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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8月，英军在舟山短暂休整后继续北上，直抵天津大沽口。本来主战的道光皇帝，眼见英舰迫近，慑于兵威，不得不屈服。8月20日，道光帝下达谕令，答应赔偿英商损失，严惩林则徐，要求英舰撤至广州，并委任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议和。
英军撤出舟山
眼见秋冬将至，疫病流行，英军遂同意南下谈判。英军南下后，清政府下令沿海各省督抚筹措海防，命两江总督伊里布率兵至浙东，与英军在镇江举行和谈，双方宣布在舟山群岛停战，并准备收复定海。1841年1月7日，为威逼琦善就范，英军攻占虎门炮台，并占领沙角一带，清军伤亡达700余人。1月25日，琦善与义律在广州商谈议和条件，并拟定了《穿鼻条约》与《退还舟山条约》，允诺以香港岛换取舟山群岛，英军撤出沙角，清政府将赔偿英国一概损失。事实上，琦善并未签署条约并加盖钤印，清政府也并未批准这一条约。1月26日，英军在未得到清政府的允准下，在香港上环水坑口街登陆，升英国国旗，鸣响礼炮，擅自宣布占领香港。2月24日，清军分批抵达定海港。翌日，英军全部撤出定海，南下香港。
英军占领香港撤出舟山的消息很快就传至伦敦，巴麦尊暴跳如雷。他在向女王禀告时说，义律完全置其训令于不顾，竟然放弃富庶的舟山，去占领一个几乎没有一户房屋的荒岛，如果说香港有什么价值的话，不过是可供英国人前往建屋闲住，以代替在澳门度过贸易淡季而已。很快，英国人就发觉香港港口太浅，腹地过于狭小，不利于开展永久贸易。
第二次定海战役
1841年4月20日，巴麦尊在给义律的信函中称，义律撤出舟山是完全错误的决策，是对中国方面的屈从。随后，他在给英国内阁的报告中再次重申必须占领舟山，并派璞鼎查接替义律在华代表一职。5月3日，巴麦尊连续发出公文，命令侵华英军务必重占舟山，并可从香港撤出任何部队。巴麦尊还照会中国，宣布否决义律撤出舟山的决定。5月31日，璞鼎查临行前，巴麦尊特地召见了他，并重申到达中国之后，必须重新占领舟山，并以此为条件与中国政府举行谈判。
与此同时，经过第一次定海战役后，为了巩固舟山海防，清政府委派葛云飞为定海总兵，同时指派安徽寿春总兵王锡朋、浙江处州总兵郑国鸿担任协防，率领3000余兵丁驻守定海。1841年5月，道光帝以办差不力之名撤换了琦善，并派遣皇侄靖逆将军奕山前往广东与英国人继续商谈。胆小怕事的奕山在英国人百般恐吓下惊慌失措，一面向英国人乞和，一面向道光帝假报称“洋务大定”。道光帝轻信了奕山的谎报，下令沿海各省撤兵撤防。
谁知，英军却调兵遣将，由广东北上浙江，企图一举攻占舟山。署理浙江军务的江苏巡抚裕谦得知英国人密谋北上的计划，当即奏明道光帝请免撤防，但遭到道光帝的严厉申斥。缘于此，裕谦不得不下令王锡朋等守将撤离定海。8月30日，葛云飞正在府中为即将撤离的王锡朋、郑国鸿等将士饯行，突然接到英军攻占厦门并继续北犯的急报，两人当场表示要继续防守定海。定海守军一面厉兵秣马、枕戈待旦，一面飞书宁波镇海守军，要求增拨抬炮和大炮，以增强火力。9月26日，英国陆军总司令郭富等率4艘战船闯入竹山门。葛云飞自土城迎头痛击，英舰头桅被击毁，不得不撤出竹山门。随后，英舰窜入大渠门水域，进逼东港浦，被张绍廷部将击退。英军见无隙可乘，只得退至舟山外海。为了防范英军再度来袭，葛云飞重新调整布防。9月27日凌晨，英军乘天黑窜入小竹山，并开炮直逼土城，企图突破土城防线。葛云飞力督各营开炮还击，双方炮战至午时，英军不得不再次败退。囿于后援不济，葛云飞派人向镇海大营告急，请火速派遣援军。镇海守将却称葛云飞是“小题何须大作，抑故意张大其辞，为他日论功乎” ？他嘲讽葛云飞，让他只需死守，不要冀望后援，一旦有所疏虞，惟其是问。葛云飞闻讯后，十分愤懑。9月30日，英舰自吉祥门驶进，攻打东港浦，遭到守军的强烈还击。傍晚，英军用小艇登陆，偷袭守军阵地，并调遣驻扎在厦门鼓浪屿的英军一同作战，兵力达到4000余人。
