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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从台湾刮起一阵风，说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忠奸之分”，并大写文章，目的只有一个：为汉奸翻案。一时间，为汪精卫、陈公博、何炳贤等说话的人不少。这股风从台湾刮到香港，又刮到大陆内地。在内地，有人写为汉奸文人周作人翻案的文章，甚至把胡适也扯在里面，说什么“周作人有叛国附敌的历史，胡适在政治上也有附蒋反共并支持蒋介石‘勘乱’的不光彩的历史”。
我们且把其他问题搁起，先说周作人。将周作人的“叛国附敌”与胡适的“附蒋反共”相提并论，显然是“失之千里”之论。因为这两者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周作人为卖国贼和民族叛徒，胡适的“附蒋反共”则是中国人内部不同思想不同政见者之间的内争。这两者岂能一概而论？就是在文化学术成就方面，胡、周两人也不能并论。胡适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代宗师，学高望重，而周作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位有名望的文人而已，他的闲适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仍可占有一席之地，但决不能与胡适相比，当然也不能与鲁迅相比。
在对待汉奸周作人问题上，胡适和其他有些人比较起来可说是做到了“忠奸分明”。胡适和周作人曾是文学上的旧雨，关系不错，胡适还特地称赞过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这个有价值的命题。但在周作人投敌以后，其汉奸罪行累累，他们的旧谊也就告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南京法院明确定周作人的“汉奸罪”，并判刑十四年。当时沈兼士等谋为周作人说情减罪，游说胡适出面为周作人说几句话，被胡适断然拒绝。这也就是胡适对于周作人的评价。这件事在历史上是值得记录下来的。但是其后有些人对于周作人的评价却与胡适不同，他们即使不敢说不应定周作人为汉奸，但却用一切办法、从各种角度企图冲淡周作人的汉奸罪孽。这些人的手法不同，涉及的人和事也不同。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余英时先生一九九二年发表在香港《明报》（8月号）上的一篇文章，题为《谈鲁迅与周作人》。
文章的大意是说：鲁迅幸而死得早，变成了“革命圣人”；周作人不幸而活得太长，竟应验了他所引的“寿则多辱”那句古语。他们两兄弟都精明得很，并不是没有看到“身后是非”的问题。他们兄弟最后荣辱分途也许是性格不同和时代风气共同造成的。但是后人若怀着什么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把他们捧得太高（鲁迅）或贬得太低（周作人），恐怕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上面引述的都是余英时的原话。如果要从“忠奸之分”、“正邪之分”作判断，那末这里每一句话几乎都可以作为争论的题目。例如说周氏兄弟的“荣辱分途”“也许是性格不同和时代风气共同造成的”，说得何等轻松而超脱！又如说“死说早”和“活得太长”的问题，其潜台词也是非常清楚的。但这些都可以置之不论。我想周氏兄弟两人各自所经历的历史事实俱在，我们已不必再花笔墨来争辩了。各人的历史都是自己一笔一划写成的，别人难以修改损益。我只是要读者特别注意余氏文章中所说的两句结论性的话，这两句话巧妙地夹在文章中间，读者若稍粗心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这两句话就是：“我对于他（按：指周作人）接受伪职一事倒并不觉得需要特别加以责难，何况最近大陆有关的讨论已指出这件事是中共地下党奉命促成的。”
关于第一件事，即对周作人任“伪职”（余先生以“伪职”代替“汉奸”也属用心良苦）一事是否“需要特别加以责难”，这当由余先生自己作决定，加以责难或不加以责难都是余先生的自由，虽然事情本身有是非在，这里也不拟加以评论；这里需要特别提出来的倒是，余英时先生谈周作人当汉奸这种事“是中共地下党奉命促成的”，究竟何所据？大陆的人未之闻也，笔者还是首先在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中得知的。没有这种事实而却凭什么“口说”而先宣传这样一种事实，难道是一个学者——特别是一个历史学家所当为？这只能归入中国所谓“秽史”、“伪史”一类。
中国人历来把“道德”和“文章”联在一起，主张为文作史要讲道德，这里既包括普通做人的道德，也包括政治道德。现代社会，政治多歧见，反共的人多有。前面说过，胡适也是反共的，他公开声言是共产主义的反对派，他不同意共产的主张，但却从不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造谣污蔑性的攻击。这也算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政治道德”的一种表现。很可惜，余英时先生并不能做到像胡适那样的胸怀，由此也可断定，余英时先生并不是具有自由思想的人，甚至不可能对中国近现代史（当然包括台湾的历史）采取真正公正的态度，尽管余英时先生不乏一定的史才。
