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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整个国家是堤坝，我自己成了钻漏洞的筑穴之蚁”
与记者以前在看守所见过的采访对象相比，李浩是比较年轻的一名犯罪嫌疑人，今年才 33岁，第一次作案时年仅29岁。其涉嫌的犯罪数额与年龄显得有些不相称——贪污公款479万余元。
与一些暴力刑事犯罪分子相比，他身上没有那些“戾气”或是“怨恨”；与一些老奸巨猾的贪官或诈骗犯相比，他似乎没有很深的心机，思想也不复杂，他告诉记者，“觉得周围的人生活都挺好，自己也想改变一下”。
于是，他选择了一个简单而又清晰的犯罪轨迹：试探——侥幸——再伸手——刹不住车——案发。
他只是北京市某植物园的一名普通出纳员，在发现单位财务漏洞后，报着“试一试”的心理，29岁那一年第一次“多”拿了单位工资4125元。
在此后的四年半，他利用制作工资表的职务便利，通过修改工资表数据、制作虚假工资表等方式，作案上百次。截至案发时，他涉嫌将单位工资款470余万元“神不知、鬼不觉”地搬进了自己腰包。
4月21日，《方圆》记者和办案检察官来到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见到了33岁的李浩（化名）。
没人监管，产生了多拿工资的想法
《方圆》：作为出纳，你平常在单位具体负责哪些工作？
李浩：我是1999年从海淀走读大学大专毕业后到北京市某植物园工作，从2001年起，在单位财务科担任出纳。我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记日记账，做工资，记差旅费明细账，报销的审核等事项。
2003年，我接手制作单位工资表这项工作后，开始熟悉制作工资表的流程。每个月的25号，劳资科将员工考勤表交给我，我拿到表后输入到财务系统工资软件里。如果工资有变动，党办会把干部的工资变动和人员变动的情况发给我，劳资科则把工人的工资变动和人员变动的情况发给我，我根据党办和劳资科的单子来输入工资数据，然后汇总成工资表。
我把工资表上的工资总数告诉另一个出纳员胡某，然后胡某根据我提供的工资总额填发支票。再转账到邮局，邮局根据我提供的工资表往每个员工的账户上支付工资。
《方圆》：为什么会产生多拿工资的想法？
李浩：每次做完工资表后，我就把工资总额打印在一张纸上给胡某，根本不需要领导审批，也没有其他财务人员对这个工作进行监督。我记得只是在我刚接手做工资这项工作的时候，单位曾经派人监督过我输入考勤表，怕我是新手，输错数据。之后，就没有人进行监督了，也从来没有人来监督或审核我的工资表总数是不是有问题。于是，我产生了多拿工资的想法。
《方圆》：详述一下你每次多拿工资的过程。
李浩：在制作工资表的过程中，我先修改工资汇总表的数据，在工资系统计算出来的工资总额上虚加金额；我会把虚加后的工资总额告诉负责填发支票的另一名出纳胡某，她根据提供的工资总额填发支票。然后，我给邮局的工资明细中相应地会增加了几笔工资，等邮局把虚加出的工资打入我账户之后，我就把这些钱取出来据为己有。
欲望一膨胀，就会战胜理智
《方圆》：你第一次作案是什么时候，多拿了多少钱，心里是怎么想的？
李浩：我大约是在2006年时产生从单位多拿工资的想法的。起因是有一天，几个同事在一起闲聊，其中一个同事跟我开玩笑说，工资表没人管，你要多开一点谁也不知道。我事后想了一下，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我就琢磨怎么着手实施。
2006年9月份，我第一次多拿了虚加的工资4125元。一开始，我有些紧张，也有点害怕，后来发现一直没有人察觉，谁都不知道，我的胆子就越来越大，每个月贪的钱也越来越多。
《方圆》：作为一个普通的出纳员，你领取过高的工资，就不怕迟早会被人发现？
李浩：后来，我觉得往自己身上多加这么多工资容易暴露，就改变了方式。
我从网上找了一个专门卖身份证复印件的人，花了10块钱买了6个人的身份证扫描件，卖家用QQ把身份证扫描件发给我，然后我打印了出来。我拿着打印出来的身份证扫描件到邮局开了6个户，办了6张银行卡，然后我就在单位工资表里加了这6个人的工资明细。
从2008年9月开始，我给这虚加的6人每个人每月工资数额从几千元到5万多元不等。邮局根据我提供的工资明细，给每个人的工资账户打入工资之后，我就拿这6人的工资卡把钱取出来。这6个人叫什么，我不记得了，我也不认识他们，我是直接从网上买的他们的身份证扫描件。
《方圆》：就没有想过收手？
李浩：想过。2009年的时候，我逐渐意识到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也想过要停止，但次数多了，感觉刹不住车了。欲望一膨胀，就会战胜理智，我总安慰自己，大不了到时候把家里的房子卖了，差不多应该能还上。
另外，还有其他原因影响了我，让我没法停手。
《方圆》：其他原因指的是哪方面？
李浩：2009年，我通过同学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叫陈晴（化名）的女孩，她的出现多少刺激了我。认识她以前，我想过要收手，但认识她后，还是觉得经济上有些不够，两个人交往、处对象需要钱。
《方圆》：但你的结婚对象好像不叫陈晴，你的钱都花在她身上了？
李浩：是的，我现在的爱人比较适合我，比较持家，会过日子。
走到这一步，没有办法回头
