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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苏绣、蜀绣、湘绣一比较，粤绣在整体风格上则表现为布局紧凑饱满、图案繁茂、场面热烈、用色富丽、对比强烈，迥然有异于其他“三绣”。
“花佬”不仅有组织，有堂口（绮兰堂），有行头（锦绣行）；还有专门给年纪大的、没有家室的男绣工养老用的别墅；甚至在他们过世后，行里的人还会将他们埋在义地。
笔者第一次接触到粤绣，是在广东东莞老街上的一家礼服铺子里。在那家不大的店中，整整齐齐摆满了身着龙凤裙褂和各色旗袍的塑料模特。其中最抢眼的是一套大红色的雕金琢银的龙凤裙褂：不仅主体上布满了龙缠凤绕、蝙蝠鸳鸯等图案，甚至连领口、袖口也丝毫不肯放松，密密匝匝镶滚着祥云和花枝等图案……裙褂上所有的图案一律都是以金线、银线、珠片，手工缝制而成。其花样之繁复、针脚之细密，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对于广东人来说，龙凤裙褂虽然常见，却很少会有人将它与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粤绣联系起来。的确，中国的刺绣就和它们所产生的古老朝代一样，美丽、神秘，同时也陌生、遥远——粤绣自然也不例外。
没有最华丽，只有更华丽
顾名思义，“粤绣”，就是指产于广东地区的手工刺绣品。它包括以广州为中心的“广绣”和以潮州为代表的“潮绣”两大流派。其中，广绣绣品色彩变化细腻，历史上多用作朝廷官服等贡品，而潮绣绣品则色彩鲜艳浓烈，多用作戏服及寺院、庙宇、戏台的陈设品。
但广绣、潮绣在风格上的这种差异也只是相对而言的。与苏绣、蜀绣、湘绣比较，粤绣在整体风格上则表现为布局紧凑饱满、图案繁茂、场面热烈、用色富丽、对比强烈，迥然有异于其他绣种。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从自然地理因素上看，广东深处岭南腹地，历史上受到中原儒家正统思想影响较小，加上地处亚热带，温热湿润的气候特点也易于形成当地“大胆粗犷”的审美观；与此同时，与黎族织锦同源的粤绣还深受广州版画和佛山剪纸艺术的浸淫影响，创造性地发明了“留水路”、“垫高绣”等独特针法，从而形成了粤绣图案凸出绣面数厘米等“壮举”。
“留水路”是粤绣独有的技法，具体是指每一个相邻的刺绣面积间，起针和落针之间，会留出0.5毫米左右的等距离，形成镂空的线条，从而在花瓣、鸟羽间留下一条清晰、均齐的“水路”——既能使前后层次更突出，也能使绣面上的主体形象更醒目。“垫高绣”则属于粤绣中潮绣一派的“独门绝活”，也就是根据纹样要求，在绣底上铺贴一些棉絮，然后绣上金丝绒线，使绣物形成浮雕一样的立体效果。据说，垫高绣的凸起部分，最高可达１寸（3.33厘米），无论是远观还是近赏都令人拍案叫绝。
俗话说“无米之炊，巧妇也难为”。粤绣的熠熠生辉，当然也离不开它在用料选择上的另辟蹊径和独树一帜：除丝线、绒线等基本用线之外，粤绣还大量采用孔雀毛或马尾捻缕作线，不少绣品甚至还采用金线、银线织就——也即“钉金绣”，或称“盘金绣”。所用金银线有“土金”（国产的）和“洋金”（进口的）之分。
历史上，突出远效果的舞台戏服常常选用较粗糙的“土金”绣；而讲究近距离欣赏的褂裙与画幅，则往往采用“洋金”绣。而今天“钉金绣”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便是广东本地新娘出嫁时所穿的龙凤裙褂上的刺绣。
不止是用线，粤绣对绣底材质的选择也极尽奢华之能事，撇开普通的绒布、丝绢、绸缎不说，在18世纪中期，粤绣还产生了“皮金绣”，一种底层多以羊皮金作衬的纳丝绣……
“男人执针”的“花佬”时代
