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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正月十六，李璃用了近15个小时回到了北京—他工作的城市。
早上7点多就出门的李璃先从老家福建东南沿海的一个小镇坐大巴到莆田仙游，再搭乘动车到厦门，最终飞回北京。抵京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出发前，他装了40个一次性口罩，本来还想买个护目镜，但实在找不到货源。一路上，在每个交通枢纽，李璃都需要在进出站时一次次测体温，并在工作人员“现在都有定位追踪，一定要如实填写”的“警告”下，扫码填写健康汇报表和行程单。
动车上，每节车厢只有十多位乘客，每人几乎可以占据一排座位;飞机上的餐食全部停止供应，空姐全程戴着手套，填写健康信息表的圆珠笔则是一人一只，不再回收。
这趟一比往年迟来许久也更加波折的返城之路，或许是很多人的经历。根据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的调查，由于疫情影响，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大部分城市，今年的返城高峰客流都大幅缩减—仅为去年同期的15%至30%，返城的时间线也延长数倍。但这同时意味着，超级大城市需持续经受外来人口返城的考验。据北京市交通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月2日，还有大约800万人未返京。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减少巨大人员流动带来的防疫风险，北京和上海设立了越来越严格的返城“关卡”。
北京CBD地区人流渐增。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注：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0年2月14日;热门交通设施包含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北京站、西站、南站以及四惠长途汽车站;上海两大国际机场，上海站、虹桥站、南站、西站，以及上海虹桥客运西站。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慧眼百度迁徙 注：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0年2月14日;2迁入人口指数为百度地图慧眼百度迁徙公布的指数型数据，反映迁入人口规模，城市间可横向比较;22019年返城高峰日指2019年春运期间迁入人口规模指数最高的日期;2020年返城高峰日指2020年2月以来迁入人口规模指数最高的日期;
1月24日，两城同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由于新冠病毒症状多样，有较长的潜伏期，基层，特别是城市内部社区组织的重要性被提高到了空前的位置。保卫社区，成为保卫城市的基础。
除夕前一天，正在准备春节放假安排的蔺军，晚上10点多突然接到主管领导的通知，被要求连夜入户排查，且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就要完成这项工作。
蔺军是北京像素治理中心负责人。位于朝阳区东部的北京像素，是北京最大的商住两用小区，共有9506户，常住人口超过3万人。小区一半以上居民都是外省租客，甚至一户中居住着四五个租客，他们通常在老家度过春节，年后再返回北京上班。此外，小区内还有一些公司。
接到通知后，蔺军很快就收到一份重点排查人员名单，上面是在小区居住且近期去过武汉的人。戴上口罩，蔺军和同事当晚就按照名单上门一一询问这些住户。随后，他们还初步统计了未离京的户数。
这份“重点排查人员名单”是疾控部门根据大数据筛选出来的，来源包括高速路收费站、高铁、飞机购票信息等。在为住户办理出入证时，小区工作人员也会根据身份证号筛选需要重点关注的人。另外，电信运营商陆续开通了短信查询功能，蔺军他们也可以借此找出过去15天曾经去过湖北的人。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这个重点排查名单庞大了许多，每天我们都在里面做增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有惊无险。”蔺军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类似的场景也在上海上演。
