，特别是由此所牵动的国际格局的重塑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动，西方世界缺乏足够的思想与心理准备。很显然，消除外部世界的疑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4]，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努力塑造公正、民主、人权进步的国家形象,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完成开放的公民社会建设,将不仅有助于保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将有力地影响国际对华舆论朝积极的方向发展。
第三，中国和平、和谐外交的发展。外交通常被看做一国的软实力资源,通过外交的内容和风格可以增进一国的亲和力和政治模式的吸引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5]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努力建设和谐世界，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年均进口近7500亿美元商品，相当于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过去10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从中国累计汇出利润2617亿美元，年均增长30%。[6]2000年至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年度对外直接投资从不足10亿美元增加到590亿美元，十年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3000亿美元，有力地促进了有关国家经济发展，带动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中国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达到10%以上。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建设进程，目前已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300多个国际公约，成为了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并积极推动全球经济与安全合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本着“同舟共济”的精神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建设，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参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组织大型采购团赴海外采购，向陷入困境的国家伸出援手。在安全方面，中国已累计向联合国30项维和行动派出各类人员约2.1万人次，是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为应对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也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维护了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实践有力地支持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加强软实力建设
——利用信息技术的进步、
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
一、利用信息技术的进步
软实力不仅需要深厚的文化支撑、先进的制度保障及和平的外交政策，也需要投送技巧和传播能力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全球竞争格局，世界被新技术和跨国资本碾成一块没有边界的平地，技术缩短了后起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以其时效性和互动性，改变了权力的作用模式，正如福柯所说，“现代权力是一种‘关系性’权力
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与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努力使中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1]，是新形势下完善中国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大力提升中国“软实力”是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
及中国认知的发展
软实力（Soft Power），又译做“软力量”、“软权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提出的。软实力不是建立在威胁或利诱基础上的影响力，而是吸引力。
关于软实力的作用，简言之,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和它建立一套管理国际行为的有利规则和制度之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权力源泉。“软实力”概念提出伊始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就软实力的讨论呈逐年增多之势，2011年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以“软实力”、“软力量”为关键词的文章高达2202篇。
中国政府也十分关注学术界关于“软实力”的讨论。随着经济的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已从学术研究转变成为中国国家发展的战略任务。2006年11月10日，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及了“国家软实力”的概念。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2] 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并提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些都反映出中国政府已将建设国家软实力置于国家战略高度，对发展软实力越来越重视，政策越来越具体明确。
加强软实力建设是时代的客观要求 也是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
首先，加强软实力建设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当今世界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矛盾中，现有的国际治理体制与日益增强的全球秩序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从性质上看，围绕这一矛盾主线衍生出来的各种具体矛盾许多属于非对抗性矛盾。对于这类矛盾来说，基本的解决方式不是斗争，而是合作。从形式来看，全球性挑战是当代世界最主要的威胁，国际恐怖主义、全球暖化、流行性疾病等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这些问题都不是世界上某一个国家能够自行解决的，解决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合作。在合作中贯彻自己国家的意志，占领战略制高点，提升软实力是关键。
其次，加强软实力建设是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类本能”就是不断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求。需求呈金字塔状，由低到高依次排列，形成“需求层次”，并据此提出了人的五个需求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3]在国家层次上，国家的需求也具有类似的特征。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国家需求实现了从“求生存”、“求安全”到“求发展”再到“求归属”和“求尊重”的历史性转变。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
当代中国加强软实力建设具备了充分的硬实力保障。2011年中国的GDP已达7.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硬实力的发展客观助推了软实力的提升。了解中华文化和学习汉语的热情遍布全球，作为传播中华文化、推广汉语学习的重要机构孔子学院的影响日益扩大。
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发展相辅相成，硬实力发展能够为软实力建设提供物质载体，助推软实力提升；软实力的发展通过提升产品的价值内涵、营造和谐稳定的内外部环境，反过来更好地支持硬实力的发展。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发展不一定同步，但不能失衡。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从全球竞争排名看, 中国许多主要产品的产量和出口规模都已名列前茅,但在信息、法制、管理、市场自由度、创新能力等软实力指标方面,中国发展的任务依然很重。这种硬、软实力不平衡表明,发展软实力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
