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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雅乐在西周时期曾达到其发展的顶峰，在春秋战国时期又逐渐走向了衰微，然而从秦汉到隋唐，它又受到了民间音乐的极大冲击，后来，经过了唐末五代，由于当时特殊的背景，几乎衰亡的雅乐被北宋的统治者重新强调，从而使中国古代宫廷音乐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以雅乐为主，俗乐为辅的局面。本文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分析雅乐在北宋的复兴的原因，北宋君臣为何如此重视雅乐的复兴，雅乐又有什么样的社会功能，从而对雅乐在北宋时期复兴这一历史现象作出合乎历史的解释。
关键词：北宋；雅乐；重雅轻俗
我国古代的雅乐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艺术形态，因为在古代，它不仅属于音乐学范畴，而且还是儒家礼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西周时期达到了他的发展顶峰，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又逐渐走向了衰微，从秦汉到隋唐，又因为民间音乐和异域音乐对中原雅乐文化造成强大冲击，使雅乐在宫廷中地位逐渐被俗乐所取代，宫廷燕乐在唐朝达到了空前的繁盛。然而，经过了唐末五代，由于当时特殊的背景，几乎衰亡的雅乐又重新被北宋的统治者强调，致使中国古代的宫廷音乐在这一时期出现以雅乐为主俗乐为辅的局面，出現这种局面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重雅轻俗的北宋音乐文化政策
音乐在古代被当作与礼制和政治相同的统治方式，在这几种统治方式中，礼与乐被称为“文治”。北宋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因此对礼乐制度表现出从未有过的重视。雅乐，是其礼乐体系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北宋皇帝不仅制定音乐政策还召集群臣议雅乐，为塑造本朝重视文治的理念作了政策上的支持。这种雅乐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皇帝下达寻求知乐儒士的诏令。例如公元1008年6月，宋真宗《访晓雅乐人诏》，这种访求知音之士的诏令一经下达，各地方的官员就会纷纷举荐知音人才，阮逸和胡媛就是在这时被举荐到朝廷来专门讨论雅乐的。
（二）鼓励雅乐研究的政策。公元1088年，宋哲宗与朝臣观乐后，即“与镇一子有官人升一任差遣，制造人等第支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臣研究雅乐的积极性，于是在北宋出现了许多专门研究雅乐的著作，他们力图使自己的乐论被朝廷所采纳，成一代之乐。
（三）把宫廷雅乐作为行政命令向各地推广。宋徽宗之前的各朝，只是在宫廷中实施雅乐政策，而对地方的音乐没有过多的限制，但到了宋徽宗时，则把雅乐作为一种行政命令向全国各地颁布。公元1108年8月，宋徽宗下达诏令，必须以朝廷颁布的大晨乐为全国音乐的统一标准。
二、北宋历代皇帝重雅轻俗的音乐观
对北宋皇帝来说，他们考虑的是怎样更好的发挥礼乐制度的政治功能。因为这种实际的政治目的，宋皇帝对雅乐的热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例如，宋太宗就是个颇懂乐律的皇帝，并且时刻不忘其统治王权的巩固，他不仅制作了许多新曲，还对乐器进行改造，他将原本为七弦之琴四弦之阮改变为九弦琴、五弦阮。宋初的皇帝对雅乐的重视还没有将礼乐提高到朝廷大事上来，可是到了宋真宗以后，礼乐制度被当作朝廷重要事项来看。由此可见，雅乐从此被看作“邦国之重事”来看待。宋仁宗不仅自己制作了许多雅乐乐章，而且还自编成一本乐书《景枯乐髓新经》，并亲自参与雅乐的研究。到北宋后期的徽宗，国家弊政丛生，于是宋徽宗欲通过兴盛雅乐来达到其以礼乐治天下的目的，公元1102年，宋徽宗召集宰臣僚属议政，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大乐之制讹谬残网”。可见，北宋末的徽宗皇帝更是将礼乐作为朝廷当务之急的一项任务。在皇帝的推动下，讨论雅乐之风就不可避免的在北宋末又掀起了一次高潮。
三、北宋重雅轻俗的宫廷音乐机构
自东周列国以来，古代宫廷的音乐，按照儒家的礼乐文化观，根据音乐的功用及应用场合被严格分为雅乐和宴乐。宴乐也被称为“燕乐”，是与雅乐相区别的俗乐。俗乐是用于宫廷宴会的音乐，用来满足宫廷娱乐。雅乐由雅乐机构管理，俗乐由俗乐机构管理，两者界限分明，分工明确，宋朝的雅乐机构在宫廷音乐机构中的地位比秦汉以来各朝各代的雅乐机构在宫廷音乐机构中的地位要重要的多，而俗乐机构并无地位可言。北宋末年的宫廷内外都是一片雅乐声。教坊几乎已被雅乐同化，管理雅乐机构主要就是礼部太常及后来的大晨府。正常管理雅乐的机构即为礼部和太常，公元1050年还设立了一临时议乐的机构来专门讨论朝会、大礼以及各种祠祭所用大乐制度，由知乐的朝廷重臣组成，而且朝廷的每一次议乐、改乐都必须由宰府重臣监督。由此可见，在北宋宫廷，雅乐影响俗乐，甚至是束缚俗乐的，在这种氛围中北宋宫廷音乐的衰落也是必然的了。
参考文献：
[1]陈植愕.北宋文化史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3.