上海市杨浦区大桥街道平安办科长凌军在大年初六接到街道分配的针对长租公寓的管控任务。大桥街道商办楼宇和园区众多，在这个区域工作的年轻公司人通常会选择租住长租公寓。据凌军向《第一财经》杂志介绍，大桥街道的长租公寓分布较为集中，目前在经营的规模租赁房有33家，包括魔方公寓、V领地青年社区等，其中规模大的拥有三四百间房，规模小的也有几十间房。
凌军和同事的首要任务是查清每幢公寓房可供出租和实際出租的房间数。1月30日，接到任务当天，平安办就和当地派出所的外来人口办公室配合做了排查梳理。次日，他们为所有长租公寓的经营管理者拉了微信群，并要求他们不再入驻新租客。
大桥街道统一要求，从重点地区返沪的人员，每家长租公寓要按地区分别登记，确保居家隔离人员不能离开房间，同时协助隔离人员14天内的日常生活;每天下午还要将租户个人健康情况和工作情况的汇总表通过微信群上报，由平安办汇总后发给街道防控中心的领导小组。
然而试行两天后，凌军他们就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公寓汇报上来的数据和实际情况有出入。“制定规则后，每家公寓管理水平却参差不齐。”于是，他又从街道安检站抽调6人，从社保队抽调5人，每个人分管3家左右公寓，这11个人需要每天检查、复核。
上海医疗救治组专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曾强调，返城后自觉在家“闷”两个星期，等把发病的人都找出来后，其余人就安全了。凌军很清楚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但是经过排查，33家公寓里从14个重点区域返沪的租客超过200人，管理难度很大，我们现在还在研究如何落实到位。” 虽然有些长租公寓不太配合，但相对普通居民区来说它们还算便于管理：长租公寓本身就有24小时的门岗和门禁系统。其经营管理方就是房东，房子出租时，租户已经登记过证件信息，所以排查起来更加方便。而普通小区的租户只有房东了解。
作为大型小区，北京像素很早就实施了封闭管理。自1月29日起，蔺军便与物业公司协商，在原先9个小区出入口的基础上减少2个，同时不允许外卖和快递车进入。随着疫情的发展，如今小区仅保留3个人员出入口和2个车辆进出口。为了方便居民在小区封闭期间买菜，减轻保安统计出入信息的工作量，蔺军还联系了蔬菜供应商，也是从1月29日开始，每天上午在小区内售卖平价蔬菜。
2月6日，北京像素推出出入证，居民需携带身份证、房本或租赁合同去广场办理。出入证分为4种—业主证、租户证、企业证以及工作人员证。小区工作人员会将填好的表格按楼号装在不同的箱子里，然后录入到电脑中。“那时还在过年期间，连打印店都不好找，我们自己买了彩色卡纸和压膜机器，连夜做了上千张卡片，手写了编号，第二天就发送给了居民。”2月10日，北京要求全市小区（村）在出入口设置检查点。
蔺军很清楚，由于北京像素并不像普通住宅那样“一梯几户”，而是每层有多达28到33户，且中间的走廊是打通的。一旦有一户确诊，就要封锁整栋楼，从而至少影响到400户以上的出行。
让蔺军感到庆幸的是，小区的防疫物资还算充足，年前一接到疫情通知，蔺军就和同事把周围店铺能买到的口罩、手套、消毒水、酒精等统统买断，有的甚至是赊账买回的。“2003年‘非典’时我就在做社区工作，所以这次疫情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要有物资。”蔺军还记得“非典”时期超市货品被抢购一空，街道上四处无人的景象。
截至2月17日，北京像素和大桥街道仍然是“安全”的。
“我们现在在市—区—社区搭建起天罗地网的管理，以及对于传染病患的排查和居家管理的落实，我在其他国家还没有看到那么强的社区动员力量。”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执行理事长蔡江南对《第一财经》杂志表示。
整体上看，这些防控措施的确有助于切断疾病传播的途径，遏制了疫情扩散蔓延的势头，但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北京上海两地下发给街道的管控措施缺乏统一标准，在权力下放到各社区时，把控的尺度有松有紧，一些管控过度的情况还引发了社会矛盾。
