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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广大农民福祉，事关农村社会文明和谐。本文通过对贵州省盘州市实施“农村人居环境”的现状及所面临困境的调研，探析盘州市农村人居环境的路径选择，对实现盘州市乃至贵州省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居环境;盘州市;农村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31.048
1962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创作了《寂静的春天》，该书将近代污染对生态的影响透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给予人类强有力的警示。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后，在全球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它从人口、粮食、不可再生资源、环境等重大全球因素出发，建立了全球分析模型，按照模型的分析计算，得出21世纪初将达到全球性增长极限的结论。这些作品给了研究者很大的冲击，引起了又一波学者对环境和人生存研究思考的浪潮。
1 环境及人居环境的研究评述
早在十九世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就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环境影响理论，地理学家拉策尔在他的《人类地理学》（1882-1891）一书中强调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生理、心理以及人类的分布、社会现象和其发展进程，用“地理环境决定论”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盖迪斯从人类生态学的视角研究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人、居住和地区的关系，以及城市成长、演变的过程和动力等，倡导“区域观念”，主张把城市和乡村都纳入城市规划。斯图尔德则通过考察和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人们如何了解利用和改变环境，从而提出文化-生态适应的理论，他认为文化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人类生态学不一样，后者论及的是环境对人的影响，人对环境的简单适应过程，但文化生态学是阐明不同地域文化的类型和特征的来源，说明不同文化的不同特点，得出文化越低，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越强烈的结论，但它并不适用于任何文化环境。2000年翻译出版的美国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撰写的《哲学走向荒野》一书让人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抛弃人本主义的傲慢，认为自然不是只能为我们所利用的对立物。强调人要以和谐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生态伦理，即自然具有其本身的价值，人应该尽力促进其完整与平衡。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国家，在保护与发展的双轨运行中，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希腊学者道萨迪亚斯提出了“人居环境科学”的概念，提出了人居环境的五要素，分别是人（man）、社会（society）、自然（nature）、建筑（shells）和网络（networks），我国著名学者吴良镛提出人居环境包含五个子系统：自然系统（气候、土地、植物和水等）、人类系统（个体的聚居者，侧重人的心理与行为等）、居住系统（住宅、社区设施与城市中心等）、社会系统和支撑系统（住宅的基础设施）推动了我国人居环境事业的发展。
李柏华和刘沛林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居环境科学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日益恶化。人居环境科学研究存在缺陷，即人居环境研究的城市主义倾向明显，忽视了乡村人居环境研究。赵霞调查京冀农村地区人居环境的状况，发现目前中国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存在诸多问题，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相应对策及建议。徐小荣、孟里中指出农村人居环境呈现老人农业与产业空心化、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公平发展机会被剥夺和人文精神缺失等新问题。农村人居环境始终耽于重“建设”而轻“治理”的困惑，反思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之弊，循由价值反思—主体重构—路径创新的治理逻辑，探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之道。
