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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已经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并受邀在学术名声很高的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做讲座，余天琦（Dr. Kiki Yu）无疑让人惊讶与赞叹。本来打算做服装设计，但最终在纪实影像里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空，也许是因为父亲余海波（中国著名的纪实摄影师）的影响，她对影像的敏感度已经潜移默化地得到培养。
在英国七年，天琦没有停止过学习，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她不但从书海中汲取知识，并通过更多的实践项目让她对英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因为从事纪实影片研究，天琦需要翻阅很多历社会学、历史学等资料，加上大量面对面的个人采访，不得不说纪实影像学习让天琦对英国的观察比很多人都来得细致。
譬如伦敦奥运这个话题，很多身处伦敦的异乡人都没有感觉到奥运对伦敦有多大的影响，而天琦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去年在场馆还没建成时，我有幸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奥运村。当时工作人员的解说让我很震惊。他没有说这些项目一共投入了多少昂贵的费用，也没有过多炫耀这些场馆都是由哪些著名建筑师来设计的，而是详尽地解说这些硬件设施在奥运过后将如何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社区里去，如何服务社区民众。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何况现在我就住在奥运场馆那边的斯特拉特福区（Stratford），看着各种硬件设施的增加和完善，我不得不佩服英国人在计划奥运项目的时候看得真的挺远。东部不停的有奥运活动，政府在计划奥运项目时需尊重民众意见。他们没有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来发展奥运，相反地，他们只是拿奥运作为一个点来借此发展相对滞后的东伦敦。在伦敦的人都知道东伦敦是不是一个富裕的地区，很多社会底层人士都在东伦敦聚集。随着近年创意产业在东伦敦的兴起，再加上奥运这个契机，东伦敦可以说发展得相当快。”
英国人的远瞻不仅体现在奥运项目上。对她来说，英国不变的地方就是一直在变。“虽然每天都有新鲜事蹦出来，政府换届，制度更改等等，但置身在英国好像没有感觉到很大的变化，可是最大的变化其实已经在慢慢地进行，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没有注意到而已。伦敦，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但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伦敦的中心作用逐渐减退。英国经历的不是中国一下子的大变革，而是一种漫长的进化过程，经历一种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工艺和社会淘汰的过程，中间是没有断裂的，传统在慢慢地衔接过来。所以英国现在还是往工程工业、高端制造业的转型上发展。英国在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即“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一直很大，像高端医药业、环境科学这些。可能发展中国家还没注意的事，英国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了。他们的先锋思想不只体现在文化和艺术上的，经济殖民、文化殖民已经不是他们关注的事了，很可能在未来发展的是植物殖民，英国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里随便一颗种子就可以把其他人打败。”天琦笑着说，“英国人在玩的东西很多人连名字都没听过。”
可以说英国这种先锋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天琦。在剑桥进行硕士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天琦曾一度怀疑电影是不是有用的，因为电影艺术的作用和影响没有办法一下子体现出来，电影似乎不是什么实实在在能做出贡献来的事，她开始有些焦虑和怀疑了。当然，这种危机感并没有打退天琦，反而让她更向前迈进。2008年，她为Discovery探索频道拍摄的《梦寻深圳》获得英国大学生电影节的大奖。影片在剑桥放映室时，天琦被观者问了很多与中国现代建设有关的问题，而这次的经历让她肯定了电影的价值。
“作品本身好不好不是最重要的，主要的是声音，能让人发声就是积极的，有价值的。”天琦还强调，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个人，有危机感才是推动发展的动力。“只要一稳定下来就是很危险的状态，最危险的就是稳定的时候。人的思维也一样，只要你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满意了，其实就是危险的开始。”在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天琦悟出了纪实电影的价值，从而让她更加自信并坚持纪实电影的研究。
“如何衡量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市场化的拍卖价值？我可不这么认为。电影和艺术是有力量的，它们能够创造一个空间去讨论，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后来能不能带出下一步的变革，这些都是电影和艺术的能量所在。一部电影拍完了并不代表完成了，它能够引起观众多少的思考、怎样的反响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说，影片及其激起的回应才是完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无限的、开放性的结果，这就是电影能量。”