曾晖或许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难以进入上海。
动身前，她看到新闻，一名虹桥高铁站的工作人员确诊新冠肺炎，其负责的正好是自己家乡宁波开往上海虹桥的列车。于是，曾晖放弃了坐动车回沪的打算，改为费用高得多的出租车。
她还特意在公众号“上海发布”中阅读了入沪指南。2月10日的推送消息显示，在上海有固定居住地和工作的外地人可以进入上海。这让曾晖稍微松了口气：她已经落户上海，准备了工牌作为工作证，并提前在上海的“健康云”平台上做了登记，甚至还拜托出租车司机打电话咨询了高速服务站，确保高速可以通行。
2月12日下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曾晖到达沪昆高速G60枫泾服务区的出站口。当天正值返沪高峰，车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才缓慢进入防疫查控区域。从交警手中拿到一张表格，曾晖填写了居住地、体温、是否途径湖北等信息，并出示了身份证，之后就被引流到了高速的另一侧—交警对她说：“你们要原路返回。”
这让曾晖不满，不仅因为自己损失了2000多元打车费，回到宁波后还被社区追着要求隔离14天，更是因为关于为何被劝返，她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说法。
截至2月14日，上海全市9个省际高速道口、20个地面公安检查站、63个等外道口，检查车辆243万余辆次、人员560万余人次，送集中隔离观察点1676人，移交体温异常人员587人，劝返相关地区来沪车辆4854辆、人员8220人。
对于劝返的具体标准，上海市公安局曾回应：“对来自重点地区的人员一律实施隔离观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在沪没有居住地，也没有明确工作的人员，实施暂缓入沪的措施。在完成防疫检测以后，来沪人员可以通过出示本市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在校学生学生证、房产证以及在本市工作的相关证明，包括但不限于个人缴纳公积金证明，以及单位的工作证等，证明本市有居住地或者明确工作。”
还有很多人被堵在了自家门外。
2月14日，陈陆从老家河南郑州自驾15个小时回到上海，在沈海高速朱桥检查站顺利进入上海，却被小区门口的保安拦下了。“他们说必须要居住证、租赁合同、身份证，但我没有居住证。”陈陆说。
在上海办居住证流程复杂，需要房东本人和租户一同去居委会登记，登记满半年才可以办理。这意味着，短时间内，陈陆没有办下居住证的可能。像蛋壳、自如这种托管型房屋中介，因为均是合租，就更难办居住证了。陈陆所在的一个微信群里，有200多人因为居住证被卡在小区外。
陈陆小区所在的顾村镇镇政府居委会工作人员对此解释，“三证合一”的标准是宝山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下达的指令。现在都是各個小区自治，具体情况只能与小区自行商量解决。
经过与小区居委会的多轮交涉，陈陆最终也没能回家。她在小区附近找了一家每晚房费在200元左右的酒店，只有住满14天开了隔离证明之后，居委会才会放行。
2月2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通知，特别强调加强出入管理的同时，也要保障本居住小区居民或已租住人员的合法权益，确保正常出入。
虽然还算顺利地回到了北京，但李璃对接下来14天自我隔离的基本生活保障没什么信心。“我们小区没有物业或者志愿者可以送菜上门，防疫工作人员说，未来14天只能帮我买一次菜，一下买足半个月的食物，送到小区门口，然后就不要出来了。”李璃说。最终，他在志愿者的建议下买了两箱方便面。
人手不够目前仍是疫情下大多数社区管理面临的最大问题。比如北京像素，治理中心一共有30多名工作人员，小区物业虽然有数百人，但在2月11日之前，只有倒休的值班人员在岗，即便后来把小区的出入口都集中在一处，登记、量体温等任务也已经让大家的工作十分饱和。一旦小区出现确诊案例，需要隔离的人员将急剧增加，“工作量无法想象”。 蔺军因此也不得不“劝返”一些居民。有两位家住小区的医护人员因同事确诊被定为密切接触者需要居家隔离，虽然他们都具备相关专业知识，蔺军建议他们还是继续留在医院观察。还有几位有武汉接触史的居民，也被小区工作人员最终劝到了政府设立的隔离点。
