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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辩证思维品质的人，会用一种客观、公正、理性、包容的态度待人接物，这是当代社会对公民素质的要求和呼唤。辩证思维能力是语文核心素养之一，也是语文学科重要的培养任务。要培养这种重要的思维品质，语文教材应当给予充分的示例或材料支持，笔者认为，现行的语文教材在这方面有所关注，但精度、力度还不够，还有待提升和加大。
正例：《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是朱光潜先生的美学作品，里面运用鲜活的例子，鞭辟入里地论证了字斟句酌、遣词造句的重要性，以理服人，让人叹服。但在课后的练习题中，编者引入马南邮的《不求甚解》一文不同的主张，说读书“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并举出陶渊明、诸葛亮和陆象山的话佐证自己的观点，随后布置任务，全班或分组讨论怎样看朱光潜与马南邮的不同见解。
教材把似乎截然相反的两个观点放在一起：一个要咬文嚼字，一个不要咬文嚼字，让学生思考选择，说出理由。对没认真读书的同学而言，似乎被打了一闷棍，说不出个所以然;而认真读书、仔细思考的同学会发现，这两个观点是针对不同的情景来说的。要咬文嚼字的观点，主要是从写文章的角度来说的，为了更清楚地表达，作者要尽可能地用最清楚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要咬文嚼字的观点，主要是针对读书来说的，读者尽可能不要拘泥一点，因小失大，只要大致掌握一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就可以了。教材就这样用鲜活丰富的例子，教会学生质疑权衡，把看似矛盾的观点放在具体语境中，比较鉴别，分析综合，然后得出中肯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辩证思维这一术语就有了感性认识，学生的辩证思维训练就有了立足点。
待改进：《拿来主义》
《拿来主义》是鲁迅先生的经典文章，以其理性的光辉烛照世人，开启民智，是鲁迅先生留给国人的重要精神财富。文章中有一段话：“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对“做了女婿换来的”，课下注说：“这里讽刺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自我炫耀的邵洵美之流。”编者用一种跟作者完全相同的情绪，以贬斥和嘲讽的口吻来批判邵洵美，给读者的感觉好像是落魄青年邵洵美高攀上一个富家小姐，得了一所大宅子，轻浮浅陋地到处炫耀。出于对鲁迅先生“拿來主义”思想的践行，想要自己探索一番，也是出于对邵洵美的好奇，笔者备课时查阅了一些资料，得到的信息却与课下注相去甚远。
邵洵美是不是个穷青年呢？实际上邵洵美出身于一个煊赫家族。祖父邵友濂是晚清时期的封疆大吏，曾赴俄罗斯参与重订《中俄伊犁条约》，先后出任过苏淞太道（相当于上海市长）、湖南巡抚、台湾巡抚等职。生父邵恒为一纨绔子弟，邵恒被过继给伯父邵颐，其前妻为李鸿章的嗣女。外祖父盛宣怀更是近代史上的政治家、实业家，富甲一方。邵洵美又娶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为妻，其家财无数。由此可见，邵洵美出身于权倾一时、家世显赫的名门望族，“做了富家翁的女婿”是事实，但绝不是鲁迅先生形容的一个“做了富家翁女婿”的穷青年。正像韩石山在《民国文人风骨》中所说：“那一茬文化人中，论身世，数邵洵美最高贵，至少也是不多的几个高贵者中的一个;论家产，数他最富有。”
邵洵美是不是因做了富家翁女婿“而自我炫耀”的人呢？笔者了解到：邵洵美不同于世俗的纨绔子弟，他有创业的宏志，1928年开始创办书店，成立金屋书店，主编《狮吼》《金屋》等杂志;1933年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新月》《论语》《时代画报》《万象》等刊物，“新诗库丛书”“自传丛书”等影响很大。抗战期间，主编《自由谭》;1938～1939年间出版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本。他一掷千金，豪爽大度，许多钱都花在了自己痴迷的事业上，花在尽心竭力地帮助朋友上。“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邵洵美以这种观念处世，帮助过许多文人，被称为“孟尝君”。由于他有才、有情、豪爽仗义又从事文化事业，所以他的周围总是高朋满座，徐志摩、陆小曼、郑振铎、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老舍、丁玲、邹韬奋、夏衍等，文坛左、中、右各路英才，还有许多艺术家如徐悲鸿、叶浅予、刘海粟、钱瘦铁、黄苗子夫妇等，都与邵洵美有密切的来往。从邵洵美所办的报刊，所做的救人危难的事情，以及身边的那些朋友来看，笔者以为，一个以“自我炫耀”为能事的纨绔浮夸的暴发户，是无法从事这些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心思才情的事情的，更无法与当时各界文化巨擘觥筹交错，抵掌而谈。因此，笔者比较信服其女邵绡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中所说：“他的朋友们一致认为他是个很好的诗人，有声，有色，有情，有力。”
