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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泸定县，有这样一位老红军，过世三十多年了，人们谈起他来仍啧啧称赞。他叫孙名山，是因负了重伤流落当地的。我们在县委组织部会议室采访了他的女儿——县发改局退休干部孙世莲。日月如梭，而往事并非如烟，孙世莲数度哽咽、扑簌泪下。
“我父亲是江西瑞金大柏地人，大柏地就是毛主席1933年写‘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的地方。红色摇篮里长大，自然成了革命人。参加革命后，因工作需要他改名孙明，最终改为孙名山。他在家乡参加革命，4年后的1930年被调到福建静义工作。又是一个4年后，他带了一个新兵团回到中央苏区，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期间，担任尖兵营副营长兼党支部书记。在湖南的一次战斗中，营长李凤生牺牲，我父亲被任命为代理营长。红军攻占遵义后，作为尖兵营的三营受到嘉奖，并在遵义会议期间在会场外担任警卫任务。”孙世莲口音很重，这些话是县委陪同采访的同志“翻译”给我们的，但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她做女儿的那份深情——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右路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沿河北上，红五团三营在石门坎遭到国民党二十四军曾子佩营的阻击。激战中，一颗“地瓜弹”在孙名山身旁爆炸，弹片钻进了他的腰部和腿部。他7处受伤，被紧急抬到山下的兴隆街上。伤员太多了，担架不够用，他命令先把战士抬走，自己打算骑马，可是一连上马数次，都坐不稳，重重摔在地上。
为减轻部队的压力，孙名山请求组织让他留下来。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留下，谁都明白意味着什么。和他朝夕相处、出生入死的通信员孙世达（父亲让我们称呼他为小哥）请求留下来照顾营长，孙名山说：“留下来凶多吉少，而长征队伍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这时，也许情感大过了命令，小哥抱着他的营长，泪珠滚出眼眶，双脚却像粘在了地上：“营长，让我留下来照顾你，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但最后小哥还是被他的营长说服，跟着队伍北上了。
川西山里人目睹了红军打土豪救干人（穷人）的举动，领悟到这支队伍就是古典小说里才有的“替天行道”队伍，是干人的队伍，心生恻隐，又有部队出面交涉，兴隆镇上一位姓杜的婆婆同意收下孙名山，说是养好伤，再让他追赶大部队去。
“杜婆婆是独居老人，住在镇上的娘娘庙里，收留我父亲后，找来草药为他精心疗伤。一个多月后，我父亲的伤势日渐好转；而红军走后，被吓跑的当地国民党官員、土豪等陆续回乡，开始了‘清共清红’活动。他们到处贴出告示：凡各乡伤残留下的‘共匪’，一律解押送县，如经清乡队查出违令者，严惩不贷。杜婆婆为我父亲的命运担忧起来，随即找来当地一位讲义气的干人刘朝全，准备连夜将我父亲背出小镇，藏到寨子沟山下的川主菩萨庙里。不知是谁告了密，很快，乡公所十几个乡丁跟踪而来。前门走不脱了，刘朝全撬开后窗，接出我父亲，背起来爬上了寨子沟山梁，趁着夜色潜入银厂沟峡谷中。自此，我父亲在人迹罕至、风啸兽嚎的深山峡谷中，如野人一样生活，熬过了刻骨铭心的720多个日日夜夜。”
曾经有人多次进银厂沟探访孙名山当年的生存环境，形容那里“除了木客子（伐木者），打山子（猎人）再无别人问津”，“沟中地名有夜闻狐叫的毛狗洞，猪熊聚欢的野猪氹，山羊舔硝的燕子岩……休要说身临其境，即令听到这些地名，也令人毛骨悚然。”“路被岩壁截断，人过时，非得攀吊于岩山上一种颇耐拉力的野生扭丝藤，像打秋千那样悬空而过……”孙名山身负重伤，在这里度日的艰难可想而知。
孙世莲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过，1936年初，为逃避追捕，他来到一个叫达银洞子的山洞。最困难的是吃水，取水需要穿过一片一里多长荆榛丛生的山林，他每天黄昏出洞，爬着来到浸水泥塘，喝足了再爬回洞里。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的信念是，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
