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与经济风险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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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资源配置的失衡和传统的经济动力无力继续支持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引领和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为了培育新的发展动力。战后福利制度给英国带来的财政负担日益成为英国经济的“拦路虎”,撒切尔政府时期的供给改革,以私有化为根本思路,为英国经济复苏带来了强劲优势。一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调控和干预,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有效平衡即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路径,政府对经济风险的调控和设计,一方面反映出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民主程度;另一方面也间接反映出一个国家真正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面对经济失衡的风险,中英两国政府的改革思路不尽相同,但两国政府均从供给层面出发进行调控,这对两国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学派 需求管理 供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9)02(b)-095-02
  改革开放的成就值得中国引以为傲,但与此同时又不得不指出,信贷扩张、出口依赖以及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丁资源配置的失衡。中国经济的转型,关键在于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的转移,提高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在于创新要素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这些问题直接警示了中国政府: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的“三驾马车”能否继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而西方供给学派为了克服“滞胀”危机,主张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英国经济在这场危机中的强劲复苏说明了供给改革的优势。本文笔者将从理论基础、社会实践、顶层设计这三个横向维度来说明: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的战略调整,英国供给改革是撒切尔政府面对“滞胀”危机而选择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政策调整,二者并不等同,但在供给层面的相关主张可以相互借鉴,其背后均反映出两国政府对经济失衡风险的调控。
  1 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
  我国新常态下出现的经济失衡、结构性产能过剩等问题均强调了产品供给层面的不足,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有效供给提供了新的动力。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改善和调节劳动分工,促进旧的分工体系向新分工体系的转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培育新的发展动力。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来作为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促进经济结构的专业化发展,社会分工也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面对转型期的经济风险,我国政府应通过供给侧改革,根据资源要素禀赋的差异和改变,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形成新的劳动分工。
  二战后,虽然英国等西欧国家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迅速恢复生产力,但国有企业动力不足,市场疲软缺乏灵活性,劳资关系紧张和福利开支巨大等社会现象,导致凯恩斯宏观需求管理失灵,促使英国政府开始从供给层面人手。撒切尔政府供给改革的理论基础大多来源于供给学派。供给学派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倡导经济自由、反对政府干预等政策主张,与英国保守党新右派思想相契合。撒切尔政府也正是通过私有化改革、削减福利支出、改革工资制度等措施来提高资本家和投资者的生产积极性。从长远调整的思维出发,供给改革为英国扫清了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和制度性障碍,为今后的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供给学派过度强调私有化,以致工人的利益和福利无法得到保障,这为撒切尔政府的改革增加了一定的风险和障碍。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英国的供给改革在理论基础和社会性质方面都有所不同。在供给学派看来,只有中上阶层的人才具有储蓄和投资能力,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因此主张调整供求关系,缓解“滞胀”危机。然而,供给学派并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此提出的供给管理政策也并不能根除自由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根本矛盾。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措施都是相互联系的,在传统的“三驾马车”无力继续拉动经济稳步增长的情况下,创新、资本、劳动分工等要素愈来愈重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主张要素内部相互联系相互支持,从而提高国家的经济活力。
  2 社会实践:政府在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之间的多向选择
  李克强总理曾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一方面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发挥政府和企业的辅助作用。在保证市场需求改革稳步进行的同时,中国政府开始重视供给管理。李克强总理的发展理念被称为“李克强经济学”,坚持深化改革、强调市场力量、重视结构问题、主张改善供给等思路也具有明显的供给学派特征。与此相比,撒切尔政府同样从供给管理角度出发,奉行的供给改革措施显得更为强硬。撒切尔将私有化作为供给改革的根本思路和出发点,旨在打破二战后英国形成的以“社会福利制度”“国有化政策”和“凯恩斯主义”为三大支柱的“共识政治”。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方面,又主张从住房私有化、教育私有化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人手,导致许多重大改革受到公众和议院的反对,增加了改革的难度。社会保障制度的高度复杂性使得撒切尔的私有化改革尝试在短期内并不顺利,受到许多指责。然而撒切尔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领域中的私有化改革尝试为今后英国的福利改革指明了道路,这种供给管理层面的改革更符合时代发展潮流。
  西方供给学派只强调供给而忽略需求,但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对中国产业结构和市场经济的深层优化。事实上,供给与需求是分不开的,没有供给,也就没有了需求的对象;没有需求,供给也就成为无用的供给。从新供给经济周期可以看出,在供给扩张阶段,总需求和总供给都呈现出递增的趋势;而在供给老化阶段,总需求和总供给都呈现出递减的趋势;总需求和总供给仅在供给成熟阶段和新供给形成阶段会出现不同的发展状态,这表明总需求和总供给并非是对立的。因此,政府应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之间作双向选择,在推进供给改革的同时,营造需求侧稳定的宏观环境,进一步扩大内需,以免陷入經济周期性失衡。   3 頂层设计:政府调控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
  历史事实证明,一味地放任市场自由和政府过度干预均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政府在市场中究竟该扮演何种角色也是各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探索的重点。中国和英国由于历史传统、经济体制、国家性质和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同,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政策主张。然而随着经济和贸易全球化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相反,与世界政治和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如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英国撒切尔政府的供给改革,二者的出发点和目的各不相同,却都开始注重供给管理,试图从一个新领域出发,激发本国的经济活力。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改革、发展、稳定是时下的重点,减少行政手段的干预,这就需要政府采用间接方式和法律途径为市场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而英国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可调和,撒切尔政府的供给改革并没有妥善处理好“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由于过度强调私有化,英国工人的利益和生活质量遭受严重打击。如果政府可以有效协调劳资关系,使工人的劳动和利益得到尊重和保障,那么生产力就可以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对于英国政府而言,一味地在供给层面提高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和供给能力,削减工人的福利和利益只会加剧需求层面的乏力,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也将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作出的战略调整,英国供给改革是撒切尔政府面对“滞胀”危机而选择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政策调整,二者并不等同,但在供给制度层面的经济政策主张可以相互借鉴。中国和英国政府对经济失衡风险的调控与设计均应考虑如何协调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如何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治与经济本就是相辅相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相应的反作用。一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调控和干预。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有效平衡即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路径,政府对经济风险的调控和设计,一方面反映出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民主程度;另一方面也间接反映出一个国家真正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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