[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3]杨朝云.从宋代音乐史料看雅乐的神秘主义色彩[J].曲靖师专学报，2000，1.
关键词：北宋；雅乐；重雅轻俗
我国古代的雅乐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艺术形态，因为在古代，它不仅属于音乐学范畴，而且还是儒家礼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西周时期达到了他的发展顶峰，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又逐渐走向了衰微，从秦汉到隋唐，又因为民间音乐和异域音乐对中原雅乐文化造成强大冲击，使雅乐在宫廷中地位逐渐被俗乐所取代，宫廷燕乐在唐朝达到了空前的繁盛。然而，经过了唐末五代，由于当时特殊的背景，几乎衰亡的雅乐又重新被北宋的统治者强调，致使中国古代的宫廷音乐在这一时期出现以雅乐为主俗乐为辅的局面，出現这种局面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重雅轻俗的北宋音乐文化政策
音乐在古代被当作与礼制和政治相同的统治方式，在这几种统治方式中，礼与乐被称为“文治”。北宋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因此对礼乐制度表现出从未有过的重视。雅乐，是其礼乐体系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北宋皇帝不仅制定音乐政策还召集群臣议雅乐，为塑造本朝重视文治的理念作了政策上的支持。这种雅乐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皇帝下达寻求知乐儒士的诏令。例如公元1008年6月，宋真宗《访晓雅乐人诏》，这种访求知音之士的诏令一经下达，各地方的官员就会纷纷举荐知音人才，阮逸和胡媛就是在这时被举荐到朝廷来专门讨论雅乐的。
（二）鼓励雅乐研究的政策。公元1088年，宋哲宗与朝臣观乐后，即“与镇一子有官人升一任差遣，制造人等第支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臣研究雅乐的积极性，于是在北宋出现了许多专门研究雅乐的著作，他们力图使自己的乐论被朝廷所采纳，成一代之乐。
（三）把宫廷雅乐作为行政命令向各地推广。宋徽宗之前的各朝，只是在宫廷中实施雅乐政策，而对地方的音乐没有过多的限制，但到了宋徽宗时，则把雅乐作为一种行政命令向全国各地颁布。公元1108年8月，宋徽宗下达诏令，必须以朝廷颁布的大晨乐为全国音乐的统一标准。
二、北宋历代皇帝重雅轻俗的音乐观
对北宋皇帝来说，他们考虑的是怎样更好的发挥礼乐制度的政治功能。因为这种实际的政治目的，宋皇帝对雅乐的热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例如，宋太宗就是个颇懂乐律的皇帝，并且时刻不忘其统治王权的巩固，他不仅制作了许多新曲，还对乐器进行改造，他将原本为七弦之琴四弦之阮改变为九弦琴、五弦阮。宋初的皇帝对雅乐的重视还没有将礼乐提高到朝廷大事上来，可是到了宋真宗以后，礼乐制度被当作朝廷重要事项来看。由此可见，雅乐从此被看作“邦国之重事”来看待。宋仁宗不仅自己制作了许多雅乐乐章，而且还自编成一本乐书《景枯乐髓新经》，并亲自参与雅乐的研究。到北宋后期的徽宗，国家弊政丛生，于是宋徽宗欲通过兴盛雅乐来达到其以礼乐治天下的目的，公元1102年，宋徽宗召集宰臣僚属议政，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大乐之制讹谬残网”。可见，北宋末的徽宗皇帝更是将礼乐作为朝廷当务之急的一项任务。在皇帝的推动下，讨论雅乐之风就不可避免的在北宋末又掀起了一次高潮。
三、北宋重雅轻俗的宫廷音乐机构
自东周列国以来，古代宫廷的音乐，按照儒家的礼乐文化观，根据音乐的功用及应用场合被严格分为雅乐和宴乐。宴乐也被称为“燕乐”，是与雅乐相区别的俗乐。俗乐是用于宫廷宴会的音乐，用来满足宫廷娱乐。雅乐由雅乐机构管理，俗乐由俗乐机构管理，两者界限分明，分工明确，宋朝的雅乐机构在宫廷音乐机构中的地位比秦汉以来各朝各代的雅乐机构在宫廷音乐机构中的地位要重要的多，而俗乐机构并无地位可言。北宋末年的宫廷内外都是一片雅乐声。教坊几乎已被雅乐同化，管理雅乐机构主要就是礼部太常及后来的大晨府。正常管理雅乐的机构即为礼部和太常，公元1050年还设立了一临时议乐的机构来专门讨论朝会、大礼以及各种祠祭所用大乐制度，由知乐的朝廷重臣组成，而且朝廷的每一次议乐、改乐都必须由宰府重臣监督。由此可见，在北宋宫廷，雅乐影响俗乐，甚至是束缚俗乐的，在这种氛围中北宋宫廷音乐的衰落也是必然的了。
参考文献：
[1]陈植愕.北宋文化史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3.
[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3]杨朝云.从宋代音乐史料看雅乐的神秘主义色彩[J].曲靖师专学报，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