综上所述，环境和人居的辩证关系在国内外都受到重视，对人的生产和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但通过做环境和人居环境的评述我们发现，一是农村人居环境在中国是一个研究的新邻域，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更是少之又少，国外盖迪斯从人类生态学的视角研究过，而国内多为自然科学研究，地理环境研究较多;二是从地域的角度，农村人居环境在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对贵州的研究很少。所以，对贵州省盘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探析是有意义的。
2 盘州市农村人居环境的现状分析
2.1 调查地简要介绍
盘州市地处滇黔桂三省区结合部，位于六盘水市西南部，是中国南方能源战略基地，下辖14镇6街道7乡，506个村（居），聚居着汉、彝、苗、白、回等29个民族，人口120万。笔者先后调研了盘州市盘关、石板、胜境和一个乡镇公共服务系统。其中盘关为传统的工业重镇，过去煤矿开采污染较为严重，而村子没有像城镇一样共享发展红利，农村环境改善步伐缓慢，为矿区乡村治理需要关注的典型。同时，盘关镇乡镇公共服务系统公交运营属六盘水市首例;石桥镇为全国重点镇，省级示范小城镇，2015年工业总产值48.29亿元，近年来，产业升级，依托镇内的自然人文和红色文化以及1200余株古银杏树，开发旅游，对人居环境的升级和改善，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盘州市胜境街道办充分利用自然生态，三线历史文化，古朴人文风情，打造集花果观光、古镇休闲、生态避暑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旅游度假区，助力当地全域旅游发展，试图以全域协同发展的方式，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反观调研的三个地区，曾经都是煤矿开采的重要输出地，在发展探索之路上，方向相同又突出特色。
2.2 調查地实际分析
2.2.1 自然因素（生计环境）
盘州市境内矿产资源有煤、铁等20多种，现已探明储量105亿吨，远景储量380亿吨，是全国的重点产煤县（市）和“黔电送粤”重要电源点。煤是人类生活的能源来源之一，供应关系国家工业和社会稳定，煤的安全问题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环节。在西南地区，六盘水市的煤矿和攀枝花钢铁的冶炼，形成了煤——钢为主的重工结构产业，成为西南重要的能源输出地，奠定了工业地位。但长时间的开采，造成开采地（盘州市）的持续污染，也造成运输沿线的污染，形成“点——线——面”污染范围的扩大，当地百姓享受了一段时间的资源红利后，饱收红利背后的环境之苦，主要是地面水下跌，地表下沉;水污染和占地等，同样，运输过程造成二次扬尘，撒漏现象严重，使公路沿线煤尘飞扬。人类学家泰勒指出：“人类从遥远的过去直到现在的生活过程的知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也可以指导我们去履行这样的责任：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它应该比我们刚来到时更美好。”所以，在追溯盘州市人居环境改善的重要因素时，我们以为煤是盘州市从遥远的过去到现在就有的资源，它曾温暖我们的过去，同时也是如今的工业粮食，人们（学者）在总结生活过程的知识时，依然不忘美好的初心，履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它应该比我们刚来到时更美好”的职责，在盘州市这块富饶的土地上，自煤矿开采以来，注定百姓的生计与煤息息相关，而且还要持续很长时间。 2.2.2 社会因素（人的作用）
黄淑娉在评述现代主义民族志文本的实验趋势时对指责人类学只关心文化的主体性而不关心权力、经济学和历史背景的观点做出回应，她认为描述民族志对象应与更广阔的历史政治经济过程相联系。所以，人类学民族学对于“人居环境”的研讨，应该坚持三个作用：一是人居环境主体性人群（居住在本地的人）;二是权域场内，政府权力方的作用;三是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助力，人居环境需要人的建构充分体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主体——引导——助力”的相互影响。盘州人居环境各方专业型人才匮乏，引进机制不优，普遍呈现青黄不接问题。农村与城区相比，各乡镇，村寨公共基础设施配套不足，表现在：全市完全制中学基本集中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县城医院排队就医人满为患，各乡镇医院和村级卫生室病源稀少;农村文化、休闲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农民文化生活贫乏;外出务工较多，村庄空心化、农村老龄化趋势较为严重，由于多因素的制约，呈现“村里没人，圈里没牲畜，地里没庄稼”的狀态。村民的主体作用仿佛发生了连村民自己也无法定位的尴尬局面，而由于国家富强、权力稳定，关注农村农民和土地，但政府的站位却站成了主体地位，而忘了“守夜人”的引导作用，作为第三方的社会组织也未凸显其助力作用，由于自身经济问题和公共信用问题的缺失，有时成了阻力。人主体性的发挥不够主要体现在人在人居环境场域内自身价值没有得到体现，同时人对于政府的期望也做不到很好的回应，原因在于这一代百姓接受的教育没有达到国家要搞“人居环境”改善和建设的水平。文化影响了环境的建设，但是环境建设和改善亦不能落下，优美的环境在等着良好的文化的，如此的循环上升，人才是进步的，在此背景下生活的美好，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引导下，相信文化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2.2.3 支撑因素（基础建设）