我们查了资料，孙名山在峡谷养伤期间，刘朝全每隔三五天，就在黄昏时分悄悄地来到沟口，把带去的粮、药放到留了记号的乱石当中……乡公所几次发现了他的行踪，但都被他化险为夷，并搀扶孙名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终于有一天，深受感动的孙名山眼浸热泪，磕拜刘朝全为义父，自此，两人以父子相称。
在刘朝全的保护下，孙名山艰难地生存下来。山乡清剿平息后，终于迎来“重见天日”的日子，刘朝全作担保将孙名山带出深山，并改名换姓。而后孙名山便卖工、帮人、挖煤、背茶包子度日，直到1950年当地解放。
“我父亲有一个大家庭，兄妹总共14个，有8个参加了红军，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两个，我父亲还是在那样的境遇中奇迹般生还的……”说到这里，孙世莲抑制不住内心的创痛，眼中噙满了泪花。孙世莲的叔叔孙文才（原名孙家焕）与孙世莲的父亲一样在家乡参加了红军，但他走完了长征路，退休前任原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
平静下来后，孙世莲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他父亲孙名山在当地先后担任了农会主席、贫协主席等职，并参加了原西康省的代表大会，“只要是党要做的工作，他都冲在最前面。”
“他后来没去找部队吗？”孙名山是级别不低的红军干部，立过功，有文化，还能为革命做很多事情呢，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谜。
孙世莲说：父亲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回到部队，他嘴上不说，但行动证明他心向往之。说来也怪，解放后，他只要准备出去工作就会发生一些变故。
听村里人讲，我父亲在当地成家了，已经生了我的两个哥哥。当时组织上要他到临县丹巴县做县长，他就要动身时，拉磨的马受了惊，掀起的磨盘砸折了我母亲的腿，后来截肢了。父亲陪护左右，却忽视了腋下生疮的我二哥，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缺医少药耽搁了，两岁多的二哥夭折了。之后接连的变故使我父亲没走成。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还有几次出去工作的机会，其中一次是到县里的大工厂当领导，但都阴差阳错没去成。
就这样，孙名山留在了兴隆村。孙世莲说，“在我父亲看来，也许活了下来就是奇迹，自己比那些长眠地下的战友算是幸运了。他很少向人谈起自己的经历”。
“以前我们这里很穷。粮食不够吃，一年中，三四个月的口粮要借着吃。”说着说着，孙世莲又泪眼婆娑了。她说，父亲曾经饿得晕倒在借粮路上。
陪同采访的一位同志参加工作前与孙世莲同村，后来又做党史工作，很了解老红军孙名山的故事，在为我们作“翻译”的同时，也讲了很多她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和研究成果——
孙名山是村干部，年年都由他出面，到高山中地多的村去谈帮村里人借口粮的事情。他是江西人，口音重，但是有口碑，每次都能谈下来，回来后，再将额度分摊给缺粮户，包括他自己家。各家各户就带着口袋翻山把粮食背回来。一次，孙名山去谈借粮的事情，回来时，突然眼前一黑栽倒在路上，被好心人背回家，给了些热水和吃的，人才缓过劲来。除了村干部的身份和口碑以外，孙名山有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借少还多，比如借4斤土豆，秋后还1斤米，虽然当年不挨饿了，但也走入了恶性循环，日子越来越艰难。然而，他带领当地的老百姓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日子等闲度，却从来不向国家伸手。
上个世纪70年代，泸定县建纪念馆搜集革命文物，孙名山拿出了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3张合影以及战斗中受到嘉奖的证书、证章，人们才知道了他功勋卓著、九死一生的传奇人生。
“我小时候做得最多的游戏，就是和哥哥比着数父亲身上的伤疤。他身上大的伤疤有17处，一到阴雨天就大片发肿、流黄水儿。老人家临终时，腿上的肌肉组织几乎完全破坏，只剩下两层皮。”孙世莲说，“1978年10月16日，父亲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留给我和哥哥的遗言：‘听党的话，不要给党和政府添麻烦。’为此，我和哥哥错过了多次招工、考学、提干的机会，哥哥还留在了村里。但是，他记住了父亲的嘱托，后来成为村党支部书记、乡亲们致富的领路人，我也没有给他老人家抹黑，我会‘家祭不忘告乃翁’的。”