“公共卫生危机中，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其实应该更依赖强有力的基层。”蔡江南说。在他看来，中国居民对基层医疗体系仍缺乏信任，身体出现什么问题后习惯性地涌向三级医院，造成医疗机构人员、设施、资源的严重供不应求，而在医院盲目汇集其实更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在基层医疗体系健全的情况下，人们一旦出现身体不适，首先联系的应该是自己的全科医生或家庭医生，他们掌握着每个人基本健康状况的持续信息。因此，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加大对全科医生的培养，提高社区医院的诊疗能力，可以在未来更好地抵挡疫情。
另外，美国有类似公共事件发生时，通常会有专门的新闻频道，全天24小时传播公共卫生常识教育。“更好地利用媒体，比一家一家地堵人效率更高。”蔡江南说，这也能更有效地避免谣言传播。
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总规划师张帆建议，今后，还有必要在医疗卫生专项规划中，增加应急物资储备相关内容，应急床位的拓展也要有相应的规划和预案。
其实2003年“非典”过后，上海市政府就在金山区建设了专门用于收治传染病患者的上海公卫中心，那里拥有中国最多的负压病房（气压低于病房外气压的病房），并预留了临时病房的搭建空间，一旦疫情爆发，随时可以增建第二期、第三期。
而从这次疫情中也可看出，交通工具的不停升级在促进城市经济效益的同时，对传染病的控制却十分不利。飞机、高铁、地铁等密闭空间的公共交通工具，成为复杂的病毒细菌的交换空间。所以除了医疗方面，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张帆还建议，应当着手研究如何弥补公共交通工具的防疫短板。比如适当缩小乘车人员流动范围、在非紧急情况下关闭车厢之间的通道、尝试探索分区通风的模式，以及在站点入口处实行负压净化等等。
截至2月17日的数据显示，上海当天无新增确诊病例，北京的新增确诊病例为8例，连续7天保持在个位数增长。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及其团队曾表示，2月中下旬，全国病例数将达到峰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峰值后数据马上会下降。
城市保卫战还将继续。但更重要的或许是，当“战疫”结束，超级城市能否在下一场“突袭”来临时，拥有和体量更加匹配的防御力。
应采访对象要求，曾晖、陈陆、李璃为化名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慧眼百度迁徙 注：城市內部出行强度是百度地图慧眼百度迁徙公布的指数型数据;2019年复工首日为2月11日（正月初七），2020年复工首日为2月10日;出行强度占2019年比重=2020年复工首日城市内部出行强度/2019年复工收入城市内部出行强度×100%。 
早上7点多就出门的李璃先从老家福建东南沿海的一个小镇坐大巴到莆田仙游，再搭乘动车到厦门，最终飞回北京。抵京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出发前，他装了40个一次性口罩，本来还想买个护目镜，但实在找不到货源。一路上，在每个交通枢纽，李璃都需要在进出站时一次次测体温，并在工作人员“现在都有定位追踪，一定要如实填写”的“警告”下，扫码填写健康汇报表和行程单。
动车上，每节车厢只有十多位乘客，每人几乎可以占据一排座位;飞机上的餐食全部停止供应，空姐全程戴着手套，填写健康信息表的圆珠笔则是一人一只，不再回收。
这趟一比往年迟来许久也更加波折的返城之路，或许是很多人的经历。根据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的调查，由于疫情影响，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大部分城市，今年的返城高峰客流都大幅缩减—仅为去年同期的15%至30%，返城的时间线也延长数倍。但这同时意味着，超级大城市需持续经受外来人口返城的考验。据北京市交通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月2日，还有大约800万人未返京。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减少巨大人员流动带来的防疫风险，北京和上海设立了越来越严格的返城“关卡”。