陈夫在《灯火》中这样描绘村子：“灯火，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最为亮堂的眼睛，黑暗中的无声对话者。”其对村子的描绘，用灯与火的光把村子联系在一起，这提醒我们应从村子的整体去认识它的价值。乡村的价值形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历史源流、乡村布局、自然生态、生活习俗、基础设施等各类因素的综合体，它不仅包括村落本身和村子里的人，还包括村子与周边自然环境的融合、甚至村子与周边村落的交往交流方式等，这样，村子作为一个综合的有机体，村子的细胞-村民的房屋，以及村子与村子之间血脉-公路等的基础设施成为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截至2018年11月，盘州市村内主要道路已安装路灯的村有344个，村庄居住区面积941738亩，居住区绿化面积29217亩，村内道路已硬化村有506个，无私搭乱建的村有278个。村庄生活污水处理、垃圾治理、危房改造、村容村貌和厕所革命取得一定成效。为什么笔者在调研中会关注这么多项目呢？两个原因：一农村是一个综合体，我们要整体去认知它，这些项目与农村人居环境息息相关;二突出基础设施整体不可分性的特点，通常情况下，基础设施的有效服务有赖于其规模性和协同性，例如连接两个村子的公路。在村子的人居环境改善中，我们经常把支撑因素忽略掉，而是就村子本身个体的建设而建设，造成人居整体不协调，浪费建设，同样，村子与村子之间也常常因行政区划的原因，断了这一单元内的整体协调，我们调研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条公路前一段还是好走的，后一段泥泞不堪，问及为什么，就是公路属于不同的行政规划。
3 盘州市农村人居环境的路径追寻
3.1 朔根解源：享受煤矿开采红利背后的生计思考
生计方式是各个人类群体为适应不同的环境所采取的整套谋生手段。简单来说，就是人类“谋取衣食和居所以维持生存所以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的方法和手段。”盘州市农民从过去的刀耕火种到山地耕牧，一直到近现代的精耕细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近几十年来，生计以“三线建设”的矿产开采和改革开放以后产业兴起展开，生计以外出打工和煤矿开采及与煤相关的一系列活动而展开，但打工和煤的开采非可持续，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有农民也意识到这两种方式不是长久之计，我们会惊异的发现，旅游发展对于这一区域内的群体生计模式影响十分明显。以调研地石桥镇和胜境街道办为例，其中妥乐村，妥乐古银杏风景区是国家AAAA级景区，古树绵绵，奇峰傍寺，人居环境优美，胜境提出全域旅游，打造成集观光、休闲、生态避暑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在乡村旅游场域中，大多数人的生计模式发生巨大转变，由传统农业生产、打工和煤矿开采转变为旅游业生产，有的新建房屋自主经营农家乐、民宿等食宿产业;有的参与如文化展演、环保卫生、客运司机、公司职员、导游等岗位，几乎无所不涉。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在盘州经济转型建设中产生了明显绩效。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冯骥才先生说：“村庄要留住人，既要让当地人能享受到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便利，还要解决人的生产问题。”在一段时间的打工和煤矿开采红利后，不管是村民自己，还是国家，都希望农民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安土重迁，操持生计。这是中国乃至中国人民几十年发展之后应该思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文章所写的旅游只是一个引子，我们是在探索一种甚至是多种途径，把农民留住，留在自己的土地上。诚如新浪网所载：“我们正处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现代文明转换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原有农耕文明的社会生活一定会瓦解，这很正常。但是不能因为原有的文明被解体破坏了，就将原有的历史和财富丢掉。”
3.2 结构多元：村民、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协同共建
协同是“在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各个主体平等进行公开对话和协商，形成深层次的信任和理解，从而建立乡村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关系，借助资源分享等方式，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使农村治理可持续发展，弥补政府单一治理主体的局限性。”三者的辩证关系我们在上文已经论述，坚持村民主体，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助力（桥梁作用），形成“主体——引导——助力”的相互结构关系，以期解决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问题，发挥人的作用。三方共同明确村民在人居环境治理中的责、权、利，充分理解村民需求与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唤起村子和村民的共鸣，体现村子在村民心中和“十里八乡”的重要地位，同时，体现他们（村民）在人居环境改善中的价值（其实村民需要的参与和获得并不多），政府应转变职能，不缺位、不失位、不越位，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培育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农民，制定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规划，输出规范系统的治理制度，将多元参与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范畴的运行规则。