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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嘉庚先生和他的精神，仍闪闪发光。
集美，位于中国东南滨海厦门岛北面大陆的南端，百年前是个小渔村。陈嘉庚就诞生在这里。1890年，16岁的少年陈嘉庚也是从这里出发，循着父辈的足迹，出洋谋生。
30余年后，昔日小小少年凭借自己的聪颖、善良和勤奋成长为南洋“橡胶大王，’，并已经开始成为领导南洋华侨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0年，对于陈嘉庚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回国慰劳期间，陈嘉庚曾与蒋介石及各委部国民党的几十位首脑要人会谈；曾与毛泽东、朱德、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见面攀谈。对重庆和延安的调查无实据、考察，不厌其详。
重庆令陈嘉庚失望而痛苦。他没有想到，战时的陪都，触目所及是官僚腐败，社会奢糜；市面上甚至公开卖日货!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身居要职，“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他没有想到，自己所敬仰所拥护的最高领衲蒋委员长，对共产党恶感极深，听不进团结对敌的好言相劝。他没有想到，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国共两党竟是水火不相容!非团结不足以救国。万一不幸破裂，同室操戈怎么办?
而延安的景象完全不同。与毛泽东、朱德等人一起用餐，直接对话，与从南洋归来的侨生促膝谈心，他发现共产党一点也没有外面宣传的那种“恶匪”形象；他们管辖的地方实行民主化，官兵平等无阶级，凡事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军民团结，同仇敌忾。百闻不如一见。他兴奋不已：“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身家可以牺牲，是非不可不明
新加坡沦陷期间，陈嘉庚在东爪哇吝株避难。他身藏一包氰化钾，随时准备以身殉国；他“置生死于度外”，住在敌人占领的地方，写成40万字的《南侨回忆录》。1945年10月，他结束了三年多的流亡生活回到了新加坡。人们集会庆祝他安全。“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重庆“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时，毛泽东送的一张条幅上的八个字。
经历过战争磨难的陈嘉庚，热切冀望胜利大国的领袖们有以道义造福人类、拔除战争祸根、维护世界永久和平的善愿和举措。冀望战后祖国实现“民治政治”，各有关国家废止苛待华侨的种种不平等条例。但现实并非他所愿。1948年6月2日，他为《新仰光日报》创刊三周年题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家可以牺牲，是非不可不明。”他怀着这样的抱负，团结广大侨胞，为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推波助澜，为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不懈斗争。
从1945年10月到1949年5月，他马不停蹄地做了许多事，如，协调当地劳资关系，推动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筹募教育经费、择地增建校舍，使失学儿童有书读；交涉南侨机工复员南返等。
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心尽力
1948年初，陈嘉庚胸中涌動着一个热切的念头：在这改天换地的大变革时代要有所作为。他开始为新中国服务了。他将《住屋与卫生》、《我国行的问题》和《民俗非论集》印成单行本，作为贡献给人民民主新政府、建设新中国的一得之见。
1949年1月20日，陈嘉庚接到毛泽东邀请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电报，即刻回电表示：“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他不愿看到他在国民党高官将领中的朋友们成了战犯而遗臭，便分别发电报，劝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接受中共条件以求公私两利。他在启程回国途经香港时，致电劝告福建各界：“宜当奋发有为，不限任何方式，各就本位努力，从速策进和平，迎接解放。”