2月热门交通设施的客流高峰出现在1日至3日
2019年和2020年的返城高峰对比
1月24日，两城同时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由于新冠病毒症状多样，有较长的潜伏期，基层，特别是城市内部社区组织的重要性被提高到了空前的位置。保卫社区，成为保卫城市的基础。
除夕前一天，正在准备春节放假安排的蔺军，晚上10点多突然接到主管领导的通知，被要求连夜入户排查，且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就要完成这项工作。
蔺军是北京像素治理中心负责人。位于朝阳区东部的北京像素，是北京最大的商住两用小区，共有9506户，常住人口超过3万人。小区一半以上居民都是外省租客，甚至一户中居住着四五个租客，他们通常在老家度过春节，年后再返回北京上班。此外，小区内还有一些公司。
接到通知后，蔺军很快就收到一份重点排查人员名单，上面是在小区居住且近期去过武汉的人。戴上口罩，蔺军和同事当晚就按照名单上门一一询问这些住户。随后，他们还初步统计了未离京的户数。
这份“重点排查人员名单”是疾控部门根据大数据筛选出来的，来源包括高速路收费站、高铁、飞机购票信息等。在为住户办理出入证时，小区工作人员也会根据身份证号筛选需要重点关注的人。另外，电信运营商陆续开通了短信查询功能，蔺军他们也可以借此找出过去15天曾经去过湖北的人。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这个重点排查名单庞大了许多，每天我们都在里面做增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有惊无险。”蔺军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类似的场景也在上海上演。
上海市杨浦区大桥街道平安办科长凌军在大年初六接到街道分配的针对长租公寓的管控任务。大桥街道商办楼宇和园区众多，在这个区域工作的年轻公司人通常会选择租住长租公寓。据凌军向《第一财经》杂志介绍，大桥街道的长租公寓分布较为集中，目前在经营的规模租赁房有33家，包括魔方公寓、V领地青年社区等，其中规模大的拥有三四百间房，规模小的也有几十间房。
凌军和同事的首要任务是查清每幢公寓房可供出租和实際出租的房间数。1月30日，接到任务当天，平安办就和当地派出所的外来人口办公室配合做了排查梳理。次日，他们为所有长租公寓的经营管理者拉了微信群，并要求他们不再入驻新租客。
大桥街道统一要求，从重点地区返沪的人员，每家长租公寓要按地区分别登记，确保居家隔离人员不能离开房间，同时协助隔离人员14天内的日常生活;每天下午还要将租户个人健康情况和工作情况的汇总表通过微信群上报，由平安办汇总后发给街道防控中心的领导小组。
然而试行两天后，凌军他们就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公寓汇报上来的数据和实际情况有出入。“制定规则后，每家公寓管理水平却参差不齐。”于是，他又从街道安检站抽调6人，从社保队抽调5人，每个人分管3家左右公寓，这11个人需要每天检查、复核。
上海医疗救治组专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曾强调，返城后自觉在家“闷”两个星期，等把发病的人都找出来后，其余人就安全了。凌军很清楚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但是经过排查，33家公寓里从14个重点区域返沪的租客超过200人，管理难度很大，我们现在还在研究如何落实到位。” 虽然有些长租公寓不太配合，但相对普通居民区来说它们还算便于管理：长租公寓本身就有24小时的门岗和门禁系统。其经营管理方就是房东，房子出租时，租户已经登记过证件信息，所以排查起来更加方便。而普通小区的租户只有房东了解。
作为大型小区，北京像素很早就实施了封闭管理。自1月29日起，蔺军便与物业公司协商，在原先9个小区出入口的基础上减少2个，同时不允许外卖和快递车进入。随着疫情的发展，如今小区仅保留3个人员出入口和2个车辆进出口。为了方便居民在小区封闭期间买菜，减轻保安统计出入信息的工作量，蔺军还联系了蔬菜供应商，也是从1月29日开始，每天上午在小区内售卖平价蔬菜。
