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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深圳已十余年，我低调而又安静地生活、工作、写作，其状态远比当年“北漂”要好得多。那时候“北漂”为生计奔波，时刻焦虑，写作难免静不下心，显得浮躁。直到撤离北京后，在武当山脚下潜心读书，半年时光调整了心态，最终2008年春来到了深圳，仿佛是一见如故，它的流动，它的气候，它的人文，迅速融入于我的生活背景。曾有友人对我说：“如果一个诗人不能自食其力，他就丧失了所有的生存背景和写作背景。”但某种意义上，深圳的快节奏生活并没有影响我，甚至不会给我带来浮躁感。在这么一个“深圳速度”的城市，总有少數几个人安静而慢悠悠地写作，这是最悖论的现象。但其实，这取决于你是否愿意脱离不停流转的齿轮，如果脱离了，你会让自己放松而又享受“慢生活”或者“慢写作”;反之如果没有脱离，你就得绷紧着自己不可停歇的齿轮。
就我自己而言，我被贴上好多的标签：70后，旅人，自由职业者，啤酒主义者，民刊收藏家，戏剧人，摄影发烧友……，但我终究是一个隐秘的诗人，或换个说法，一个矛盾的诗人。一方面，在有限的诗歌圈，作为诗人，我这个身份是公开的，可以说一览无余;另一方面，在诗歌圈之外的现实中，我却刻意隐瞒了这个身份，就像灵魂在人群中不轻易外露出来，我把自己视为芸芸众生的一员，低调而安静。所以在生活上，无论与几个友人喝茶还是吃饭，在别人就诗歌方面夸夸其谈或滔滔不绝的时候，我是不言诗的，即使偶尔涉及诗歌几句也是尴聊。而写诗，那只是在生活之外，在内心隐秘之中。也就是说，写诗是在占有多出来的时间，它可能是白天，也可能是夜半、凌晨。更多的时候，我是克制着自己写诗的冲动，不去写，也许我需要沉淀，让自己的灵魂再沉淀一点。
我不喜欢追忆什么，但有必要说一下，在我小的时候，因发高烧而误打链霉素（streptomycin），损害了听觉神经，从而影响了我说话表达的能力。至今我有着两耳不同程度的弱听，戴上助听器也是无济于事，因为我听到的“声音”远远大过了“语音”。所以，我与世界的沟通，只能依靠笔和纸，通过一笔一画，几乎不必思考什么，就能把诗性的东西完整表达出来;但是我开口一说话，往往要费半天劲，一边思考一边努力想说清晰点，结果显得结结巴巴、含糊不清。虽然听众们用鼓励的眼光看着我，甚至给予掌声，但我更多的时候得到的是挫败感。
唯有沉默给予我内心的强大，给予我慰藉。或者说，不说话，才是一个人的完整。通过写作，诗歌在灵魂的黑暗处发出隐约的光亮，哪怕是一闪而逝，都让我显得敏锐无比。在时间的消逝中，写作仍然是“日日新”的修远，即使掌握诗艺的秘密，它依然是永恒的秘密。就好像木匠掌握了技艺，但是再好的技艺，如果不是用于自己的创造，它最多是按图索骥重复前人的经验。我觉得写诗最困难的恰恰就是对经验的超越，这是由内向外的伸展，一个世界的自足性、丰富及不可捉摸的神秘，都等待着我们用灵魂去打通。
就我自己而言，我被贴上好多的标签：70后，旅人，自由职业者，啤酒主义者，民刊收藏家，戏剧人，摄影发烧友……，但我终究是一个隐秘的诗人，或换个说法，一个矛盾的诗人。一方面，在有限的诗歌圈，作为诗人，我这个身份是公开的，可以说一览无余;另一方面，在诗歌圈之外的现实中，我却刻意隐瞒了这个身份，就像灵魂在人群中不轻易外露出来，我把自己视为芸芸众生的一员，低调而安静。所以在生活上，无论与几个友人喝茶还是吃饭，在别人就诗歌方面夸夸其谈或滔滔不绝的时候，我是不言诗的，即使偶尔涉及诗歌几句也是尴聊。而写诗，那只是在生活之外，在内心隐秘之中。也就是说，写诗是在占有多出来的时间，它可能是白天，也可能是夜半、凌晨。更多的时候，我是克制着自己写诗的冲动，不去写，也许我需要沉淀，让自己的灵魂再沉淀一点。
我不喜欢追忆什么，但有必要说一下，在我小的时候，因发高烧而误打链霉素（streptomycin），损害了听觉神经，从而影响了我说话表达的能力。至今我有着两耳不同程度的弱听，戴上助听器也是无济于事，因为我听到的“声音”远远大过了“语音”。所以，我与世界的沟通，只能依靠笔和纸，通过一笔一画，几乎不必思考什么，就能把诗性的东西完整表达出来;但是我开口一说话，往往要费半天劲，一边思考一边努力想说清晰点，结果显得结结巴巴、含糊不清。虽然听众们用鼓励的眼光看着我，甚至给予掌声，但我更多的时候得到的是挫败感。
唯有沉默给予我内心的强大，给予我慰藉。或者说，不说话，才是一个人的完整。通过写作，诗歌在灵魂的黑暗处发出隐约的光亮，哪怕是一闪而逝，都让我显得敏锐无比。在时间的消逝中，写作仍然是“日日新”的修远，即使掌握诗艺的秘密，它依然是永恒的秘密。就好像木匠掌握了技艺，但是再好的技艺，如果不是用于自己的创造，它最多是按图索骥重复前人的经验。我觉得写诗最困难的恰恰就是对经验的超越，这是由内向外的伸展，一个世界的自足性、丰富及不可捉摸的神秘，都等待着我们用灵魂去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