《方圆》：你一共从单位拿了多少次钱，这些钱你都是怎么用的？
李浩：多少次记不清楚了，反正每个月至少多弄一笔工资，有的时候一个月多弄七八笔工资。
从单位多拿的这些钱都花了。我自己买了一辆路虎，63万；给陈晴买了一辆高尔夫和一辆mini cooper。日常有一些花销，买了一些贵重物品，有一块9万多元的宝珀表，一件1万7千元的登喜路大衣，一块2万多的翡翠挂坠，还有的东西记不起来了。
还有一些钱用于旅游了，2008年，我一个人去了趟马尔代夫，花了六万；2009年，我和我媳妇去过一次香港，2010年，我和陈晴去过三次香港，每次差不多花掉两、三万；2009年8月，我一个人去过一次西藏，花了三万多；2010年6月，我和陈晴一起去了一趟丽江，花了三万多。
《方圆》：有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某一天会出事？
李浩：有时候也想过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很后悔，很愧疚，感觉走到这一步了，没有办法回头了。
《方圆》：反思过自己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李浩：导致我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原因很多。社会上不良的风气是催化剂，
工作之后，相比同学和周围的一些人，我觉得自己在事业单位，挣的钱少，看着别人生活都挺好的，心理有些失衡。
当然，我自己的人生观扭曲是根本原因。看到单位财务有漏洞后，我没能抵住诱惑，加上监管的缺失，自己的欲望开始膨胀。人的欲望是贪婪的，一旦放弃了道德底线，就会不择手段去满足欲望，最终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
《方圆》：说到监管缺失，你以前没有接触过廉正方面的教育？
李浩：单位曾经搞过一些廉正方面的问卷式答题，但那些只是走走过场，抄抄准备好的答案。如果当时单位对我们这些财务人员进行实打实的教育，加强监管，我可能就不会走错这一步了。
进看守所后，我反思过，站在国家的角度上看，如果整个国家是堤坝，我自己成了钻漏洞的筑穴之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所以，我希望能告诫所有管理者，应当将国家法律普及到每名财务工作人员心中，严格监管，落实规章制度，财务岗位应该定期调换。
司法机关怎么处罚我，我觉得都不为过，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会努力改造自己，同时，我希望用我的经历警示他人。人在紧要的时候就那么几步，左边是生活，右边是毁灭，而关键在于自己的选择。
与记者以前在看守所见过的采访对象相比，李浩是比较年轻的一名犯罪嫌疑人，今年才 33岁，第一次作案时年仅29岁。其涉嫌的犯罪数额与年龄显得有些不相称——贪污公款479万余元。
与一些暴力刑事犯罪分子相比，他身上没有那些“戾气”或是“怨恨”；与一些老奸巨猾的贪官或诈骗犯相比，他似乎没有很深的心机，思想也不复杂，他告诉记者，“觉得周围的人生活都挺好，自己也想改变一下”。
于是，他选择了一个简单而又清晰的犯罪轨迹：试探——侥幸——再伸手——刹不住车——案发。
他只是北京市某植物园的一名普通出纳员，在发现单位财务漏洞后，报着“试一试”的心理，29岁那一年第一次“多”拿了单位工资4125元。
在此后的四年半，他利用制作工资表的职务便利，通过修改工资表数据、制作虚假工资表等方式，作案上百次。截至案发时，他涉嫌将单位工资款470余万元“神不知、鬼不觉”地搬进了自己腰包。
4月21日，《方圆》记者和办案检察官来到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见到了33岁的李浩（化名）。
没人监管，产生了多拿工资的想法
《方圆》：作为出纳，你平常在单位具体负责哪些工作？
李浩：我是1999年从海淀走读大学大专毕业后到北京市某植物园工作，从2001年起，在单位财务科担任出纳。我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记日记账，做工资，记差旅费明细账，报销的审核等事项。
2003年，我接手制作单位工资表这项工作后，开始熟悉制作工资表的流程。每个月的25号，劳资科将员工考勤表交给我，我拿到表后输入到财务系统工资软件里。如果工资有变动，党办会把干部的工资变动和人员变动的情况发给我，劳资科则把工人的工资变动和人员变动的情况发给我，我根据党办和劳资科的单子来输入工资数据，然后汇总成工资表。
我把工资表上的工资总数告诉另一个出纳员胡某，然后胡某根据我提供的工资总额填发支票。再转账到邮局，邮局根据我提供的工资表往每个员工的账户上支付工资。
《方圆》：为什么会产生多拿工资的想法？
李浩：每次做完工资表后，我就把工资总额打印在一张纸上给胡某，根本不需要领导审批，也没有其他财务人员对这个工作进行监督。我记得只是在我刚接手做工资这项工作的时候，单位曾经派人监督过我输入考勤表，怕我是新手，输错数据。之后，就没有人进行监督了，也从来没有人来监督或审核我的工资表总数是不是有问题。于是，我产生了多拿工资的想法。
《方圆》：详述一下你每次多拿工资的过程。