也难怪当时会产生诸如“皮金绣”这样铺张奢靡的粤绣品种，纵观粤绣的发展年表，在18世纪中期的清朝，粤绣正处在它最辉煌的高峰时期。追溯粤绣的历史，关于粤绣产生的最早年代人们众说纷纭、不一而足。然而从唐人苏颚《杜阳杂编》中“唐永贞元年（805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时年十四……能于尺绢绣《法华经》七卷，字如粟粒而点画分明”的记载可以推知——到唐朝时，粤绣早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发展到明代，粤绣已经成为民间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相传，明正德九年（1514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粤绣从此扬名海外，渐渐成为葡萄牙、英、法等国宫廷和皇室、贵族们宠爱的服饰品，每年均有不少产品输出国外。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对外通商口岸，更加促进了粤绣的发展。
就在越来越多的外国订单雪片般纷飞而至时，五花八门的绣行也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广州成立了刺绣行会“锦绣行”和专营刺绣出口的洋行，对于绣品的工时、用料、图案、色彩、规格、绣工价格等，都有具体的规定。与此同时，潮州也成为粤绣的重要产地，有绣庄20余家，绣工5000余人，绣品通过汕头出口泰国、马来亚（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光绪年间（1875～1908年），广东又成立工艺局，在广州举办缤华艺术学校，专设刺绣科，致力于提高刺绣技艺，培养人才。
不难想象，此时粤绣的绣工队伍一定是人才济济、洋洋可观。但如果不是接下来的这个偶然事件，也许一时半会儿人们还不会留意到粤绣区别于苏绣、蜀绣、湘绣的另一个特别之处。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潮州绣品曾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第一次“南洋劝业会”，出人意料的是，大幅潮绣挂屏《苏武牧羊》、《丹凤朝阳》、《郭子仪拜寿》、《狮子头》、《海龙王头》、《鹌鹑鸟》等众多展出作品都获了奖——更令人惊讶的是，完成这些参展绣品的24位“绣娘”竟然清一色全是男性，一时震动全城。
不光潮绣，历史上广绣绣工也多为男性，他们有个统一的称谓：“花佬”。那时候习惯上把“花”字读成“些”音，所以“花佬”也被读作“xie lao”。花佬的出现，早在乾隆年间成立锦绣行时就已经有了：“花佬”不仅有组织，有堂口（绮兰堂），有行头（锦绣行）；还有专门给年纪大的、没有家室的男绣工养老用的别墅；甚至在他们过世后，行里的人还会将他们埋在义地。
当时的粤绣业，门风极严。不仅有“入行者必须为男工”的规定，而且在技术传承上也流传着“传男不传女”，以及“同一时间内限收2名学徒，学期至少4年”的行规。而花佬的亲属如老婆、女儿，即使做得再好，也只能算作“从属”。 即便是后来到了清末明初之际，由于人手不足，交货任务又紧，不得不放宽条件让男女绣工都参与到刺绣工作中来时，他们之间的分工也是各有不同的。
就一幅作品而言，由于刺绣工序分为上下两部分，女的就做“下工序”，也就是不太重要的部分，如技艺和针法相对要求较低的花鸟、山石、桌凳等图案；男工则只需负责“上工序”，如要求更为精细的人物头像、手脚、衣裙、袖褶等纹样。并且女工只能参与绣制祭神贡品，只有男工才能绣制欣赏品。除了刺绣外，男绣工还负责“执花”（质量检查）和“洗花”（清洗绸缎上出现的污渍）等工作。
而之所以当时的粤绣会颠覆千百年来只有女子才穿针引线的传统，反使男工唱了主角，推究起来，一是因为当年的订单太多，工人需要加班加点赶工，而且很多绣品都是大幅作品，需要长时间站立着刺绣，对绣工的体力和耐力要求很高；二是因为当时的男绣工多是民间工艺的“多面手”，他们中既有画师，也有不少绘彩瓷和扎花灯的艺人；再者，当时广东的社会风气也并不允许女子抛头露面出来工作挣钱……
就这样，男工“一枝独秀”，在粤绣最辉煌的岁月里薪火相传。但正所谓“情深不寿，强极则辱”，在迅速变迁的时代发展中，极尽绚烂的粤绣也最终难逃“英雄暮年”的命运。
抗日战争期间，广东境内的众多绣庄无一幸免，纷纷倒闭，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散落民间的潮绣绣工竟然只有200多人，绣庄也仅剩下13家；广绣业也同样元气大伤，幸存下来的绣庄与绣工数量皆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虽然改革开放后，广绣与潮绣也分别成立了研究所，并有不少民间人士做出了复兴粤绣的努力，但粤绣最终还是没能重振当年的雄风。