陈嘉庚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安排在第六小组，任务是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由周恩来主持。
筹备会结束后，陈嘉庚与庄明理、张殊明一起游历东北重要城市。他其实不是在观赏城市风光，而是在调查考察。他建议旅顺市博物馆应增加婴儿及食、住、厕等卫生内容，以利教育群众。他进言政府放大眼光，预早确定沈阳、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的城市建设计划方案，多留空地，放宽道路，改良住屋，以适应现代化及卫生要求；建议在城市里每数万人应设一市场，方便民众，改变小贩的无序状态；旅馆的工友必须经过训练；在公共场所应多贴“禁止随地吐痰”的标语等。
他回到北京出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提出关于在全国各中学普设科学馆；设立各地华侨教育领导机构；救济华侨失学儿童；引致华侨回国投资等七项提案，且这些提案均被大会接受并交中央人民政府处理。
陈嘉庚为有幸亲眼看到中国站立起来，并回国亲自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感到无比兴奋。
他佩服毛主席的文武才干、英明智慧，为我国历史所未有，也是世界所仅见。他说周恩来特别能耐劳刻苦，简直是一个“钢人”。对朱德司令的印象是“一个和平的人’。
他赞赏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和侨务政策，对祖国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感到放心。
陈嘉庚于是决定回国定居。1950年5月21日，他以76岁高龄，惜别了满堂子孙家人，离开了侨居60年的第二故乡新加坡，循着他这代华侨所梦寐以求的落叶归根之路，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和先祖的发祥地——集美定居。
华侨回到祖国定居就成了归国华侨。陈嘉庚是归侨尽心尽力建设祖国的最突出的模范人物。他定居集美11年(1950－1961)，不断地为国家的建设，进言献策，继续探寻强国之道。他推动了鹰厦铁路建设，结束了福建没有铁路的历史；他修复与扩充集美学校；扩充厦门大学；创办华侨博物院(厦门)。
“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这是陈嘉庚的至理名言。他捐资兴学办教育不同于一般人的行善积德，而是作为国民义务，理所当然必须履行，作为自己的事业，为之破釜沉舟，牺牲经济事业；为之奋斗终生，甚至还为自己辞世之后学校能继续力下去做了安排，改集美学校董事会为私立集美学校委员会，作为专门的行政机构，管理集美学校校产集友银行(1942年创办)。
陈嘉庚于1921年创办并独资支持16年的私立厦门大学，1937年无偿奉献给政府改为国立。他回国定居后仍然像私立时期那样加以善待，向女婿李光前筹资250万元进行扩充，建成3I栋大楼，面积62600平方米，相当于解放前的一倍。
1979年，厦大放映有关嘉庚先生的电影《海外赤子》，就有人说：“陈嘉庚算什么?不就是有钱吗?如果我有钱，我也可能成为陈嘉庚。”但谁能成为下一个陈嘉庚?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嘉庚先生和他的精神，仍闪闪发光。
而无论如何，在厦门大学，“校主”这个称呼，永远只属于陈嘉庚。
集美，位于中国东南滨海厦门岛北面大陆的南端，百年前是个小渔村。陈嘉庚就诞生在这里。1890年，16岁的少年陈嘉庚也是从这里出发，循着父辈的足迹，出洋谋生。
30余年后，昔日小小少年凭借自己的聪颖、善良和勤奋成长为南洋“橡胶大王，’，并已经开始成为领导南洋华侨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0年，对于陈嘉庚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回国慰劳期间，陈嘉庚曾与蒋介石及各委部国民党的几十位首脑要人会谈；曾与毛泽东、朱德、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见面攀谈。对重庆和延安的调查无实据、考察，不厌其详。
重庆令陈嘉庚失望而痛苦。他没有想到，战时的陪都，触目所及是官僚腐败，社会奢糜；市面上甚至公开卖日货!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身居要职，“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他没有想到，自己所敬仰所拥护的最高领衲蒋委员长，对共产党恶感极深，听不进团结对敌的好言相劝。他没有想到，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国共两党竟是水火不相容!非团结不足以救国。万一不幸破裂，同室操戈怎么办?