此时，定海情况十分危急，加之连日来暴雨昼夜不停，致使守军弹尽粮绝，孤军无援。10月1日，英军发动全线进攻，一路攻打土城，一路攻打晓峰岭，一路攻打竹山门。面对强大攻势，清军奋力抵抗，屡次击退英军。在竹山门战斗中，守军郑国鸿在炮筒已热得發红不能再装填火药的情况下，用刀、矛与英军开展肉搏战，终因实力悬殊，阵亡疆场，竹山门失陷。英军攻占竹山门后，沿着土城，三面夹攻关山炮台。葛云飞率兵奋力抵抗，左眼被弹片击伤，后被英军劈成两半，为国捐躯。经过长达六昼夜的奋战，三位总兵及参将张玉衡、副将托安泰等全部战死沙场。道光帝获悉三镇守将同殉，挥泪下诏，重恤治丧，立祠享祀。定海一役，英军死伤达416人，其中不乏高阶将领。
英国占领舟山
1841年9月，阿伯丁接替巴麦尊入主英国外交部，并就对华政策进行调整，提出以通商贸易的政策取代开拓殖民地的政策，即着重在中国东部沿海开放数个重要口岸，放弃对中国领土的永久征服。对于舟山，阿伯丁以需付出高昂占领费，已经影响中英长期贸易或可能卷入中国政局等因素的考虑，不主张长期占领。1842年8月29日，中英两国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签署了《南京条约》，规定除割让香港岛之外，提出清政府还需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个通商口岸，并于1846年1月付清2100万银元的赔款后，英国才能将舟山还给清政府。在谈判期间，英国一直强调将厦门的鼓浪屿、舟山、宁波镇海的招宝山这几处作为抵押，直到清政府偿还赔款后才能予以交还。清政府起初反对以地抵押的行为，认为两国既然已停战签约，就应相互信任。英国政府则认为赔款如同还债，不管信任与否，都应立下字据并交付抵押物。在清政府的据理力争下，英国勉强同意归还鼓浪屿与招宝山，但必须以舟山作为赔款抵押地。
在英国占领舟山的5年半间，舟山存在着两个政权，一是隶属清政府管辖的定海厅，驻跸于舟山的大榭岛；一是隶属英国管辖的军政府，驻跸于舟山的定海县城。在管治方面，对英国人实行英国法律，为军政府做事的华人也享有豁免权；对华人实行大清律例，如在英人治下滋事，即遣兵丁押送至大榭厅衙审判。倘若英人与华人争讼，则由英方通知清政府派员协同会审，仍用两种不同法律。在舟山的这套做法，实际上开了领事裁判权的先例。 英国人为了扩大通商范围和对外影响，再次宣布舟山为自由贸易港，准许各国商船到舟山停泊和贸易。原本只限于广州一口通商的外国商船，纷纷抵达定海道头港。一时间，舟山海港内商船云集，货栈堆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贸易盛况。由于上海与宁波的开埠进展缓慢，舟山便成为外商来华贸易的首选。比起广州、宁波等城市，舟山作为英国的军事占领区，洋商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庇护，且不必理睬清政府繁琐的贸易禁令。此外，舟山地处长江出海口，江南各地均有海道通航，双方多在海上贸易，不少都是以货易货，无须经过海关查验，更不用缴纳关税，舟山成为中外贸易的理想之地。
