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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离我们而去已五年了，今天看到他的文集出版，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在眼前。任公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我虽然没有听过他的课，但从他那里受教良多。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是我所尊敬的老师。上世纪50年代，我在哲学所贺麟先生门下当研究生，听贺先生说做学问就要像任继愈那样扎扎实实，对他赞扬备至。又听到毛主席召见任公，称他为“凤毛麟角”，委以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重任。但见到任公与之相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河南“五七干校”。那时他早已人过中年，有很大学术成就，但在干校期间，无论学习、劳动、工作，都表现突出，是受表扬的模范。
当时他因过度劳动患眼疾回京治病，奉命组织写作组编写《中国哲学史简编》，指名要我参加。组内其他同志都是多年从事中哲史研究的专家，只有我是地道的外行。在他指导下边学边干，我的粗浅的中哲史知识，还是那时打基础学的，使我终身受益。
我一直想，我们应从他那里学习什么？
第一，学习他热爱祖国几千年来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遗产，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首先，中华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我们要学习他对祖国几千年来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遗产的热爱，数十年如一日，始终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他的研究博大精深，可以说覆盖了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主要派别。儒、佛、道、墨、韩非，无所不通，都有所创新研究。直到晚年，健康不佳，目疾未愈，他始终没有放弃研究与写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特别是他在晚年从事若干鸿篇巨制，如《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多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等等浩大的文化基本建设工程。这是他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对文化建设的重大贡献，值得大书特书。
第二，学习他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科学精神。
任公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生搬硬套贴标签、引用一些词句和个别结论。正因为他善于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大量具体史料去研究佛学，因此得出了前人从未有的精辟见解，得到毛主席的肯定与赞扬。
老实讲，我国研究国学的人不少，研究成果也不少，但真正像他那样深刻理解国学又善于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精神去研究国学的并不多，确实称得上“凤毛麟角”。我自己听他说过，切忌偏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研究宗教者决不可信教，否则就不可能持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他对宗教有深入的研究，同时又是无神论的热情的宣传者，创建无神论学会，担任理事长，办《科学与无神论》刊物。
第三，学习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学风。
任公强调，不懂的决不乱说，不可跟风赶浪潮，跟着人家瞎吵吵，以后后悔莫及。在学术研究上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勇于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即使一时没有得到学术界多数人的赞同，也决不随便放弃，可谓做到了“特立独行”。但是他又从不以权威自居，只要他觉得别人的意见有道理，他就充分予以考虑吸收，不惜修正自己的观点。在发扬学术民主方面，他是表率；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他总是平等待人，使人可以畅所欲言，充分听取不同意见，从善如流。
最后，特别要指出，他多少年来一直注意培养青年新生力量，诲人不倦。他在社科院担任宗教所所长，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经过多年努力，培养出一支高水平研究队伍，建立了不少新的研究学科，填补了我国宗教研究的空白。我国许多中国哲学史研究、宗教研究的优秀专家、教授，都出自他门下，可说桃李满天下。中哲史研究和宗教研究的繁荣发展是和他的贡献分不开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我虽然没有听过他的课，但从他那里受教良多。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是我所尊敬的老师。上世纪50年代，我在哲学所贺麟先生门下当研究生，听贺先生说做学问就要像任继愈那样扎扎实实，对他赞扬备至。又听到毛主席召见任公，称他为“凤毛麟角”，委以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重任。但见到任公与之相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河南“五七干校”。那时他早已人过中年，有很大学术成就，但在干校期间，无论学习、劳动、工作，都表现突出，是受表扬的模范。
当时他因过度劳动患眼疾回京治病，奉命组织写作组编写《中国哲学史简编》，指名要我参加。组内其他同志都是多年从事中哲史研究的专家，只有我是地道的外行。在他指导下边学边干，我的粗浅的中哲史知识，还是那时打基础学的，使我终身受益。
我一直想，我们应从他那里学习什么？
第一，学习他热爱祖国几千年来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遗产，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首先，中华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我们要学习他对祖国几千年来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遗产的热爱，数十年如一日，始终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他的研究博大精深，可以说覆盖了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主要派别。儒、佛、道、墨、韩非，无所不通，都有所创新研究。直到晚年，健康不佳，目疾未愈，他始终没有放弃研究与写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特别是他在晚年从事若干鸿篇巨制，如《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多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等等浩大的文化基本建设工程。这是他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对文化建设的重大贡献，值得大书特书。
第二，学习他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科学精神。
任公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生搬硬套贴标签、引用一些词句和个别结论。正因为他善于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大量具体史料去研究佛学，因此得出了前人从未有的精辟见解，得到毛主席的肯定与赞扬。
老实讲，我国研究国学的人不少，研究成果也不少，但真正像他那样深刻理解国学又善于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精神去研究国学的并不多，确实称得上“凤毛麟角”。我自己听他说过，切忌偏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研究宗教者决不可信教，否则就不可能持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他对宗教有深入的研究，同时又是无神论的热情的宣传者，创建无神论学会，担任理事长，办《科学与无神论》刊物。
第三，学习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学风。
任公强调，不懂的决不乱说，不可跟风赶浪潮，跟着人家瞎吵吵，以后后悔莫及。在学术研究上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勇于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即使一时没有得到学术界多数人的赞同，也决不随便放弃，可谓做到了“特立独行”。但是他又从不以权威自居，只要他觉得别人的意见有道理，他就充分予以考虑吸收，不惜修正自己的观点。在发扬学术民主方面，他是表率；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他总是平等待人，使人可以畅所欲言，充分听取不同意见，从善如流。
最后，特别要指出，他多少年来一直注意培养青年新生力量，诲人不倦。他在社科院担任宗教所所长，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经过多年努力，培养出一支高水平研究队伍，建立了不少新的研究学科，填补了我国宗教研究的空白。我国许多中国哲学史研究、宗教研究的优秀专家、教授，都出自他门下，可说桃李满天下。中哲史研究和宗教研究的繁荣发展是和他的贡献分不开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