软实力建设的途径——文化、制度建设和外交政策
提高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涉及多领域的系统工程。要着眼于富强、民主、文明，着眼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着眼于和平发展、推动和谐世界，切实推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对外工作等各领域的工作，系统推进各领域的改革进程，追求国富民强、社会公平正义、平等法制、公民社会建设，夯实中国和平发展的道义基础，拓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加强软实力要从自身建设做起。
首先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传统文化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资产。孔子认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其实质就是通过提升软实力实现国家的利益目标。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和向心力，必须塑造有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观,使之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又能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认同。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中国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拓展国际影响力之间关联密切。在中国文化的许多象征中，为外部世界，特别是东亚国家所熟悉的主要是儒学和儒家的价值观。像人权或民主在西方一样,儒学和儒家价值观在东亚具有一定程度的普世的意义。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再一次唤起人们关注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构建亚洲价值观的可能性。注重家庭、对德行和伦理的关注、集体相对于个人的优先性、对统一或和谐和秩序的尊重及勤劳、节俭和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这些价值既是中国的传统，也是东亚国家的“共识”，容易引起地区国家的共鸣。在继承和发掘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注意传统文化的现代改造和创新。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儒家文化就经历了唐宋时期的巨大变革，通过汲取佛教哲学的概念实现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化。当代世界与古代有明显的差别，全球化时代要求中国要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创造一种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文化价值体系。进入新世纪，国内持续的“国学热”与“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快速发展,客观反映了传统文化的这种继承需求与创新方向，需要继续维护和发展下去。
其次，中国发展模式的完善。传统儒家认为，一个国家实现良治，必然会导致其他国家“从义向风”、“见贤思齐”。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际影响力空前提高。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人们公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成功的。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西方近年来经济发展低迷乃至衰退形成鲜明反差，“中国因素”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权重日益增大。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成了当今时代“最大的亮点”。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不小震动。英国前工党政府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就声称，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的崛起对民主不利；前香港总督彭定康也强调，中国的成功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威胁，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不需要民主而致富”的发展模式。这些言论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群体性对中国的担心和焦虑。面对中国如此快速的发展，特别是由此所牵动的国际格局的重塑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动，西方世界缺乏足够的思想与心理准备。很显然，消除外部世界的疑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4]，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努力塑造公正、民主、人权进步的国家形象,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完成开放的公民社会建设,将不仅有助于保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将有力地影响国际对华舆论朝积极的方向发展。
第三，中国和平、和谐外交的发展。外交通常被看做一国的软实力资源,通过外交的内容和风格可以增进一国的亲和力和政治模式的吸引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5]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努力建设和谐世界，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年均进口近7500亿美元商品，相当于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过去10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从中国累计汇出利润2617亿美元，年均增长30%。[6]2000年至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年度对外直接投资从不足10亿美元增加到590亿美元，十年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3000亿美元，有力地促进了有关国家经济发展，带动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中国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达到10%以上。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建设进程，目前已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300多个国际公约，成为了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并积极推动全球经济与安全合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本着“同舟共济”的精神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建设，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参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组织大型采购团赴海外采购，向陷入困境的国家伸出援手。在安全方面，中国已累计向联合国30项维和行动派出各类人员约2.1万人次，是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为应对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也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维护了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实践有力地支持了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加强软实力建设
——利用信息技术的进步、
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
一、利用信息技术的进步
软实力不仅需要深厚的文化支撑、先进的制度保障及和平的外交政策，也需要投送技巧和传播能力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全球竞争格局，世界被新技术和跨国资本碾成一块没有边界的平地，技术缩短了后起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以其时效性和互动性，改变了权力的作用模式，正如福柯所说，“现代权力是一种‘关系性’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