孙世莲还透露：父亲在江西老家还有后人，他那边的儿子曾经来泸定寻亲，当时一些好心人担心会影响我们的家庭，拦下了。父亲至死都没能见他一面！近几年，我们两地的后辈有联系了，我会将父亲的遗言传递给我还没见面的亲人，与他们共勉！
“我父亲是江西瑞金大柏地人，大柏地就是毛主席1933年写‘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的地方。红色摇篮里长大，自然成了革命人。参加革命后，因工作需要他改名孙明，最终改为孙名山。他在家乡参加革命，4年后的1930年被调到福建静义工作。又是一个4年后，他带了一个新兵团回到中央苏区，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期间，担任尖兵营副营长兼党支部书记。在湖南的一次战斗中，营长李凤生牺牲，我父亲被任命为代理营长。红军攻占遵义后，作为尖兵营的三营受到嘉奖，并在遵义会议期间在会场外担任警卫任务。”孙世莲口音很重，这些话是县委陪同采访的同志“翻译”给我们的，但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她做女儿的那份深情——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右路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沿河北上，红五团三营在石门坎遭到国民党二十四军曾子佩营的阻击。激战中，一颗“地瓜弹”在孙名山身旁爆炸，弹片钻进了他的腰部和腿部。他7处受伤，被紧急抬到山下的兴隆街上。伤员太多了，担架不够用，他命令先把战士抬走，自己打算骑马，可是一连上马数次，都坐不稳，重重摔在地上。
为减轻部队的压力，孙名山请求组织让他留下来。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留下，谁都明白意味着什么。和他朝夕相处、出生入死的通信员孙世达（父亲让我们称呼他为小哥）请求留下来照顾营长，孙名山说：“留下来凶多吉少，而长征队伍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这时，也许情感大过了命令，小哥抱着他的营长，泪珠滚出眼眶，双脚却像粘在了地上：“营长，让我留下来照顾你，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但最后小哥还是被他的营长说服，跟着队伍北上了。
川西山里人目睹了红军打土豪救干人（穷人）的举动，领悟到这支队伍就是古典小说里才有的“替天行道”队伍，是干人的队伍，心生恻隐，又有部队出面交涉，兴隆镇上一位姓杜的婆婆同意收下孙名山，说是养好伤，再让他追赶大部队去。
“杜婆婆是独居老人，住在镇上的娘娘庙里，收留我父亲后，找来草药为他精心疗伤。一个多月后，我父亲的伤势日渐好转；而红军走后，被吓跑的当地国民党官員、土豪等陆续回乡，开始了‘清共清红’活动。他们到处贴出告示：凡各乡伤残留下的‘共匪’，一律解押送县，如经清乡队查出违令者，严惩不贷。杜婆婆为我父亲的命运担忧起来，随即找来当地一位讲义气的干人刘朝全，准备连夜将我父亲背出小镇，藏到寨子沟山下的川主菩萨庙里。不知是谁告了密，很快，乡公所十几个乡丁跟踪而来。前门走不脱了，刘朝全撬开后窗，接出我父亲，背起来爬上了寨子沟山梁，趁着夜色潜入银厂沟峡谷中。自此，我父亲在人迹罕至、风啸兽嚎的深山峡谷中，如野人一样生活，熬过了刻骨铭心的720多个日日夜夜。”
曾经有人多次进银厂沟探访孙名山当年的生存环境，形容那里“除了木客子（伐木者），打山子（猎人）再无别人问津”，“沟中地名有夜闻狐叫的毛狗洞，猪熊聚欢的野猪氹，山羊舔硝的燕子岩……休要说身临其境，即令听到这些地名，也令人毛骨悚然。”“路被岩壁截断，人过时，非得攀吊于岩山上一种颇耐拉力的野生扭丝藤，像打秋千那样悬空而过……”孙名山身负重伤，在这里度日的艰难可想而知。
孙世莲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过，1936年初，为逃避追捕，他来到一个叫达银洞子的山洞。最困难的是吃水，取水需要穿过一片一里多长荆榛丛生的山林，他每天黄昏出洞，爬着来到浸水泥塘，喝足了再爬回洞里。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的信念是，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
我们查了资料，孙名山在峡谷养伤期间，刘朝全每隔三五天，就在黄昏时分悄悄地来到沟口，把带去的粮、药放到留了记号的乱石当中……乡公所几次发现了他的行踪，但都被他化险为夷，并搀扶孙名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终于有一天，深受感动的孙名山眼浸热泪，磕拜刘朝全为义父，自此，两人以父子相称。