社会组织协调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补充人居资金，调解利益纠葛，补齐治理能力，增强治理成效。做好“助力者”，发挥桥的作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在总结功能学派两位大师（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共同点时说：“他们都强调文化或社会的整体概念，各种制度是它的组成部分，功能是指一个系统的整体之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考察各种制度要把它们置于整体之中，了解它们对于维护整体的存在有什么作用。”所以村民、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协同共建，强调主体、强化引导、发挥助力。把结构-功能的作用最大化，适应环境，制定法令规则，改善人居环境，实现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共生方式，而非恶意争夺生存资源，强占过量剩余，实现和谐美丽的共同体生活模式。 3.3 价值选择：把记住乡愁融入村庄有机体的建设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他将中国的格局比作“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指出亲缘和地缘所决定的有差等的次序关系，验证了中国的村子（自然村寨）是一个亲缘和地缘的有机体，在人类学视野中，村庄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复杂有机体，是由不同元素（村民、树木、基础设施、政府等）共同构成的价值体系共同體，任何单独将村庄文化剥离开来认知和利用的方式都是不正确的，都会造成对于村庄文化深层次内涵的错误认知或者没有认知，所以常常出现文化嫁接等现象，使原本的文化价值缺失和扭曲。对于农村人居环境价值的追寻，许多元素不能忽略，群体有村庄的乡贤、大学生以及族长（若有）等，教育实体是村图书室、学校（如果当地有）、卫生室、祠堂等，文化实体有古树、古井和古老的房子等，所以对于乡村文化的认知要以整体性和联系性来看待，如此才能更容易探寻到其文化结构和深层次意涵，村庄的文化融合才会更加富有文化内涵和丰富多元。进而在“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其表现形式”。而在中国这种亲缘和地缘有机体里，如何把乡愁融入其建构中去呢？我想，就是把乡愁具体化，诗坛最后的守夜人余光中把“乡愁”具体化为邮票、船票和海峡等，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席慕容把乡愁具体化为“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习近平总书记把乡愁具体化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而人对于把记住乡愁融入村庄有机体建设的价值追求，不再仅仅是记住它、看着它，而是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抛弃人本主义的傲慢，认识到自然不是只能为我们所利用的对立物，而是我们的家。
4 结语
人对于自身环境的改善，对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对于生的意义的思考，应该做这样的解释：“由于人类力量的无尽扩展，智慧和美感的无尽增长，人类精神发现了它的理想，从而为自身提供了无尽的补给。为达到此理想，文化是必不可少的资助，而文化的真正价值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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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志刚.河西走廊人居环境保护与发展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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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01-156.
[9]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关键词：人居环境;盘州市;农村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31.048
1962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创作了《寂静的春天》，该书将近代污染对生态的影响透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给予人类强有力的警示。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后，在全球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它从人口、粮食、不可再生资源、环境等重大全球因素出发，建立了全球分析模型，按照模型的分析计算，得出21世纪初将达到全球性增长极限的结论。这些作品给了研究者很大的冲击，引起了又一波学者对环境和人生存研究思考的浪潮。
1 环境及人居环境的研究评述