鲁迅为什么讽刺邵洵美呢？他们是否有宿怨？原来，邵洵美写过一篇小文章《文人无行》。文中有些片段是奚落当时上海滩的左倾文人的，比如“（二）游学几年，一无所获，回国来仰仗亲戚故旧，编张报屁股，偶然写些似通非通的小品文”，说的是当时主持《申报》副刊《自由谈》的黎烈文。还有的话或许是挖苦鲁迅的，比如“（四）离开学校，没得饭吃，碰巧认识了一位拔尖人物，一方面正需要宣传，一方面则饿火中烧：两情脉脉，于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办个刊物捧捧场”，似在讽刺黎烈文和鲁迅。鲁迅接连著文大加呵斥，说他是无耻的“富家儿”，“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就自以为是文学家了。这或许是邵洵美与鲁迅结下梁子的因由。同时放在更广阔的背景看，1930年春鲁迅正式成为左翼文化阵线的掌门人之后，便向右翼文化阵线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主要对象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新月派文人。而此时，他们都已离开上海，各奔前程了，与徐志摩长相酷似又交往甚笃，且与鲁迅有过一些过结的邵洵美，自然就成了鲁迅攻击的对象。所以说，邵洵美即使不写《文人无行》这样的文章，到了1933年，都会撞在鲁迅的枪口上。邵先生的女儿邵绡红女士在《我的爸爸邵洵美》自序中说：“鲁迅对邵洵美厌恶，语带讥讽：‘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施蛰存则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 现在关于邵洵美先生的作品已相继问世，更多的资料呈现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用公平公正的眼光看待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论争，就可以真正弄明白这段公案，这样理解鲁迅先生对邵洵美的批评或许更接近历史事实。正如《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的主编陈漱渝先生所说，鲁迅先生的论敌很多，“论战起因，既有不同革命营垒的分歧，又有由误会引发的私仇等”。
笔者认为，课下注是教材的编者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课文给出的第三方理解，应该本着客观公正、精准正确的原则，而《拿来主义》的课下注是非常感性的，是受文中鲁迅先生情绪绑架的，给出的邵洵美先生的形象也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教材的编者完全可以避免这种瑕疵，把注释改为“这里是鲁迅讽刺邵洵美这样的人做了富家翁女婿而自我炫耀”。这样就比较客观理性了，是鲁迅先生认为邵洵美做了富家翁女婿而自我炫耀，这是鲁迅先生的一种感性认识，而非客观事实，至于邵洵美先生有没有炫耀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课后练习再补充一些关于邵洵美先生的材料，包括他的建树、他与鲁迅先生的交恶、周圍人对他的评价等支持材料，学生对鲁迅先生跟邵洵美的恩怨就会有个大致客观的认识，对邵洵美的认识也就更加深入而立体，而非现在这样，给学生一个思维定式：凡是鲁迅讽刺的都是坏人，鲁迅讽刺了邵洵美，所以邵洵美是个坏人。课后练习中，假如有这些支持材料的加入，就会帮助学生培养这样一种辩证思维的品质：名人的论断也非客观事实，凡事要从客观事实出发，多角度观察，多侧面考虑，对人对事的认识和评价要客观公正，要有包容心，不要太苛刻。
同样的例子还有《记念刘和珍君》中的杨荫榆。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称她为“广有羽翼的女校长”，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冷漠霸道、封建专制的校长。学生平常也很少能接触到关于杨荫榆的文字，如果仅凭鲁迅的这篇文章，学生对杨荫榆的印象估计是很坏的。如果教材课后加入杨绛先生的《回忆我的姑母》文章片段等类似材料，让学生认识到杨荫榆先生的成长经历、思想变化，特别是在生命最后为了保护一方百姓而被日本人杀害的事实，估计学生对杨荫榆先生的认识会有所改观，也会更饱满而立体，避免一叶障目的浅陋。
意大利教育专家蒙台梭利说：“教育和阅读不是为了教给学生相信，而是要教会学生考虑和权衡。”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启发学生的思维创造，应当是语文阅读教学的本质追求，而辩证思维正是学生学会质疑、走向创造的起点。当然，学生辩证思维品质的培养是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需要语文教师“步步留心，时时在意”，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从教材中挖掘教学的因素，充分运用教材提供的示例和支撑材料，指导学生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具体情景中多方面、多角度地理解、认识和评价人物。为此，教材还需要加入更多的具有冲突性质的情境话题，以及辩证支撑材料。