从“贵族宠儿”到“英雄暮年”
神话虽然终究会远去，却谁也抹不去神话曾经留下的印迹。
如果运气好，你遇到的是个地道的老广东人，他就会告诉你，粤绣的流传地其实包括了以广州为中心的整个珠江三角洲和以潮州为中心的整个潮汕地区，除了广州和潮州之外，番禺、顺德、南海、佛山等地的粤绣传统也十分深厚。而这些地名，每一个背后都牵涉着一个朝代或者一个家族的历史，每一个背后都牵扯着数不清的传人和他们的故事……
拿广州来说，位于城区中部、人民南路上的“状元坊”和位于城区西南、历史上曾作为英法两国租界的“沙面”，以及“新胜街”一带都曾是清代广绣作坊的聚集地。尤其是状元坊，谁能想到，如今这条专营学生用品和工艺精品的全长不足300米的老街，在清代中期曾是名震四海的“戏服一条街”呢？
由于粤剧和粤曲的繁荣，当时无论是乡下戏班，还是省港大班，无论是文生、武生还是花旦、大佬倌，一生中均以拥有一套状元坊绣制的戏服为荣。而随着粤绣的声名日盛，渐渐地连京城的宫廷戏班也慕名前来定制龙袍玉带、凤冠霞帔、头盔彩翎等等行头……而比戏服生命力更强的，还有披风。笔者在广州走访时，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艺人说：“大家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西班牙斗牛士穿的披风斗篷，其实很多就是粤绣作品。从清朝到现在，一直有不少西班牙斗牛场都持续在国内的粤绣厂里订货。”
但谁都知道，无论是少量的用于出口的披风斗篷和高档刺绣收藏品，还是诸如许炽光、陈少芳、梁秀玲等仅剩的粤绣传人的努力都不过是杯水车薪，最终难挽其式微的命运。毕竟，一名绣师从成名到“封针”最多不过短短十来年左右，而一幅精品却需耗费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完成。有多少人当真愿用大把的青春去换回一个旖旎精致的梦境呢？
所以，当粤绣经历了从“贵族宠儿”到“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荣辱变迁之后，关于那个人人手不离香囊、扇袋，户户皆置屏风、帐幔的遥远古代；关于时光深处那些焚香、净手，“疏影帘栊对绣屏”的安宁心境；以及那些诸如“闲坐伴伊拈线”的浪漫情怀……恐怕，都只能从人们口口相传的记忆里去寻找了吧。
“花佬”不仅有组织，有堂口（绮兰堂），有行头（锦绣行）；还有专门给年纪大的、没有家室的男绣工养老用的别墅；甚至在他们过世后，行里的人还会将他们埋在义地。
笔者第一次接触到粤绣，是在广东东莞老街上的一家礼服铺子里。在那家不大的店中，整整齐齐摆满了身着龙凤裙褂和各色旗袍的塑料模特。其中最抢眼的是一套大红色的雕金琢银的龙凤裙褂：不仅主体上布满了龙缠凤绕、蝙蝠鸳鸯等图案，甚至连领口、袖口也丝毫不肯放松，密密匝匝镶滚着祥云和花枝等图案……裙褂上所有的图案一律都是以金线、银线、珠片，手工缝制而成。其花样之繁复、针脚之细密，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对于广东人来说，龙凤裙褂虽然常见，却很少会有人将它与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粤绣联系起来。的确，中国的刺绣就和它们所产生的古老朝代一样，美丽、神秘，同时也陌生、遥远——粤绣自然也不例外。
没有最华丽，只有更华丽
顾名思义，“粤绣”，就是指产于广东地区的手工刺绣品。它包括以广州为中心的“广绣”和以潮州为代表的“潮绣”两大流派。其中，广绣绣品色彩变化细腻，历史上多用作朝廷官服等贡品，而潮绣绣品则色彩鲜艳浓烈，多用作戏服及寺院、庙宇、戏台的陈设品。
但广绣、潮绣在风格上的这种差异也只是相对而言的。与苏绣、蜀绣、湘绣比较，粤绣在整体风格上则表现为布局紧凑饱满、图案繁茂、场面热烈、用色富丽、对比强烈，迥然有异于其他绣种。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从自然地理因素上看，广东深处岭南腹地，历史上受到中原儒家正统思想影响较小，加上地处亚热带，温热湿润的气候特点也易于形成当地“大胆粗犷”的审美观；与此同时，与黎族织锦同源的粤绣还深受广州版画和佛山剪纸艺术的浸淫影响，创造性地发明了“留水路”、“垫高绣”等独特针法，从而形成了粤绣图案凸出绣面数厘米等“壮举”。