1845年8月，清政府如约开放了五处通商口岸，对英赔款亦如数交清，英国已无继续盘踞舟山的理由了。眼见归还期限将至，英国国内对是否归还舟山产生了激烈的争执，不少人主张放弃香港而保有舟山，认为香港只有一大堆不毛的岩石；与此相反，舟山的米粮生产却足以供给很多人的需要。甚至有人预言，舟山不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占据舟山，可以制止中国政府的仇外行为，并保持英国在华的优势地位。但是也有不少人主张应严格按照条约行事归还舟山，不然会遭致中国政府的强烈反抗，使得英国“背上背信弃义的污名”，影响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而且，随着上海的开埠，舟山的地位已然下降，加之高昂的占领费用，使得英国不得不另做考虑。
1845年10月，清政府照会英国，应尽快开始舟山交还谈判，英方却推诿离1846年交还期限尚有两个月。清政府申明，即便英方同意马上交还，中方还需辗转派员接受，尚需时日。在中方的多次敦促下，英方勉强同意开谈。但谈判时断时续，而且英方肆意寻找无理理由，横生枝节，故意拖延谈判进程。譬如，英国提出需委派对英国没有敌意的官员来接管舟山；保护英国人在舟山的坟地；不得惩罚与英国人有往来的中国人；保留英国人在岛上的商业活动与自由；不得將舟山割让给第三国，倘若舟山被第三国所侵夺，英国将帮中国“防御”等条件。在经过多方磋商后，1846年4月29日，英国代表戴维斯与清政府代表耆英在虎门签订了《英军退还舟山条约》，条约重申英国人进入广州计划“断不可废止”，允许专划英国人“散步之地”，并责成中国保障其“安全”；清政府允诺永不以舟山等岛给予他国，倘若舟山等岛受他国侵伐，英国有权保护舟山的安全。
1846年7月23日，英军在延误半年之后终于从舟山全部撤出，结束了对舟山长达5年半的侵占历史。可见，优越的地理区位、良好的深水港、适宜的气候、丰硕的物产是英国人妄图占据舟山的主要原因，然而面对舟山人民的激烈反抗、疫病的肆意流行和高昂的占领费用以及清政府的强烈反对，又促使英国人不得不最终放弃舟山。（完）
【责任编辑】王 凯
英军撤出舟山
眼见秋冬将至，疫病流行，英军遂同意南下谈判。英军南下后，清政府下令沿海各省督抚筹措海防，命两江总督伊里布率兵至浙东，与英军在镇江举行和谈，双方宣布在舟山群岛停战，并准备收复定海。1841年1月7日，为威逼琦善就范，英军攻占虎门炮台，并占领沙角一带，清军伤亡达700余人。1月25日，琦善与义律在广州商谈议和条件，并拟定了《穿鼻条约》与《退还舟山条约》，允诺以香港岛换取舟山群岛，英军撤出沙角，清政府将赔偿英国一概损失。事实上，琦善并未签署条约并加盖钤印，清政府也并未批准这一条约。1月26日，英军在未得到清政府的允准下，在香港上环水坑口街登陆，升英国国旗，鸣响礼炮，擅自宣布占领香港。2月24日，清军分批抵达定海港。翌日，英军全部撤出定海，南下香港。
英军占领香港撤出舟山的消息很快就传至伦敦，巴麦尊暴跳如雷。他在向女王禀告时说，义律完全置其训令于不顾，竟然放弃富庶的舟山，去占领一个几乎没有一户房屋的荒岛，如果说香港有什么价值的话，不过是可供英国人前往建屋闲住，以代替在澳门度过贸易淡季而已。很快，英国人就发觉香港港口太浅，腹地过于狭小，不利于开展永久贸易。
第二次定海战役
1841年4月20日，巴麦尊在给义律的信函中称，义律撤出舟山是完全错误的决策，是对中国方面的屈从。随后，他在给英国内阁的报告中再次重申必须占领舟山，并派璞鼎查接替义律在华代表一职。5月3日，巴麦尊连续发出公文，命令侵华英军务必重占舟山，并可从香港撤出任何部队。巴麦尊还照会中国，宣布否决义律撤出舟山的决定。5月31日，璞鼎查临行前，巴麦尊特地召见了他，并重申到达中国之后，必须重新占领舟山，并以此为条件与中国政府举行谈判。