正例：《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是朱光潜先生的美学作品，里面运用鲜活的例子，鞭辟入里地论证了字斟句酌、遣词造句的重要性，以理服人，让人叹服。但在课后的练习题中，编者引入马南邮的《不求甚解》一文不同的主张，说读书“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并举出陶渊明、诸葛亮和陆象山的话佐证自己的观点，随后布置任务，全班或分组讨论怎样看朱光潜与马南邮的不同见解。
教材把似乎截然相反的两个观点放在一起：一个要咬文嚼字，一个不要咬文嚼字，让学生思考选择，说出理由。对没认真读书的同学而言，似乎被打了一闷棍，说不出个所以然;而认真读书、仔细思考的同学会发现，这两个观点是针对不同的情景来说的。要咬文嚼字的观点，主要是从写文章的角度来说的，为了更清楚地表达，作者要尽可能地用最清楚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要咬文嚼字的观点，主要是针对读书来说的，读者尽可能不要拘泥一点，因小失大，只要大致掌握一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就可以了。教材就这样用鲜活丰富的例子，教会学生质疑权衡，把看似矛盾的观点放在具体语境中，比较鉴别，分析综合，然后得出中肯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辩证思维这一术语就有了感性认识，学生的辩证思维训练就有了立足点。
待改进：《拿来主义》
《拿来主义》是鲁迅先生的经典文章，以其理性的光辉烛照世人，开启民智，是鲁迅先生留给国人的重要精神财富。文章中有一段话：“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对“做了女婿换来的”，课下注说：“这里讽刺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自我炫耀的邵洵美之流。”编者用一种跟作者完全相同的情绪，以贬斥和嘲讽的口吻来批判邵洵美，给读者的感觉好像是落魄青年邵洵美高攀上一个富家小姐，得了一所大宅子，轻浮浅陋地到处炫耀。出于对鲁迅先生“拿來主义”思想的践行，想要自己探索一番，也是出于对邵洵美的好奇，笔者备课时查阅了一些资料，得到的信息却与课下注相去甚远。
邵洵美是不是个穷青年呢？实际上邵洵美出身于一个煊赫家族。祖父邵友濂是晚清时期的封疆大吏，曾赴俄罗斯参与重订《中俄伊犁条约》，先后出任过苏淞太道（相当于上海市长）、湖南巡抚、台湾巡抚等职。生父邵恒为一纨绔子弟，邵恒被过继给伯父邵颐，其前妻为李鸿章的嗣女。外祖父盛宣怀更是近代史上的政治家、实业家，富甲一方。邵洵美又娶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为妻，其家财无数。由此可见，邵洵美出身于权倾一时、家世显赫的名门望族，“做了富家翁的女婿”是事实，但绝不是鲁迅先生形容的一个“做了富家翁女婿”的穷青年。正像韩石山在《民国文人风骨》中所说：“那一茬文化人中，论身世，数邵洵美最高贵，至少也是不多的几个高贵者中的一个;论家产，数他最富有。”
邵洵美是不是因做了富家翁女婿“而自我炫耀”的人呢？笔者了解到：邵洵美不同于世俗的纨绔子弟，他有创业的宏志，1928年开始创办书店，成立金屋书店，主编《狮吼》《金屋》等杂志;1933年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新月》《论语》《时代画报》《万象》等刊物，“新诗库丛书”“自传丛书”等影响很大。抗战期间，主编《自由谭》;1938～1939年间出版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本。他一掷千金，豪爽大度，许多钱都花在了自己痴迷的事业上，花在尽心竭力地帮助朋友上。“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邵洵美以这种观念处世，帮助过许多文人，被称为“孟尝君”。由于他有才、有情、豪爽仗义又从事文化事业，所以他的周围总是高朋满座，徐志摩、陆小曼、郑振铎、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老舍、丁玲、邹韬奋、夏衍等，文坛左、中、右各路英才，还有许多艺术家如徐悲鸿、叶浅予、刘海粟、钱瘦铁、黄苗子夫妇等，都与邵洵美有密切的来往。从邵洵美所办的报刊，所做的救人危难的事情，以及身边的那些朋友来看，笔者以为，一个以“自我炫耀”为能事的纨绔浮夸的暴发户，是无法从事这些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心思才情的事情的，更无法与当时各界文化巨擘觥筹交错，抵掌而谈。因此，笔者比较信服其女邵绡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中所说：“他的朋友们一致认为他是个很好的诗人，有声，有色，有情，有力。”