李浩：在制作工资表的过程中，我先修改工资汇总表的数据，在工资系统计算出来的工资总额上虚加金额；我会把虚加后的工资总额告诉负责填发支票的另一名出纳胡某，她根据提供的工资总额填发支票。然后，我给邮局的工资明细中相应地会增加了几笔工资，等邮局把虚加出的工资打入我账户之后，我就把这些钱取出来据为己有。
欲望一膨胀，就会战胜理智
《方圆》：你第一次作案是什么时候，多拿了多少钱，心里是怎么想的？
李浩：我大约是在2006年时产生从单位多拿工资的想法的。起因是有一天，几个同事在一起闲聊，其中一个同事跟我开玩笑说，工资表没人管，你要多开一点谁也不知道。我事后想了一下，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我就琢磨怎么着手实施。
2006年9月份，我第一次多拿了虚加的工资4125元。一开始，我有些紧张，也有点害怕，后来发现一直没有人察觉，谁都不知道，我的胆子就越来越大，每个月贪的钱也越来越多。
《方圆》：作为一个普通的出纳员，你领取过高的工资，就不怕迟早会被人发现？
李浩：后来，我觉得往自己身上多加这么多工资容易暴露，就改变了方式。
我从网上找了一个专门卖身份证复印件的人，花了10块钱买了6个人的身份证扫描件，卖家用QQ把身份证扫描件发给我，然后我打印了出来。我拿着打印出来的身份证扫描件到邮局开了6个户，办了6张银行卡，然后我就在单位工资表里加了这6个人的工资明细。
从2008年9月开始，我给这虚加的6人每个人每月工资数额从几千元到5万多元不等。邮局根据我提供的工资明细，给每个人的工资账户打入工资之后，我就拿这6人的工资卡把钱取出来。这6个人叫什么，我不记得了，我也不认识他们，我是直接从网上买的他们的身份证扫描件。
《方圆》：就没有想过收手？
李浩：想过。2009年的时候，我逐渐意识到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也想过要停止，但次数多了，感觉刹不住车了。欲望一膨胀，就会战胜理智，我总安慰自己，大不了到时候把家里的房子卖了，差不多应该能还上。
另外，还有其他原因影响了我，让我没法停手。
《方圆》：其他原因指的是哪方面？
李浩：2009年，我通过同学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叫陈晴（化名）的女孩，她的出现多少刺激了我。认识她以前，我想过要收手，但认识她后，还是觉得经济上有些不够，两个人交往、处对象需要钱。
《方圆》：但你的结婚对象好像不叫陈晴，你的钱都花在她身上了？
李浩：是的，我现在的爱人比较适合我，比较持家，会过日子。
走到这一步，没有办法回头
《方圆》：你一共从单位拿了多少次钱，这些钱你都是怎么用的？
李浩：多少次记不清楚了，反正每个月至少多弄一笔工资，有的时候一个月多弄七八笔工资。
从单位多拿的这些钱都花了。我自己买了一辆路虎，63万；给陈晴买了一辆高尔夫和一辆mini cooper。日常有一些花销，买了一些贵重物品，有一块9万多元的宝珀表，一件1万7千元的登喜路大衣，一块2万多的翡翠挂坠，还有的东西记不起来了。
还有一些钱用于旅游了，2008年，我一个人去了趟马尔代夫，花了六万；2009年，我和我媳妇去过一次香港，2010年，我和陈晴去过三次香港，每次差不多花掉两、三万；2009年8月，我一个人去过一次西藏，花了三万多；2010年6月，我和陈晴一起去了一趟丽江，花了三万多。
《方圆》：有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某一天会出事？
李浩：有时候也想过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很后悔，很愧疚，感觉走到这一步了，没有办法回头了。
《方圆》：反思过自己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李浩：导致我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原因很多。社会上不良的风气是催化剂，
工作之后，相比同学和周围的一些人，我觉得自己在事业单位，挣的钱少，看着别人生活都挺好的，心理有些失衡。
当然，我自己的人生观扭曲是根本原因。看到单位财务有漏洞后，我没能抵住诱惑，加上监管的缺失，自己的欲望开始膨胀。人的欲望是贪婪的，一旦放弃了道德底线，就会不择手段去满足欲望，最终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
《方圆》：说到监管缺失，你以前没有接触过廉正方面的教育？
李浩：单位曾经搞过一些廉正方面的问卷式答题，但那些只是走走过场，抄抄准备好的答案。如果当时单位对我们这些财务人员进行实打实的教育，加强监管，我可能就不会走错这一步了。
进看守所后，我反思过，站在国家的角度上看，如果整个国家是堤坝，我自己成了钻漏洞的筑穴之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所以，我希望能告诫所有管理者，应当将国家法律普及到每名财务工作人员心中，严格监管，落实规章制度，财务岗位应该定期调换。
司法机关怎么处罚我，我觉得都不为过，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会努力改造自己，同时，我希望用我的经历警示他人。人在紧要的时候就那么几步，左边是生活，右边是毁灭，而关键在于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