早在十九世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就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环境影响理论，地理学家拉策尔在他的《人类地理学》（1882-1891）一书中强调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生理、心理以及人类的分布、社会现象和其发展进程，用“地理环境决定论”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盖迪斯从人类生态学的视角研究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人、居住和地区的关系，以及城市成长、演变的过程和动力等，倡导“区域观念”，主张把城市和乡村都纳入城市规划。斯图尔德则通过考察和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人们如何了解利用和改变环境，从而提出文化-生态适应的理论，他认为文化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人类生态学不一样，后者论及的是环境对人的影响，人对环境的简单适应过程，但文化生态学是阐明不同地域文化的类型和特征的来源，说明不同文化的不同特点，得出文化越低，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越强烈的结论，但它并不适用于任何文化环境。2000年翻译出版的美国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撰写的《哲学走向荒野》一书让人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抛弃人本主义的傲慢，认为自然不是只能为我们所利用的对立物。强调人要以和谐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生态伦理，即自然具有其本身的价值，人应该尽力促进其完整与平衡。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国家，在保护与发展的双轨运行中，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希腊学者道萨迪亚斯提出了“人居环境科学”的概念，提出了人居环境的五要素，分别是人（man）、社会（society）、自然（nature）、建筑（shells）和网络（networks），我国著名学者吴良镛提出人居环境包含五个子系统：自然系统（气候、土地、植物和水等）、人类系统（个体的聚居者，侧重人的心理与行为等）、居住系统（住宅、社区设施与城市中心等）、社会系统和支撑系统（住宅的基础设施）推动了我国人居环境事业的发展。
李柏华和刘沛林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居环境科学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日益恶化。人居环境科学研究存在缺陷，即人居环境研究的城市主义倾向明显，忽视了乡村人居环境研究。赵霞调查京冀农村地区人居环境的状况，发现目前中国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存在诸多问题，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相应对策及建议。徐小荣、孟里中指出农村人居环境呈现老人农业与产业空心化、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公平发展机会被剥夺和人文精神缺失等新问题。农村人居环境始终耽于重“建设”而轻“治理”的困惑，反思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之弊，循由价值反思—主体重构—路径创新的治理逻辑，探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之道。
综上所述，环境和人居的辩证关系在国内外都受到重视，对人的生产和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但通过做环境和人居环境的评述我们发现，一是农村人居环境在中国是一个研究的新邻域，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更是少之又少，国外盖迪斯从人类生态学的视角研究过，而国内多为自然科学研究，地理环境研究较多;二是从地域的角度，农村人居环境在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对贵州的研究很少。所以，对贵州省盘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探析是有意义的。
2 盘州市农村人居环境的现状分析
2.1 调查地简要介绍
盘州市地处滇黔桂三省区结合部，位于六盘水市西南部，是中国南方能源战略基地，下辖14镇6街道7乡，506个村（居），聚居着汉、彝、苗、白、回等29个民族，人口120万。笔者先后调研了盘州市盘关、石板、胜境和一个乡镇公共服务系统。其中盘关为传统的工业重镇，过去煤矿开采污染较为严重，而村子没有像城镇一样共享发展红利，农村环境改善步伐缓慢，为矿区乡村治理需要关注的典型。同时，盘关镇乡镇公共服务系统公交运营属六盘水市首例;石桥镇为全国重点镇，省级示范小城镇，2015年工业总产值48.29亿元，近年来，产业升级，依托镇内的自然人文和红色文化以及1200余株古银杏树，开发旅游，对人居环境的升级和改善，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盘州市胜境街道办充分利用自然生态，三线历史文化，古朴人文风情，打造集花果观光、古镇休闲、生态避暑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旅游度假区，助力当地全域旅游发展，试图以全域协同发展的方式，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反观调研的三个地区，曾经都是煤矿开采的重要输出地，在发展探索之路上，方向相同又突出特色。