2月6日，北京像素推出出入证，居民需携带身份证、房本或租赁合同去广场办理。出入证分为4种—业主证、租户证、企业证以及工作人员证。小区工作人员会将填好的表格按楼号装在不同的箱子里，然后录入到电脑中。“那时还在过年期间，连打印店都不好找，我们自己买了彩色卡纸和压膜机器，连夜做了上千张卡片，手写了编号，第二天就发送给了居民。”2月10日，北京要求全市小区（村）在出入口设置检查点。
蔺军很清楚，由于北京像素并不像普通住宅那样“一梯几户”，而是每层有多达28到33户，且中间的走廊是打通的。一旦有一户确诊，就要封锁整栋楼，从而至少影响到400户以上的出行。
让蔺军感到庆幸的是，小区的防疫物资还算充足，年前一接到疫情通知，蔺军就和同事把周围店铺能买到的口罩、手套、消毒水、酒精等统统买断，有的甚至是赊账买回的。“2003年‘非典’时我就在做社区工作，所以这次疫情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要有物资。”蔺军还记得“非典”时期超市货品被抢购一空，街道上四处无人的景象。
截至2月17日，北京像素和大桥街道仍然是“安全”的。
“我们现在在市—区—社区搭建起天罗地网的管理，以及对于传染病患的排查和居家管理的落实，我在其他国家还没有看到那么强的社区动员力量。”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执行理事长蔡江南对《第一财经》杂志表示。
整体上看，这些防控措施的确有助于切断疾病传播的途径，遏制了疫情扩散蔓延的势头，但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北京上海两地下发给街道的管控措施缺乏统一标准，在权力下放到各社区时，把控的尺度有松有紧，一些管控过度的情况还引发了社会矛盾。
曾晖或许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难以进入上海。
动身前，她看到新闻，一名虹桥高铁站的工作人员确诊新冠肺炎，其负责的正好是自己家乡宁波开往上海虹桥的列车。于是，曾晖放弃了坐动车回沪的打算，改为费用高得多的出租车。
她还特意在公众号“上海发布”中阅读了入沪指南。2月10日的推送消息显示，在上海有固定居住地和工作的外地人可以进入上海。这让曾晖稍微松了口气：她已经落户上海，准备了工牌作为工作证，并提前在上海的“健康云”平台上做了登记，甚至还拜托出租车司机打电话咨询了高速服务站，确保高速可以通行。
2月12日下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曾晖到达沪昆高速G60枫泾服务区的出站口。当天正值返沪高峰，车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才缓慢进入防疫查控区域。从交警手中拿到一张表格，曾晖填写了居住地、体温、是否途径湖北等信息，并出示了身份证，之后就被引流到了高速的另一侧—交警对她说：“你们要原路返回。”
这让曾晖不满，不仅因为自己损失了2000多元打车费，回到宁波后还被社区追着要求隔离14天，更是因为关于为何被劝返，她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说法。
截至2月14日，上海全市9个省际高速道口、20个地面公安检查站、63个等外道口，检查车辆243万余辆次、人员560万余人次，送集中隔离观察点1676人，移交体温异常人员587人，劝返相关地区来沪车辆4854辆、人员8220人。
对于劝返的具体标准，上海市公安局曾回应：“对来自重点地区的人员一律实施隔离观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在沪没有居住地，也没有明确工作的人员，实施暂缓入沪的措施。在完成防疫检测以后，来沪人员可以通过出示本市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在校学生学生证、房产证以及在本市工作的相关证明，包括但不限于个人缴纳公积金证明，以及单位的工作证等，证明本市有居住地或者明确工作。”
还有很多人被堵在了自家门外。
2月14日，陈陆从老家河南郑州自驾15个小时回到上海，在沈海高速朱桥检查站顺利进入上海，却被小区门口的保安拦下了。“他们说必须要居住证、租赁合同、身份证，但我没有居住证。”陈陆说。
在上海办居住证流程复杂，需要房东本人和租户一同去居委会登记，登记满半年才可以办理。这意味着，短时间内，陈陆没有办下居住证的可能。像蛋壳、自如这种托管型房屋中介，因为均是合租，就更难办居住证了。陈陆所在的一个微信群里，有200多人因为居住证被卡在小区外。