而延安的景象完全不同。与毛泽东、朱德等人一起用餐，直接对话，与从南洋归来的侨生促膝谈心，他发现共产党一点也没有外面宣传的那种“恶匪”形象；他们管辖的地方实行民主化，官兵平等无阶级，凡事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军民团结，同仇敌忾。百闻不如一见。他兴奋不已：“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身家可以牺牲，是非不可不明
新加坡沦陷期间，陈嘉庚在东爪哇吝株避难。他身藏一包氰化钾，随时准备以身殉国；他“置生死于度外”，住在敌人占领的地方，写成40万字的《南侨回忆录》。1945年10月，他结束了三年多的流亡生活回到了新加坡。人们集会庆祝他安全。“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重庆“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时，毛泽东送的一张条幅上的八个字。
经历过战争磨难的陈嘉庚，热切冀望胜利大国的领袖们有以道义造福人类、拔除战争祸根、维护世界永久和平的善愿和举措。冀望战后祖国实现“民治政治”，各有关国家废止苛待华侨的种种不平等条例。但现实并非他所愿。1948年6月2日，他为《新仰光日报》创刊三周年题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家可以牺牲，是非不可不明。”他怀着这样的抱负，团结广大侨胞，为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推波助澜，为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不懈斗争。
从1945年10月到1949年5月，他马不停蹄地做了许多事，如，协调当地劳资关系，推动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筹募教育经费、择地增建校舍，使失学儿童有书读；交涉南侨机工复员南返等。
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心尽力
1948年初，陈嘉庚胸中涌動着一个热切的念头：在这改天换地的大变革时代要有所作为。他开始为新中国服务了。他将《住屋与卫生》、《我国行的问题》和《民俗非论集》印成单行本，作为贡献给人民民主新政府、建设新中国的一得之见。
1949年1月20日，陈嘉庚接到毛泽东邀请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电报，即刻回电表示：“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他不愿看到他在国民党高官将领中的朋友们成了战犯而遗臭，便分别发电报，劝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接受中共条件以求公私两利。他在启程回国途经香港时，致电劝告福建各界：“宜当奋发有为，不限任何方式，各就本位努力，从速策进和平，迎接解放。”
陈嘉庚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安排在第六小组，任务是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由周恩来主持。
筹备会结束后，陈嘉庚与庄明理、张殊明一起游历东北重要城市。他其实不是在观赏城市风光，而是在调查考察。他建议旅顺市博物馆应增加婴儿及食、住、厕等卫生内容，以利教育群众。他进言政府放大眼光，预早确定沈阳、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的城市建设计划方案，多留空地，放宽道路，改良住屋，以适应现代化及卫生要求；建议在城市里每数万人应设一市场，方便民众，改变小贩的无序状态；旅馆的工友必须经过训练；在公共场所应多贴“禁止随地吐痰”的标语等。
他回到北京出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提出关于在全国各中学普设科学馆；设立各地华侨教育领导机构；救济华侨失学儿童；引致华侨回国投资等七项提案，且这些提案均被大会接受并交中央人民政府处理。
陈嘉庚为有幸亲眼看到中国站立起来，并回国亲自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感到无比兴奋。
他佩服毛主席的文武才干、英明智慧，为我国历史所未有，也是世界所仅见。他说周恩来特别能耐劳刻苦，简直是一个“钢人”。对朱德司令的印象是“一个和平的人’。
他赞赏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和侨务政策，对祖国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感到放心。
陈嘉庚于是决定回国定居。1950年5月21日，他以76岁高龄，惜别了满堂子孙家人，离开了侨居60年的第二故乡新加坡，循着他这代华侨所梦寐以求的落叶归根之路，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和先祖的发祥地——集美定居。
华侨回到祖国定居就成了归国华侨。陈嘉庚是归侨尽心尽力建设祖国的最突出的模范人物。他定居集美11年(1950－1961)，不断地为国家的建设，进言献策，继续探寻强国之道。他推动了鹰厦铁路建设，结束了福建没有铁路的历史；他修复与扩充集美学校；扩充厦门大学；创办华侨博物院(厦门)。
“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这是陈嘉庚的至理名言。他捐资兴学办教育不同于一般人的行善积德，而是作为国民义务，理所当然必须履行，作为自己的事业，为之破釜沉舟，牺牲经济事业；为之奋斗终生，甚至还为自己辞世之后学校能继续力下去做了安排，改集美学校董事会为私立集美学校委员会，作为专门的行政机构，管理集美学校校产集友银行(1942年创办)。
陈嘉庚于1921年创办并独资支持16年的私立厦门大学，1937年无偿奉献给政府改为国立。他回国定居后仍然像私立时期那样加以善待，向女婿李光前筹资250万元进行扩充，建成3I栋大楼，面积62600平方米，相当于解放前的一倍。
1979年，厦大放映有关嘉庚先生的电影《海外赤子》，就有人说：“陈嘉庚算什么?不就是有钱吗?如果我有钱，我也可能成为陈嘉庚。”但谁能成为下一个陈嘉庚?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嘉庚先生和他的精神，仍闪闪发光。
而无论如何，在厦门大学，“校主”这个称呼，永远只属于陈嘉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