二○○○年四月
我们且把其他问题搁起，先说周作人。将周作人的“叛国附敌”与胡适的“附蒋反共”相提并论，显然是“失之千里”之论。因为这两者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周作人为卖国贼和民族叛徒，胡适的“附蒋反共”则是中国人内部不同思想不同政见者之间的内争。这两者岂能一概而论？就是在文化学术成就方面，胡、周两人也不能并论。胡适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代宗师，学高望重，而周作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位有名望的文人而已，他的闲适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仍可占有一席之地，但决不能与胡适相比，当然也不能与鲁迅相比。
在对待汉奸周作人问题上，胡适和其他有些人比较起来可说是做到了“忠奸分明”。胡适和周作人曾是文学上的旧雨，关系不错，胡适还特地称赞过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这个有价值的命题。但在周作人投敌以后，其汉奸罪行累累，他们的旧谊也就告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南京法院明确定周作人的“汉奸罪”，并判刑十四年。当时沈兼士等谋为周作人说情减罪，游说胡适出面为周作人说几句话，被胡适断然拒绝。这也就是胡适对于周作人的评价。这件事在历史上是值得记录下来的。但是其后有些人对于周作人的评价却与胡适不同，他们即使不敢说不应定周作人为汉奸，但却用一切办法、从各种角度企图冲淡周作人的汉奸罪孽。这些人的手法不同，涉及的人和事也不同。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余英时先生一九九二年发表在香港《明报》（8月号）上的一篇文章，题为《谈鲁迅与周作人》。
文章的大意是说：鲁迅幸而死得早，变成了“革命圣人”；周作人不幸而活得太长，竟应验了他所引的“寿则多辱”那句古语。他们两兄弟都精明得很，并不是没有看到“身后是非”的问题。他们兄弟最后荣辱分途也许是性格不同和时代风气共同造成的。但是后人若怀着什么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把他们捧得太高（鲁迅）或贬得太低（周作人），恐怕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上面引述的都是余英时的原话。如果要从“忠奸之分”、“正邪之分”作判断，那末这里每一句话几乎都可以作为争论的题目。例如说周氏兄弟的“荣辱分途”“也许是性格不同和时代风气共同造成的”，说得何等轻松而超脱！又如说“死说早”和“活得太长”的问题，其潜台词也是非常清楚的。但这些都可以置之不论。我想周氏兄弟两人各自所经历的历史事实俱在，我们已不必再花笔墨来争辩了。各人的历史都是自己一笔一划写成的，别人难以修改损益。我只是要读者特别注意余氏文章中所说的两句结论性的话，这两句话巧妙地夹在文章中间，读者若稍粗心便很容易忽略过去。这两句话就是：“我对于他（按：指周作人）接受伪职一事倒并不觉得需要特别加以责难，何况最近大陆有关的讨论已指出这件事是中共地下党奉命促成的。”
关于第一件事，即对周作人任“伪职”（余先生以“伪职”代替“汉奸”也属用心良苦）一事是否“需要特别加以责难”，这当由余先生自己作决定，加以责难或不加以责难都是余先生的自由，虽然事情本身有是非在，这里也不拟加以评论；这里需要特别提出来的倒是，余英时先生谈周作人当汉奸这种事“是中共地下党奉命促成的”，究竟何所据？大陆的人未之闻也，笔者还是首先在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中得知的。没有这种事实而却凭什么“口说”而先宣传这样一种事实，难道是一个学者——特别是一个历史学家所当为？这只能归入中国所谓“秽史”、“伪史”一类。
中国人历来把“道德”和“文章”联在一起，主张为文作史要讲道德，这里既包括普通做人的道德，也包括政治道德。现代社会，政治多歧见，反共的人多有。前面说过，胡适也是反共的，他公开声言是共产主义的反对派，他不同意共产的主张，但却从不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造谣污蔑性的攻击。这也算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政治道德”的一种表现。很可惜，余英时先生并不能做到像胡适那样的胸怀，由此也可断定，余英时先生并不是具有自由思想的人，甚至不可能对中国近现代史（当然包括台湾的历史）采取真正公正的态度，尽管余英时先生不乏一定的史才。
二○○○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