“留水路”是粤绣独有的技法，具体是指每一个相邻的刺绣面积间，起针和落针之间，会留出0.5毫米左右的等距离，形成镂空的线条，从而在花瓣、鸟羽间留下一条清晰、均齐的“水路”——既能使前后层次更突出，也能使绣面上的主体形象更醒目。“垫高绣”则属于粤绣中潮绣一派的“独门绝活”，也就是根据纹样要求，在绣底上铺贴一些棉絮，然后绣上金丝绒线，使绣物形成浮雕一样的立体效果。据说，垫高绣的凸起部分，最高可达１寸（3.33厘米），无论是远观还是近赏都令人拍案叫绝。
俗话说“无米之炊，巧妇也难为”。粤绣的熠熠生辉，当然也离不开它在用料选择上的另辟蹊径和独树一帜：除丝线、绒线等基本用线之外，粤绣还大量采用孔雀毛或马尾捻缕作线，不少绣品甚至还采用金线、银线织就——也即“钉金绣”，或称“盘金绣”。所用金银线有“土金”（国产的）和“洋金”（进口的）之分。
历史上，突出远效果的舞台戏服常常选用较粗糙的“土金”绣；而讲究近距离欣赏的褂裙与画幅，则往往采用“洋金”绣。而今天“钉金绣”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便是广东本地新娘出嫁时所穿的龙凤裙褂上的刺绣。
不止是用线，粤绣对绣底材质的选择也极尽奢华之能事，撇开普通的绒布、丝绢、绸缎不说，在18世纪中期，粤绣还产生了“皮金绣”，一种底层多以羊皮金作衬的纳丝绣……
“男人执针”的“花佬”时代
也难怪当时会产生诸如“皮金绣”这样铺张奢靡的粤绣品种，纵观粤绣的发展年表，在18世纪中期的清朝，粤绣正处在它最辉煌的高峰时期。追溯粤绣的历史，关于粤绣产生的最早年代人们众说纷纭、不一而足。然而从唐人苏颚《杜阳杂编》中“唐永贞元年（805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时年十四……能于尺绢绣《法华经》七卷，字如粟粒而点画分明”的记载可以推知——到唐朝时，粤绣早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发展到明代，粤绣已经成为民间最重要的手工业之一。相传，明正德九年（1514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粤绣从此扬名海外，渐渐成为葡萄牙、英、法等国宫廷和皇室、贵族们宠爱的服饰品，每年均有不少产品输出国外。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对外通商口岸，更加促进了粤绣的发展。
就在越来越多的外国订单雪片般纷飞而至时，五花八门的绣行也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广州成立了刺绣行会“锦绣行”和专营刺绣出口的洋行，对于绣品的工时、用料、图案、色彩、规格、绣工价格等，都有具体的规定。与此同时，潮州也成为粤绣的重要产地，有绣庄20余家，绣工5000余人，绣品通过汕头出口泰国、马来亚（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光绪年间（1875～1908年），广东又成立工艺局，在广州举办缤华艺术学校，专设刺绣科，致力于提高刺绣技艺，培养人才。
不难想象，此时粤绣的绣工队伍一定是人才济济、洋洋可观。但如果不是接下来的这个偶然事件，也许一时半会儿人们还不会留意到粤绣区别于苏绣、蜀绣、湘绣的另一个特别之处。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潮州绣品曾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第一次“南洋劝业会”，出人意料的是，大幅潮绣挂屏《苏武牧羊》、《丹凤朝阳》、《郭子仪拜寿》、《狮子头》、《海龙王头》、《鹌鹑鸟》等众多展出作品都获了奖——更令人惊讶的是，完成这些参展绣品的24位“绣娘”竟然清一色全是男性，一时震动全城。
不光潮绣，历史上广绣绣工也多为男性，他们有个统一的称谓：“花佬”。那时候习惯上把“花”字读成“些”音，所以“花佬”也被读作“xie lao”。花佬的出现，早在乾隆年间成立锦绣行时就已经有了：“花佬”不仅有组织，有堂口（绮兰堂），有行头（锦绣行）；还有专门给年纪大的、没有家室的男绣工养老用的别墅；甚至在他们过世后，行里的人还会将他们埋在义地。
