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刘俏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曾先后任职麦肯锡及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并获香港大学终身教职
笔者代表学院参加在利马举行的全球商学院联盟（PIM）的年会，与来自全球51家商学院的代表们一起探讨商学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和商学院应有的担当。甫一回京，正赶上了某一地产大亨私人生活的曝光。一时间，国内的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充斥着对中国商学院和商学教育的调侃。
这一轮席卷全球的经济金融危机，确实对商学院和商学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学院派的教学方式究竟能否培养出商业人才？商业人才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质素和技能？有没有一般意义上的适用于全球各地不同文化、发展阶段迥异的企业成功法则？商学教育应该引领社会，还是适应社会？类似的问题在利马年会上被反复提及，来自全球各地的商学院代表见仁见智。两天半的会议，提供了一个极有效率的平台，供大家头脑风暴。
全程参与讨论，我有两个比较深的体会。其一，“改变”是主旋律。几乎所有的商学院都在讨论后危机时代商学院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和绩效指标应该做的改变。商学院应该更有效地培养出具有社会责任感，着眼于企业和社会长期福祉，兼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已变成大部分商学院的共识。我自己接触到的商学院都在讨论增加两方面的课程：一是社会责任感（social responsibility）和企业/企业家伦理，另一个是创业创新。商学院传统的金融、财务主导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商学院不是以培养商人或有钱人为目标，而是以培养企业家和商业领袖为宗旨。 除了银行家和基金经理外，商学院更应该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对实体经济充满热情与理想的企业家，从而重新打造全球经济的微观基础。与此相配合，在培养方式上，大部分商学院开始强调增加形式不一的国际模块。通过国际模块，培养学员国际化视野，增强文化敏感程度，学会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下做出合理的判断和决策。近几年一些由几家商学院联合办学的学位项目在市场上大获好评，也印证了这样一种趋势。
其二，中国正变成全球商学院关注的焦点。对于许多国际商学院，了解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正确认识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对国际营商环境和企业经营发展的影响，正变成商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全球商学院联盟（PIM）成立于39年前，以前一直被北美和欧洲几家主要商学院主导。这种格局随着全体经济格局的变化正在发生改变。利马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2013年的第四十届年会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承办。这也反映出中国的商学教育开始在国际舞台上辐射出影响力。
回到中国商学教育。我绝对不认同中国商学院只是富人俱乐部这样一种过于简化且显得非常粗暴的说法。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迅速崛起，除了顶层设计之外，更源于一大批具有企业精神的企业家的涌现。他们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正变成商学院的研究和教学素材。在反复提炼之后，开始对后进的企业创始人和经营者产生影响。中国经济跌宕起伏三十年，从几乎没有任何市场发展到目前体量巨大、产业结构相对完善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迅速建立起来，其间涌现出一大批遵守市场规律、对市场存有敬畏的企业经营者和市场投资人。这一切与中国商学教育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诚然，中国经济与中国商学教育都有太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这也正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了动力与空间。
在利马的时候，有机会粗略了解秘鲁的历史，知道这个国家在19世纪后半叶才取消奴隶制。当时奴隶主同意解放奴隶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他们能够用来自中国的“苦力”作奴隶的替代品……而如今漫步利马街头，能够看到像华为、奇瑞、东风汽车这样的中国企业的广告牌，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中国的重视。对比今昔，让人不胜唏嘘。真正能够让一个国家和民族赢得世人尊重的，是伟大的产品，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思想。中国的商学教育应该引领中国的商业实践向上、再向上，绝非向下、再向下沉堕。虽然良莠不齐，但是大浪淘沙，期望中国的商学教育，正在路上！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曾先后任职麦肯锡及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并获香港大学终身教职
笔者代表学院参加在利马举行的全球商学院联盟（PIM）的年会，与来自全球51家商学院的代表们一起探讨商学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和商学院应有的担当。甫一回京，正赶上了某一地产大亨私人生活的曝光。一时间，国内的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充斥着对中国商学院和商学教育的调侃。
这一轮席卷全球的经济金融危机，确实对商学院和商学教育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学院派的教学方式究竟能否培养出商业人才？商业人才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质素和技能？有没有一般意义上的适用于全球各地不同文化、发展阶段迥异的企业成功法则？商学教育应该引领社会，还是适应社会？类似的问题在利马年会上被反复提及，来自全球各地的商学院代表见仁见智。两天半的会议，提供了一个极有效率的平台，供大家头脑风暴。
全程参与讨论，我有两个比较深的体会。其一，“改变”是主旋律。几乎所有的商学院都在讨论后危机时代商学院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和绩效指标应该做的改变。商学院应该更有效地培养出具有社会责任感，着眼于企业和社会长期福祉，兼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已变成大部分商学院的共识。我自己接触到的商学院都在讨论增加两方面的课程：一是社会责任感（social responsibility）和企业/企业家伦理，另一个是创业创新。商学院传统的金融、财务主导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商学院不是以培养商人或有钱人为目标，而是以培养企业家和商业领袖为宗旨。 除了银行家和基金经理外，商学院更应该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对实体经济充满热情与理想的企业家，从而重新打造全球经济的微观基础。与此相配合，在培养方式上，大部分商学院开始强调增加形式不一的国际模块。通过国际模块，培养学员国际化视野，增强文化敏感程度，学会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下做出合理的判断和决策。近几年一些由几家商学院联合办学的学位项目在市场上大获好评，也印证了这样一种趋势。
其二，中国正变成全球商学院关注的焦点。对于许多国际商学院，了解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正确认识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对国际营商环境和企业经营发展的影响，正变成商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全球商学院联盟（PIM）成立于39年前，以前一直被北美和欧洲几家主要商学院主导。这种格局随着全体经济格局的变化正在发生改变。利马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2013年的第四十届年会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承办。这也反映出中国的商学教育开始在国际舞台上辐射出影响力。
回到中国商学教育。我绝对不认同中国商学院只是富人俱乐部这样一种过于简化且显得非常粗暴的说法。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迅速崛起，除了顶层设计之外，更源于一大批具有企业精神的企业家的涌现。他们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正变成商学院的研究和教学素材。在反复提炼之后，开始对后进的企业创始人和经营者产生影响。中国经济跌宕起伏三十年，从几乎没有任何市场发展到目前体量巨大、产业结构相对完善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迅速建立起来，其间涌现出一大批遵守市场规律、对市场存有敬畏的企业经营者和市场投资人。这一切与中国商学教育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诚然，中国经济与中国商学教育都有太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这也正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了动力与空间。
在利马的时候，有机会粗略了解秘鲁的历史，知道这个国家在19世纪后半叶才取消奴隶制。当时奴隶主同意解放奴隶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他们能够用来自中国的“苦力”作奴隶的替代品……而如今漫步利马街头，能够看到像华为、奇瑞、东风汽车这样的中国企业的广告牌，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中国的重视。对比今昔，让人不胜唏嘘。真正能够让一个国家和民族赢得世人尊重的，是伟大的产品，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思想。中国的商学教育应该引领中国的商业实践向上、再向上，绝非向下、再向下沉堕。虽然良莠不齐，但是大浪淘沙，期望中国的商学教育，正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