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村规民约是民间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着村庄的具体社会实践。民间法作为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积极力量，不应与国家法相抵触冲突。而笔者在基层调研走访时发现，当下，村规民约的“合法性”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去年，河北省某村制定了一张“明白纸”规定，“彩礼不得超过2万元，如若违反，经举报情况属实，按贩卖妇女和诈骗罪论处。”此类村规民约，既没有法定的权限，也未经法定的程序，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则。这种村规民约不仅对村民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更不利于提升村民的法律素养。
第二，违背国家现行的相关政策。浙江某村村规民约规定，若村民在未经村“两委”许可的情况下上访，就要扣除1-10年粮食补贴不等。粮食补贴是国家对种田农户的补贴，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粮食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该项补贴不能与村民除种田外的其他行为挂钩，村规民约更无权加以限制。
第三，侵害村民的法定权利。在海南省某村，村规民约规定，禁止村民在本村水库电鱼，村里“青年会”若发现肇事者，有权对其进行罚款2000元的处罚。处罚权的设定，直接影响到村民的人身财产权益。处罚权只能由法定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来制定，而《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设定和执行有了非常严格的程序，非是村规民约能够自治约定的范畴。
“合法性”是村规民约的底线要求。村规民约是村民会议基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授权而制定的，是村民自治的产物。只有主体合法、程序合法、内容合法，“村规民约”才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合法”的村规民约，才具有法律效力，村民才理所当然地受其约束。
这几年，违法的村规民约屡见报端，村规民约的“合法性”缺陷不是个例，亟待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究其原因，一是乡镇政府层面的审核监管责任不明确；乡镇一级政府承担了大量而繁杂的基层工作，往往抓大放小、捡重去轻，忽视了对村规民约此种村庄自治领域细节工作的管理；二是“一村一顾问”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或者流于形式，法律顾问专注于集体纠纷或者村民个案的解决，主动、积极审核村规民约的意识不强，也没有相应的制度加以约束；三是村干部的领导水平不足，法治意识不强，村规民约不仅不能体现广大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要求，甚至成为他们滥用权力的工具。
2018年底，民政部、中组部、全国妇联等7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所有村、社区普遍制定或修订形成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我们不妨借此契机，来涂繪好村规民约的法治底色。（据《农民日报》）
第一，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去年，河北省某村制定了一张“明白纸”规定，“彩礼不得超过2万元，如若违反，经举报情况属实，按贩卖妇女和诈骗罪论处。”此类村规民约，既没有法定的权限，也未经法定的程序，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则。这种村规民约不仅对村民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更不利于提升村民的法律素养。
第二，违背国家现行的相关政策。浙江某村村规民约规定，若村民在未经村“两委”许可的情况下上访，就要扣除1-10年粮食补贴不等。粮食补贴是国家对种田农户的补贴，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粮食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该项补贴不能与村民除种田外的其他行为挂钩，村规民约更无权加以限制。
第三，侵害村民的法定权利。在海南省某村，村规民约规定，禁止村民在本村水库电鱼，村里“青年会”若发现肇事者，有权对其进行罚款2000元的处罚。处罚权的设定，直接影响到村民的人身财产权益。处罚权只能由法定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来制定，而《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设定和执行有了非常严格的程序，非是村规民约能够自治约定的范畴。
“合法性”是村规民约的底线要求。村规民约是村民会议基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授权而制定的，是村民自治的产物。只有主体合法、程序合法、内容合法，“村规民约”才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合法”的村规民约，才具有法律效力，村民才理所当然地受其约束。
这几年，违法的村规民约屡见报端，村规民约的“合法性”缺陷不是个例，亟待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究其原因，一是乡镇政府层面的审核监管责任不明确；乡镇一级政府承担了大量而繁杂的基层工作，往往抓大放小、捡重去轻，忽视了对村规民约此种村庄自治领域细节工作的管理；二是“一村一顾问”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或者流于形式，法律顾问专注于集体纠纷或者村民个案的解决，主动、积极审核村规民约的意识不强，也没有相应的制度加以约束；三是村干部的领导水平不足，法治意识不强，村规民约不仅不能体现广大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要求，甚至成为他们滥用权力的工具。
2018年底，民政部、中组部、全国妇联等7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所有村、社区普遍制定或修订形成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我们不妨借此契机，来涂繪好村规民约的法治底色。（据《农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