Q：你现在的计划是什么呢？如果回国有什么打算吗？
A：现在我的DSL CineMag中国新电影杂志的项目在进行，第一期的电子杂志已经出来了，可以在iPad上下载。这个杂志旨在为中国读者带来不一样的电影视角，介绍更多不在主流媒体上的影片，或者一些艺术家自己的影像作品。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所以需要慢慢地建立，下一步会进行网站建设，为大家提供更多电影资讯。同时我在申请这边的教学岗位和准备出版自己的书，希望能和更多人分享我学到的知识和个人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教育真的很重要，家庭教育更是不能忽视。我希望在中国建一个儿童博物馆，让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参观，希望大人也能受到影响，先学习再解答，让孩子从小就养成思考的习惯，去挑战大人们的、机构的权威，而家长也能从中得到启发和教育。这个过程很缓慢，但我相信是很有用的。
Q：为什么会选择纪实影片？
A：本来对摄影就很感兴趣，而电影则包含了很多东西，可以很学术，可以很创新，而且是在很多人的贡献下产生的。2009年帮BBC拍摄了China’s Capitalist Revolution（中国资本主义革命），我发现了英国人他们有自己的关注点，有时候是客观的，有时候是带着猎奇眼光的，但是他们都在塑造中国的形象。我希望从中国人的角度，或从自己的角度去塑造中国的形象。其实每个人拍电影也好，拍照片也好，都是在为一个事物塑造自己心中的形象。在西方和中国都没有人在研究“第一人称纪录片”和行动主义的话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切入点。纪录片会涉及很多人物采访，而通过这些人物的口述，历史得以恢复，或说产生对历史不一样的解读。
Q：你眼中的英国电影是怎样的？
A：英国电影像英国的天气一样，比较冷，但同时是现实主义风格的。这个国家的纪录片很强大，影片都跟社会生活紧紧相扣，这里的知识架构非常有系统，也很全面，所以无论英国电影还是纪录片，还是电视剧，都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它们都是基于很多研究上而创作出来的。
Q：你本科和博士课程是在威斯敏斯特大学完成的，硕士则在剑桥大学完成，你认为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A：非常不同。威斯敏斯特大学的课程实践性很强，而剑桥大学的则非常学术。前者在伦敦市，后者在剑桥市，这些环境也使得两所大学有很大的区别。在伦敦，你所处的campus，也就是校区，是全世界，因为伦敦实在是多元文化的中心，你所接收到的知识和信息是极速、庞大的。在剑桥，嗯，真的可以说那是一座象牙塔，大家都会选择性地关注某个话题，然后进行深度的研究，知识架构的建设是核心，思维方式的转变是我其中一个很大的收获，剑桥是非常适合静下来读书思考的地方。
Q：你能谈谈英式思维吗？
A：首先，如果有所谓的“英式思维”，那是批判性的，人们是带着问题去看待事物，不会人云亦云，独立思考是很重要的一点。国内受众容易把一个人神化，而英国受众则喜欢质疑权威，研究这个人的动机，如果发现漏洞的话，会在收集了相当的论据后才进行一种对话式的反驳。这种理性的、喜欢以事论事的思维方式让我很受启发。另外是创新思维吧，他们在调查、研究或反思之后会打破本来的规则或权威来进行发散性的创新行为，推动各个领域的发展。
在英国七年，天琦没有停止过学习，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她不但从书海中汲取知识，并通过更多的实践项目让她对英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因为从事纪实影片研究，天琦需要翻阅很多历社会学、历史学等资料，加上大量面对面的个人采访，不得不说纪实影像学习让天琦对英国的观察比很多人都来得细致。
譬如伦敦奥运这个话题，很多身处伦敦的异乡人都没有感觉到奥运对伦敦有多大的影响，而天琦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去年在场馆还没建成时，我有幸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奥运村。当时工作人员的解说让我很震惊。他没有说这些项目一共投入了多少昂贵的费用，也没有过多炫耀这些场馆都是由哪些著名建筑师来设计的，而是详尽地解说这些硬件设施在奥运过后将如何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社区里去，如何服务社区民众。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何况现在我就住在奥运场馆那边的斯特拉特福区（Stratford），看着各种硬件设施的增加和完善，我不得不佩服英国人在计划奥运项目的时候看得真的挺远。东部不停的有奥运活动，政府在计划奥运项目时需尊重民众意见。他们没有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来发展奥运，相反地，他们只是拿奥运作为一个点来借此发展相对滞后的东伦敦。在伦敦的人都知道东伦敦是不是一个富裕的地区，很多社会底层人士都在东伦敦聚集。随着近年创意产业在东伦敦的兴起，再加上奥运这个契机，东伦敦可以说发展得相当快。”
英国人的远瞻不仅体现在奥运项目上。对她来说，英国不变的地方就是一直在变。“虽然每天都有新鲜事蹦出来，政府换届，制度更改等等，但置身在英国好像没有感觉到很大的变化，可是最大的变化其实已经在慢慢地进行，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没有注意到而已。伦敦，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但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伦敦的中心作用逐渐减退。英国经历的不是中国一下子的大变革，而是一种漫长的进化过程，经历一种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工艺和社会淘汰的过程，中间是没有断裂的，传统在慢慢地衔接过来。所以英国现在还是往工程工业、高端制造业的转型上发展。英国在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即“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一直很大，像高端医药业、环境科学这些。可能发展中国家还没注意的事，英国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了。他们的先锋思想不只体现在文化和艺术上的，经济殖民、文化殖民已经不是他们关注的事了，很可能在未来发展的是植物殖民，英国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里随便一颗种子就可以把其他人打败。”天琦笑着说，“英国人在玩的东西很多人连名字都没听过。”