当时的粤绣业，门风极严。不仅有“入行者必须为男工”的规定，而且在技术传承上也流传着“传男不传女”，以及“同一时间内限收2名学徒，学期至少4年”的行规。而花佬的亲属如老婆、女儿，即使做得再好，也只能算作“从属”。 即便是后来到了清末明初之际，由于人手不足，交货任务又紧，不得不放宽条件让男女绣工都参与到刺绣工作中来时，他们之间的分工也是各有不同的。
就一幅作品而言，由于刺绣工序分为上下两部分，女的就做“下工序”，也就是不太重要的部分，如技艺和针法相对要求较低的花鸟、山石、桌凳等图案；男工则只需负责“上工序”，如要求更为精细的人物头像、手脚、衣裙、袖褶等纹样。并且女工只能参与绣制祭神贡品，只有男工才能绣制欣赏品。除了刺绣外，男绣工还负责“执花”（质量检查）和“洗花”（清洗绸缎上出现的污渍）等工作。
而之所以当时的粤绣会颠覆千百年来只有女子才穿针引线的传统，反使男工唱了主角，推究起来，一是因为当年的订单太多，工人需要加班加点赶工，而且很多绣品都是大幅作品，需要长时间站立着刺绣，对绣工的体力和耐力要求很高；二是因为当时的男绣工多是民间工艺的“多面手”，他们中既有画师，也有不少绘彩瓷和扎花灯的艺人；再者，当时广东的社会风气也并不允许女子抛头露面出来工作挣钱……
就这样，男工“一枝独秀”，在粤绣最辉煌的岁月里薪火相传。但正所谓“情深不寿，强极则辱”，在迅速变迁的时代发展中，极尽绚烂的粤绣也最终难逃“英雄暮年”的命运。
抗日战争期间，广东境内的众多绣庄无一幸免，纷纷倒闭，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散落民间的潮绣绣工竟然只有200多人，绣庄也仅剩下13家；广绣业也同样元气大伤，幸存下来的绣庄与绣工数量皆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虽然改革开放后，广绣与潮绣也分别成立了研究所，并有不少民间人士做出了复兴粤绣的努力，但粤绣最终还是没能重振当年的雄风。
从“贵族宠儿”到“英雄暮年”
神话虽然终究会远去，却谁也抹不去神话曾经留下的印迹。
如果运气好，你遇到的是个地道的老广东人，他就会告诉你，粤绣的流传地其实包括了以广州为中心的整个珠江三角洲和以潮州为中心的整个潮汕地区，除了广州和潮州之外，番禺、顺德、南海、佛山等地的粤绣传统也十分深厚。而这些地名，每一个背后都牵涉着一个朝代或者一个家族的历史，每一个背后都牵扯着数不清的传人和他们的故事……
拿广州来说，位于城区中部、人民南路上的“状元坊”和位于城区西南、历史上曾作为英法两国租界的“沙面”，以及“新胜街”一带都曾是清代广绣作坊的聚集地。尤其是状元坊，谁能想到，如今这条专营学生用品和工艺精品的全长不足300米的老街，在清代中期曾是名震四海的“戏服一条街”呢？
由于粤剧和粤曲的繁荣，当时无论是乡下戏班，还是省港大班，无论是文生、武生还是花旦、大佬倌，一生中均以拥有一套状元坊绣制的戏服为荣。而随着粤绣的声名日盛，渐渐地连京城的宫廷戏班也慕名前来定制龙袍玉带、凤冠霞帔、头盔彩翎等等行头……而比戏服生命力更强的，还有披风。笔者在广州走访时，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艺人说：“大家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西班牙斗牛士穿的披风斗篷，其实很多就是粤绣作品。从清朝到现在，一直有不少西班牙斗牛场都持续在国内的粤绣厂里订货。”
但谁都知道，无论是少量的用于出口的披风斗篷和高档刺绣收藏品，还是诸如许炽光、陈少芳、梁秀玲等仅剩的粤绣传人的努力都不过是杯水车薪，最终难挽其式微的命运。毕竟，一名绣师从成名到“封针”最多不过短短十来年左右，而一幅精品却需耗费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完成。有多少人当真愿用大把的青春去换回一个旖旎精致的梦境呢？
所以，当粤绣经历了从“贵族宠儿”到“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荣辱变迁之后，关于那个人人手不离香囊、扇袋，户户皆置屏风、帐幔的遥远古代；关于时光深处那些焚香、净手，“疏影帘栊对绣屏”的安宁心境；以及那些诸如“闲坐伴伊拈线”的浪漫情怀……恐怕，都只能从人们口口相传的记忆里去寻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