与此同时，经过第一次定海战役后，为了巩固舟山海防，清政府委派葛云飞为定海总兵，同时指派安徽寿春总兵王锡朋、浙江处州总兵郑国鸿担任协防，率领3000余兵丁驻守定海。1841年5月，道光帝以办差不力之名撤换了琦善，并派遣皇侄靖逆将军奕山前往广东与英国人继续商谈。胆小怕事的奕山在英国人百般恐吓下惊慌失措，一面向英国人乞和，一面向道光帝假报称“洋务大定”。道光帝轻信了奕山的谎报，下令沿海各省撤兵撤防。
谁知，英军却调兵遣将，由广东北上浙江，企图一举攻占舟山。署理浙江军务的江苏巡抚裕谦得知英国人密谋北上的计划，当即奏明道光帝请免撤防，但遭到道光帝的严厉申斥。缘于此，裕谦不得不下令王锡朋等守将撤离定海。8月30日，葛云飞正在府中为即将撤离的王锡朋、郑国鸿等将士饯行，突然接到英军攻占厦门并继续北犯的急报，两人当场表示要继续防守定海。定海守军一面厉兵秣马、枕戈待旦，一面飞书宁波镇海守军，要求增拨抬炮和大炮，以增强火力。9月26日，英国陆军总司令郭富等率4艘战船闯入竹山门。葛云飞自土城迎头痛击，英舰头桅被击毁，不得不撤出竹山门。随后，英舰窜入大渠门水域，进逼东港浦，被张绍廷部将击退。英军见无隙可乘，只得退至舟山外海。为了防范英军再度来袭，葛云飞重新调整布防。9月27日凌晨，英军乘天黑窜入小竹山，并开炮直逼土城，企图突破土城防线。葛云飞力督各营开炮还击，双方炮战至午时，英军不得不再次败退。囿于后援不济，葛云飞派人向镇海大营告急，请火速派遣援军。镇海守将却称葛云飞是“小题何须大作，抑故意张大其辞，为他日论功乎” ？他嘲讽葛云飞，让他只需死守，不要冀望后援，一旦有所疏虞，惟其是问。葛云飞闻讯后，十分愤懑。9月30日，英舰自吉祥门驶进，攻打东港浦，遭到守军的强烈还击。傍晚，英军用小艇登陆，偷袭守军阵地，并调遣驻扎在厦门鼓浪屿的英军一同作战，兵力达到4000余人。
此时，定海情况十分危急，加之连日来暴雨昼夜不停，致使守军弹尽粮绝，孤军无援。10月1日，英军发动全线进攻，一路攻打土城，一路攻打晓峰岭，一路攻打竹山门。面对强大攻势，清军奋力抵抗，屡次击退英军。在竹山门战斗中，守军郑国鸿在炮筒已热得發红不能再装填火药的情况下，用刀、矛与英军开展肉搏战，终因实力悬殊，阵亡疆场，竹山门失陷。英军攻占竹山门后，沿着土城，三面夹攻关山炮台。葛云飞率兵奋力抵抗，左眼被弹片击伤，后被英军劈成两半，为国捐躯。经过长达六昼夜的奋战，三位总兵及参将张玉衡、副将托安泰等全部战死沙场。道光帝获悉三镇守将同殉，挥泪下诏，重恤治丧，立祠享祀。定海一役，英军死伤达416人，其中不乏高阶将领。
英国占领舟山
1841年9月，阿伯丁接替巴麦尊入主英国外交部，并就对华政策进行调整，提出以通商贸易的政策取代开拓殖民地的政策，即着重在中国东部沿海开放数个重要口岸，放弃对中国领土的永久征服。对于舟山，阿伯丁以需付出高昂占领费，已经影响中英长期贸易或可能卷入中国政局等因素的考虑，不主张长期占领。1842年8月29日，中英两国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签署了《南京条约》，规定除割让香港岛之外，提出清政府还需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个通商口岸，并于1846年1月付清2100万银元的赔款后，英国才能将舟山还给清政府。在谈判期间，英国一直强调将厦门的鼓浪屿、舟山、宁波镇海的招宝山这几处作为抵押，直到清政府偿还赔款后才能予以交还。清政府起初反对以地抵押的行为，认为两国既然已停战签约，就应相互信任。英国政府则认为赔款如同还债，不管信任与否，都应立下字据并交付抵押物。在清政府的据理力争下，英国勉强同意归还鼓浪屿与招宝山，但必须以舟山作为赔款抵押地。