陈陆小区所在的顾村镇镇政府居委会工作人员对此解释，“三证合一”的标准是宝山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下达的指令。现在都是各個小区自治，具体情况只能与小区自行商量解决。
经过与小区居委会的多轮交涉，陈陆最终也没能回家。她在小区附近找了一家每晚房费在200元左右的酒店，只有住满14天开了隔离证明之后，居委会才会放行。
2月2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通知，特别强调加强出入管理的同时，也要保障本居住小区居民或已租住人员的合法权益，确保正常出入。
虽然还算顺利地回到了北京，但李璃对接下来14天自我隔离的基本生活保障没什么信心。“我们小区没有物业或者志愿者可以送菜上门，防疫工作人员说，未来14天只能帮我买一次菜，一下买足半个月的食物，送到小区门口，然后就不要出来了。”李璃说。最终，他在志愿者的建议下买了两箱方便面。
人手不够目前仍是疫情下大多数社区管理面临的最大问题。比如北京像素，治理中心一共有30多名工作人员，小区物业虽然有数百人，但在2月11日之前，只有倒休的值班人员在岗，即便后来把小区的出入口都集中在一处，登记、量体温等任务也已经让大家的工作十分饱和。一旦小区出现确诊案例，需要隔离的人员将急剧增加，“工作量无法想象”。 蔺军因此也不得不“劝返”一些居民。有两位家住小区的医护人员因同事确诊被定为密切接触者需要居家隔离，虽然他们都具备相关专业知识，蔺军建议他们还是继续留在医院观察。还有几位有武汉接触史的居民，也被小区工作人员最终劝到了政府设立的隔离点。
“公共卫生危机中，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其实应该更依赖强有力的基层。”蔡江南说。在他看来，中国居民对基层医疗体系仍缺乏信任，身体出现什么问题后习惯性地涌向三级医院，造成医疗机构人员、设施、资源的严重供不应求，而在医院盲目汇集其实更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在基层医疗体系健全的情况下，人们一旦出现身体不适，首先联系的应该是自己的全科医生或家庭医生，他们掌握着每个人基本健康状况的持续信息。因此，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加大对全科医生的培养，提高社区医院的诊疗能力，可以在未来更好地抵挡疫情。
另外，美国有类似公共事件发生时，通常会有专门的新闻频道，全天24小时传播公共卫生常识教育。“更好地利用媒体，比一家一家地堵人效率更高。”蔡江南说，这也能更有效地避免谣言传播。
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总规划师张帆建议，今后，还有必要在医疗卫生专项规划中，增加应急物资储备相关内容，应急床位的拓展也要有相应的规划和预案。
其实2003年“非典”过后，上海市政府就在金山区建设了专门用于收治传染病患者的上海公卫中心，那里拥有中国最多的负压病房（气压低于病房外气压的病房），并预留了临时病房的搭建空间，一旦疫情爆发，随时可以增建第二期、第三期。
而从这次疫情中也可看出，交通工具的不停升级在促进城市经济效益的同时，对传染病的控制却十分不利。飞机、高铁、地铁等密闭空间的公共交通工具，成为复杂的病毒细菌的交换空间。所以除了医疗方面，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张帆还建议，应当着手研究如何弥补公共交通工具的防疫短板。比如适当缩小乘车人员流动范围、在非紧急情况下关闭车厢之间的通道、尝试探索分区通风的模式，以及在站点入口处实行负压净化等等。
截至2月17日的数据显示，上海当天无新增确诊病例，北京的新增确诊病例为8例，连续7天保持在个位数增长。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及其团队曾表示，2月中下旬，全国病例数将达到峰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峰值后数据马上会下降。
城市保卫战还将继续。但更重要的或许是，当“战疫”结束，超级城市能否在下一场“突袭”来临时，拥有和体量更加匹配的防御力。
应采访对象要求，曾晖、陈陆、李璃为化名
复工首日的城市内部出行强度对比
北京上海两地防疫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