在刘朝全的保护下，孙名山艰难地生存下来。山乡清剿平息后，终于迎来“重见天日”的日子，刘朝全作担保将孙名山带出深山，并改名换姓。而后孙名山便卖工、帮人、挖煤、背茶包子度日，直到1950年当地解放。
“我父亲有一个大家庭，兄妹总共14个，有8个参加了红军，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两个，我父亲还是在那样的境遇中奇迹般生还的……”说到这里，孙世莲抑制不住内心的创痛，眼中噙满了泪花。孙世莲的叔叔孙文才（原名孙家焕）与孙世莲的父亲一样在家乡参加了红军，但他走完了长征路，退休前任原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
平静下来后，孙世莲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他父亲孙名山在当地先后担任了农会主席、贫协主席等职，并参加了原西康省的代表大会，“只要是党要做的工作，他都冲在最前面。”
“他后来没去找部队吗？”孙名山是级别不低的红军干部，立过功，有文化，还能为革命做很多事情呢，这是我们很想知道的谜。
孙世莲说：父亲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回到部队，他嘴上不说，但行动证明他心向往之。说来也怪，解放后，他只要准备出去工作就会发生一些变故。
听村里人讲，我父亲在当地成家了，已经生了我的两个哥哥。当时组织上要他到临县丹巴县做县长，他就要动身时，拉磨的马受了惊，掀起的磨盘砸折了我母亲的腿，后来截肢了。父亲陪护左右，却忽视了腋下生疮的我二哥，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缺医少药耽搁了，两岁多的二哥夭折了。之后接连的变故使我父亲没走成。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还有几次出去工作的机会，其中一次是到县里的大工厂当领导，但都阴差阳错没去成。
就这样，孙名山留在了兴隆村。孙世莲说，“在我父亲看来，也许活了下来就是奇迹，自己比那些长眠地下的战友算是幸运了。他很少向人谈起自己的经历”。
“以前我们这里很穷。粮食不够吃，一年中，三四个月的口粮要借着吃。”说着说着，孙世莲又泪眼婆娑了。她说，父亲曾经饿得晕倒在借粮路上。
陪同采访的一位同志参加工作前与孙世莲同村，后来又做党史工作，很了解老红军孙名山的故事，在为我们作“翻译”的同时，也讲了很多她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和研究成果——
孙名山是村干部，年年都由他出面，到高山中地多的村去谈帮村里人借口粮的事情。他是江西人，口音重，但是有口碑，每次都能谈下来，回来后，再将额度分摊给缺粮户，包括他自己家。各家各户就带着口袋翻山把粮食背回来。一次，孙名山去谈借粮的事情，回来时，突然眼前一黑栽倒在路上，被好心人背回家，给了些热水和吃的，人才缓过劲来。除了村干部的身份和口碑以外，孙名山有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借少还多，比如借4斤土豆，秋后还1斤米，虽然当年不挨饿了，但也走入了恶性循环，日子越来越艰难。然而，他带领当地的老百姓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日子等闲度，却从来不向国家伸手。
上个世纪70年代，泸定县建纪念馆搜集革命文物，孙名山拿出了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3张合影以及战斗中受到嘉奖的证书、证章，人们才知道了他功勋卓著、九死一生的传奇人生。
“我小时候做得最多的游戏，就是和哥哥比着数父亲身上的伤疤。他身上大的伤疤有17处，一到阴雨天就大片发肿、流黄水儿。老人家临终时，腿上的肌肉组织几乎完全破坏，只剩下两层皮。”孙世莲说，“1978年10月16日，父亲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留给我和哥哥的遗言：‘听党的话，不要给党和政府添麻烦。’为此，我和哥哥错过了多次招工、考学、提干的机会，哥哥还留在了村里。但是，他记住了父亲的嘱托，后来成为村党支部书记、乡亲们致富的领路人，我也没有给他老人家抹黑，我会‘家祭不忘告乃翁’的。”
孙世莲还透露：父亲在江西老家还有后人，他那边的儿子曾经来泸定寻亲，当时一些好心人担心会影响我们的家庭，拦下了。父亲至死都没能见他一面！近几年，我们两地的后辈有联系了，我会将父亲的遗言传递给我还没见面的亲人，与他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