鲁迅为什么讽刺邵洵美呢？他们是否有宿怨？原来，邵洵美写过一篇小文章《文人无行》。文中有些片段是奚落当时上海滩的左倾文人的，比如“（二）游学几年，一无所获，回国来仰仗亲戚故旧，编张报屁股，偶然写些似通非通的小品文”，说的是当时主持《申报》副刊《自由谈》的黎烈文。还有的话或许是挖苦鲁迅的，比如“（四）离开学校，没得饭吃，碰巧认识了一位拔尖人物，一方面正需要宣传，一方面则饿火中烧：两情脉脉，于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办个刊物捧捧场”，似在讽刺黎烈文和鲁迅。鲁迅接连著文大加呵斥，说他是无耻的“富家儿”，“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就自以为是文学家了。这或许是邵洵美与鲁迅结下梁子的因由。同时放在更广阔的背景看，1930年春鲁迅正式成为左翼文化阵线的掌门人之后，便向右翼文化阵线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主要对象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新月派文人。而此时，他们都已离开上海，各奔前程了，与徐志摩长相酷似又交往甚笃，且与鲁迅有过一些过结的邵洵美，自然就成了鲁迅攻击的对象。所以说，邵洵美即使不写《文人无行》这样的文章，到了1933年，都会撞在鲁迅的枪口上。邵先生的女儿邵绡红女士在《我的爸爸邵洵美》自序中说：“鲁迅对邵洵美厌恶，语带讥讽：‘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施蛰存则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 现在关于邵洵美先生的作品已相继问世，更多的资料呈现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用公平公正的眼光看待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论争，就可以真正弄明白这段公案，这样理解鲁迅先生对邵洵美的批评或许更接近历史事实。正如《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的主编陈漱渝先生所说，鲁迅先生的论敌很多，“论战起因，既有不同革命营垒的分歧，又有由误会引发的私仇等”。
笔者认为，课下注是教材的编者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课文给出的第三方理解，应该本着客观公正、精准正确的原则，而《拿来主义》的课下注是非常感性的，是受文中鲁迅先生情绪绑架的，给出的邵洵美先生的形象也是有失公允的。实际上，教材的编者完全可以避免这种瑕疵，把注释改为“这里是鲁迅讽刺邵洵美这样的人做了富家翁女婿而自我炫耀”。这样就比较客观理性了，是鲁迅先生认为邵洵美做了富家翁女婿而自我炫耀，这是鲁迅先生的一种感性认识，而非客观事实，至于邵洵美先生有没有炫耀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课后练习再补充一些关于邵洵美先生的材料，包括他的建树、他与鲁迅先生的交恶、周圍人对他的评价等支持材料，学生对鲁迅先生跟邵洵美的恩怨就会有个大致客观的认识，对邵洵美的认识也就更加深入而立体，而非现在这样，给学生一个思维定式：凡是鲁迅讽刺的都是坏人，鲁迅讽刺了邵洵美，所以邵洵美是个坏人。课后练习中，假如有这些支持材料的加入，就会帮助学生培养这样一种辩证思维的品质：名人的论断也非客观事实，凡事要从客观事实出发，多角度观察，多侧面考虑，对人对事的认识和评价要客观公正，要有包容心，不要太苛刻。
同样的例子还有《记念刘和珍君》中的杨荫榆。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称她为“广有羽翼的女校长”，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冷漠霸道、封建专制的校长。学生平常也很少能接触到关于杨荫榆的文字，如果仅凭鲁迅的这篇文章，学生对杨荫榆的印象估计是很坏的。如果教材课后加入杨绛先生的《回忆我的姑母》文章片段等类似材料，让学生认识到杨荫榆先生的成长经历、思想变化，特别是在生命最后为了保护一方百姓而被日本人杀害的事实，估计学生对杨荫榆先生的认识会有所改观，也会更饱满而立体，避免一叶障目的浅陋。
意大利教育专家蒙台梭利说：“教育和阅读不是为了教给学生相信，而是要教会学生考虑和权衡。”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启发学生的思维创造，应当是语文阅读教学的本质追求，而辩证思维正是学生学会质疑、走向创造的起点。当然，学生辩证思维品质的培养是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需要语文教师“步步留心，时时在意”，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从教材中挖掘教学的因素，充分运用教材提供的示例和支撑材料，指导学生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具体情景中多方面、多角度地理解、认识和评价人物。为此，教材还需要加入更多的具有冲突性质的情境话题，以及辩证支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