在英国占领舟山的5年半间，舟山存在着两个政权，一是隶属清政府管辖的定海厅，驻跸于舟山的大榭岛；一是隶属英国管辖的军政府，驻跸于舟山的定海县城。在管治方面，对英国人实行英国法律，为军政府做事的华人也享有豁免权；对华人实行大清律例，如在英人治下滋事，即遣兵丁押送至大榭厅衙审判。倘若英人与华人争讼，则由英方通知清政府派员协同会审，仍用两种不同法律。在舟山的这套做法，实际上开了领事裁判权的先例。 英国人为了扩大通商范围和对外影响，再次宣布舟山为自由贸易港，准许各国商船到舟山停泊和贸易。原本只限于广州一口通商的外国商船，纷纷抵达定海道头港。一时间，舟山海港内商船云集，货栈堆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贸易盛况。由于上海与宁波的开埠进展缓慢，舟山便成为外商来华贸易的首选。比起广州、宁波等城市，舟山作为英国的军事占领区，洋商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庇护，且不必理睬清政府繁琐的贸易禁令。此外，舟山地处长江出海口，江南各地均有海道通航，双方多在海上贸易，不少都是以货易货，无须经过海关查验，更不用缴纳关税，舟山成为中外贸易的理想之地。
1845年8月，清政府如约开放了五处通商口岸，对英赔款亦如数交清，英国已无继续盘踞舟山的理由了。眼见归还期限将至，英国国内对是否归还舟山产生了激烈的争执，不少人主张放弃香港而保有舟山，认为香港只有一大堆不毛的岩石；与此相反，舟山的米粮生产却足以供给很多人的需要。甚至有人预言，舟山不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占据舟山，可以制止中国政府的仇外行为，并保持英国在华的优势地位。但是也有不少人主张应严格按照条约行事归还舟山，不然会遭致中国政府的强烈反抗，使得英国“背上背信弃义的污名”，影响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而且，随着上海的开埠，舟山的地位已然下降，加之高昂的占领费用，使得英国不得不另做考虑。
1845年10月，清政府照会英国，应尽快开始舟山交还谈判，英方却推诿离1846年交还期限尚有两个月。清政府申明，即便英方同意马上交还，中方还需辗转派员接受，尚需时日。在中方的多次敦促下，英方勉强同意开谈。但谈判时断时续，而且英方肆意寻找无理理由，横生枝节，故意拖延谈判进程。譬如，英国提出需委派对英国没有敌意的官员来接管舟山；保护英国人在舟山的坟地；不得惩罚与英国人有往来的中国人；保留英国人在岛上的商业活动与自由；不得將舟山割让给第三国，倘若舟山被第三国所侵夺，英国将帮中国“防御”等条件。在经过多方磋商后，1846年4月29日，英国代表戴维斯与清政府代表耆英在虎门签订了《英军退还舟山条约》，条约重申英国人进入广州计划“断不可废止”，允许专划英国人“散步之地”，并责成中国保障其“安全”；清政府允诺永不以舟山等岛给予他国，倘若舟山等岛受他国侵伐，英国有权保护舟山的安全。
1846年7月23日，英军在延误半年之后终于从舟山全部撤出，结束了对舟山长达5年半的侵占历史。可见，优越的地理区位、良好的深水港、适宜的气候、丰硕的物产是英国人妄图占据舟山的主要原因，然而面对舟山人民的激烈反抗、疫病的肆意流行和高昂的占领费用以及清政府的强烈反对，又促使英国人不得不最终放弃舟山。（完）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