可以说英国这种先锋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天琦。在剑桥进行硕士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天琦曾一度怀疑电影是不是有用的，因为电影艺术的作用和影响没有办法一下子体现出来，电影似乎不是什么实实在在能做出贡献来的事，她开始有些焦虑和怀疑了。当然，这种危机感并没有打退天琦，反而让她更向前迈进。2008年，她为Discovery探索频道拍摄的《梦寻深圳》获得英国大学生电影节的大奖。影片在剑桥放映室时，天琦被观者问了很多与中国现代建设有关的问题，而这次的经历让她肯定了电影的价值。
“作品本身好不好不是最重要的，主要的是声音，能让人发声就是积极的，有价值的。”天琦还强调，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个人，有危机感才是推动发展的动力。“只要一稳定下来就是很危险的状态，最危险的就是稳定的时候。人的思维也一样，只要你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满意了，其实就是危险的开始。”在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天琦悟出了纪实电影的价值，从而让她更加自信并坚持纪实电影的研究。
“如何衡量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市场化的拍卖价值？我可不这么认为。电影和艺术是有力量的，它们能够创造一个空间去讨论，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后来能不能带出下一步的变革，这些都是电影和艺术的能量所在。一部电影拍完了并不代表完成了，它能够引起观众多少的思考、怎样的反响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说，影片及其激起的回应才是完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无限的、开放性的结果，这就是电影能量。”
Q：你现在的计划是什么呢？如果回国有什么打算吗？
A：现在我的DSL CineMag中国新电影杂志的项目在进行，第一期的电子杂志已经出来了，可以在iPad上下载。这个杂志旨在为中国读者带来不一样的电影视角，介绍更多不在主流媒体上的影片，或者一些艺术家自己的影像作品。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所以需要慢慢地建立，下一步会进行网站建设，为大家提供更多电影资讯。同时我在申请这边的教学岗位和准备出版自己的书，希望能和更多人分享我学到的知识和个人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教育真的很重要，家庭教育更是不能忽视。我希望在中国建一个儿童博物馆，让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参观，希望大人也能受到影响，先学习再解答，让孩子从小就养成思考的习惯，去挑战大人们的、机构的权威，而家长也能从中得到启发和教育。这个过程很缓慢，但我相信是很有用的。
Q：为什么会选择纪实影片？
A：本来对摄影就很感兴趣，而电影则包含了很多东西，可以很学术，可以很创新，而且是在很多人的贡献下产生的。2009年帮BBC拍摄了China’s Capitalist Revolution（中国资本主义革命），我发现了英国人他们有自己的关注点，有时候是客观的，有时候是带着猎奇眼光的，但是他们都在塑造中国的形象。我希望从中国人的角度，或从自己的角度去塑造中国的形象。其实每个人拍电影也好，拍照片也好，都是在为一个事物塑造自己心中的形象。在西方和中国都没有人在研究“第一人称纪录片”和行动主义的话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切入点。纪录片会涉及很多人物采访，而通过这些人物的口述，历史得以恢复，或说产生对历史不一样的解读。
Q：你眼中的英国电影是怎样的？
A：英国电影像英国的天气一样，比较冷，但同时是现实主义风格的。这个国家的纪录片很强大，影片都跟社会生活紧紧相扣，这里的知识架构非常有系统，也很全面，所以无论英国电影还是纪录片，还是电视剧，都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它们都是基于很多研究上而创作出来的。
Q：你本科和博士课程是在威斯敏斯特大学完成的，硕士则在剑桥大学完成，你认为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A：非常不同。威斯敏斯特大学的课程实践性很强，而剑桥大学的则非常学术。前者在伦敦市，后者在剑桥市，这些环境也使得两所大学有很大的区别。在伦敦，你所处的campus，也就是校区，是全世界，因为伦敦实在是多元文化的中心，你所接收到的知识和信息是极速、庞大的。在剑桥，嗯，真的可以说那是一座象牙塔，大家都会选择性地关注某个话题，然后进行深度的研究，知识架构的建设是核心，思维方式的转变是我其中一个很大的收获，剑桥是非常适合静下来读书思考的地方。
Q：你能谈谈英式思维吗？
A：首先，如果有所谓的“英式思维”，那是批判性的，人们是带着问题去看待事物，不会人云亦云，独立思考是很重要的一点。国内受众容易把一个人神化，而英国受众则喜欢质疑权威，研究这个人的动机，如果发现漏洞的话，会在收集了相当的论据后才进行一种对话式的反驳。这种理性的、喜欢以事论事的思维方式让我很受启发。另外是创新思维吧，他们在调查、研究或反思之后会打破本来的规则或权威来进行发散性的创新行为，推动各个领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