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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乃至基层治理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未来乡镇政府应该成为一个派出机构，重点引导和协调社会化服务。
走访基层乡镇，第一感受是乡镇的事情真多，乡镇干部真忙。乡镇干部在“倒苦水”的同时，又讲不清楚为何会这样：“有些困惑也想不通是什么原因。是领导的原因？是政策的原因？是老百姓的原因？还是自己的原因？到底是谁的原因呢？”
要寻找出路，必须找出真问题，乡镇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为此，《决策》采访了当年有过改革实践的人士，同时向基层治理研究专家求教，还认真倾听了两位乡镇党委书记的心声。
“看到了病，但抓错了药”
《决策》：最近这10多年，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在“三农”发展和乡村治理上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总的感觉是只解决了部分问题，而且许多新困惑又出现了，这是为什么？
宋亚平：这些年出台的解决农村问题的政策，尽管每一项政策都有效，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我认为，现在对“三农”问题是看到了病，但抓错了药。
这些年主要是在生产力上吃药，政策指向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但实际上，中国的农村问题，更多是表现为生产关系的问题，叫做“统不足、分有余”，或者是只有分没有统的问题。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虽然是土地私有制，他们却是真正做到了统分结合，通过农协、农会等社会组织，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服务，在“统”的方面起着绝好的作用。
观察中国的农村会发现，集体经济长期缺失，甚至债台高筑，“村两委”之所以没有战斗力、向心力、凝聚力，是因为背后没有经济能力做支撑，没法给老百姓办实事。而且，在制度安排上，缺乏让农村集体经济大发展的空间。目前的状况是，修路挖塘、赡养孤寡老人等，都需要向上级争取，但是县级哪里能管到方方面面？所以，还是要依靠基层的乡村组织来解决这些公共服务所不能及的事情。
具体的做法，一是把农民组织起来，不能再一盘散沙，而且现在完全具备条件，通过各种经济合作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二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只有集体经济重新壮大了，“村两委”的向心力、凝聚力和骨干作用才能发挥出来。三是尽快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体系，通过这个体系提供实事求是的、靠谱的服务，把千家万户分散的老百姓团结起来。
《决策》：除了政策层面，当前基层治理困境背后还有哪些原因？
吴理财：基层治理还面临一个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问题。现在到农村去，最突出的感觉是农村的人气不足、空心化等问题，这也只是表面现象，最核心的是社会结构的改变，主要是整个乡村的社会结构个体化，村庄共同体已经解体了。举个例子，现在农村里面老人的状况是最让人担忧的，为什么？过去村庄里面互帮互助，儿女不孝的话，舆论压力很大。但是现在基本上都不管了，觉得这是别人家的事，舆论起不了作用，这就导致农村老人的状况越来越恶劣。
还有一个问题是，基层政府与老百姓的联系不再紧密，现在农民对于乡镇政府，除了要办结婚证、准生证等各种必需的证明外，基本上不需要到政府去，也不需要跟乡村干部建立什么联系。而且，村民对村委会换届选举也没有以前那么关心了，基本上是不关心谁在当村委会主任的，因为青壮年都是在城市里务工，跟村里没什么利益关联，也不可能为了投票回家一趟。老百姓越来越不关心公共事务，所以现在农村的公共建设很难搞起来。
社会化服务怎样借力
《决策》：当前的社会化服务有哪些抓手？中央今年专门发文部署供销社综合改革，背后有什么深意？
宋亚平：今年3月，中央出台了11号文件，是《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希望以供销合作社改革来牵头，打造一个为三农服务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现在县以下基本上都没有供销社组织了，因为在改革过程中，错误地把供销社当成国有企业改掉了。现在是想回归为农服务的组织，还能代理一部分政府的职能，毕竟不是所有服务都可以完全市场化的。
这次将是脱胎换骨的改革，不然的话适应不了发展的要求。中央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将其打造成为三农服务的综合平台和新力量，进而促进农业的繁荣、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的进步。
对于乡镇的未来，我认为有三条路，一是撤销，二是加强，三是撤销一部分、加强一部分。经过这10年的变化，我认为很多乡镇可以变成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不能再原封不动的做成一个强大的政府。在职能上，主要是以提供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为主，变成一个服务组织。社会化服务建设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乃至基层治理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乡镇政府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后，可以正确的引导和协调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
《决策》：基层干部反映，现在的基层乡镇政府成了无限责任政府，什么事情都要管，什么都要负责任，工作很苦很累，如何破解这个难题？
徐勇：过去我们重视的是政府的力量，一直依靠的也是这种力量，比如政府资源、招商引资，但是大量民间的力量被忽视掉了。基层治理仅仅靠外力是不够的，怎样激活内力、激活民力才是关键，因为国力有限，民力无穷，隐藏在民众中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力量不仅仅是钱，有些事情光靠钱是解决不了的，比如说社会矛盾调解，能靠钱解决吗？过去的一种错误思维就是什么都用钱解决，有些事情越用钱，矛盾越多，这就需要把眼睛往下看，在民间找到解决问题的力量。
我最近调研刚去了一个村，是村组合并后的6000人大村，只有6个干部，一个干部管一千人，管得过来吗？这6个人要完成上级任务都远远不够，他们哪还有精力去处理本村的事务？所以必须让农民，自己来处理自己的一些事情。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把村民自治的单元下沉，下沉到村组，化小自治单元，这是近几年非常积极的一个变化，2014年、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要下沉自治单元，现在国家的试点在广东清远和湖北秭归，我都去看过，做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