2.2 調查地实际分析
2.2.1 自然因素（生计环境）
盘州市境内矿产资源有煤、铁等20多种，现已探明储量105亿吨，远景储量380亿吨，是全国的重点产煤县（市）和“黔电送粤”重要电源点。煤是人类生活的能源来源之一，供应关系国家工业和社会稳定，煤的安全问题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环节。在西南地区，六盘水市的煤矿和攀枝花钢铁的冶炼，形成了煤——钢为主的重工结构产业，成为西南重要的能源输出地，奠定了工业地位。但长时间的开采，造成开采地（盘州市）的持续污染，也造成运输沿线的污染，形成“点——线——面”污染范围的扩大，当地百姓享受了一段时间的资源红利后，饱收红利背后的环境之苦，主要是地面水下跌，地表下沉;水污染和占地等，同样，运输过程造成二次扬尘，撒漏现象严重，使公路沿线煤尘飞扬。人类学家泰勒指出：“人类从遥远的过去直到现在的生活过程的知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也可以指导我们去履行这样的责任：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它应该比我们刚来到时更美好。”所以，在追溯盘州市人居环境改善的重要因素时，我们以为煤是盘州市从遥远的过去到现在就有的资源，它曾温暖我们的过去，同时也是如今的工业粮食，人们（学者）在总结生活过程的知识时，依然不忘美好的初心，履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它应该比我们刚来到时更美好”的职责，在盘州市这块富饶的土地上，自煤矿开采以来，注定百姓的生计与煤息息相关，而且还要持续很长时间。 2.2.2 社会因素（人的作用）
黄淑娉在评述现代主义民族志文本的实验趋势时对指责人类学只关心文化的主体性而不关心权力、经济学和历史背景的观点做出回应，她认为描述民族志对象应与更广阔的历史政治经济过程相联系。所以，人类学民族学对于“人居环境”的研讨，应该坚持三个作用：一是人居环境主体性人群（居住在本地的人）;二是权域场内，政府权力方的作用;三是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助力，人居环境需要人的建构充分体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主体——引导——助力”的相互影响。盘州人居环境各方专业型人才匮乏，引进机制不优，普遍呈现青黄不接问题。农村与城区相比，各乡镇，村寨公共基础设施配套不足，表现在：全市完全制中学基本集中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县城医院排队就医人满为患，各乡镇医院和村级卫生室病源稀少;农村文化、休闲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农民文化生活贫乏;外出务工较多，村庄空心化、农村老龄化趋势较为严重，由于多因素的制约，呈现“村里没人，圈里没牲畜，地里没庄稼”的狀态。村民的主体作用仿佛发生了连村民自己也无法定位的尴尬局面，而由于国家富强、权力稳定，关注农村农民和土地，但政府的站位却站成了主体地位，而忘了“守夜人”的引导作用，作为第三方的社会组织也未凸显其助力作用，由于自身经济问题和公共信用问题的缺失，有时成了阻力。人主体性的发挥不够主要体现在人在人居环境场域内自身价值没有得到体现，同时人对于政府的期望也做不到很好的回应，原因在于这一代百姓接受的教育没有达到国家要搞“人居环境”改善和建设的水平。文化影响了环境的建设，但是环境建设和改善亦不能落下，优美的环境在等着良好的文化的，如此的循环上升，人才是进步的，在此背景下生活的美好，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引导下，相信文化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2.2.3 支撑因素（基础建设）
陈夫在《灯火》中这样描绘村子：“灯火，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最为亮堂的眼睛，黑暗中的无声对话者。”其对村子的描绘，用灯与火的光把村子联系在一起，这提醒我们应从村子的整体去认识它的价值。乡村的价值形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历史源流、乡村布局、自然生态、生活习俗、基础设施等各类因素的综合体，它不仅包括村落本身和村子里的人，还包括村子与周边自然环境的融合、甚至村子与周边村落的交往交流方式等，这样，村子作为一个综合的有机体，村子的细胞-村民的房屋，以及村子与村子之间血脉-公路等的基础设施成为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截至2018年11月，盘州市村内主要道路已安装路灯的村有344个，村庄居住区面积941738亩，居住区绿化面积29217亩，村内道路已硬化村有506个，无私搭乱建的村有278个。村庄生活污水处理、垃圾治理、危房改造、村容村貌和厕所革命取得一定成效。为什么笔者在调研中会关注这么多项目呢？两个原因：一农村是一个综合体，我们要整体去认知它，这些项目与农村人居环境息息相关;二突出基础设施整体不可分性的特点，通常情况下，基础设施的有效服务有赖于其规模性和协同性，例如连接两个村子的公路。在村子的人居环境改善中，我们经常把支撑因素忽略掉，而是就村子本身个体的建设而建设，造成人居整体不协调，浪费建设，同样，村子与村子之间也常常因行政区划的原因，断了这一单元内的整体协调，我们调研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条公路前一段还是好走的，后一段泥泞不堪，问及为什么，就是公路属于不同的行政规划。
3 盘州市农村人居环境的路径追寻
3.1 朔根解源：享受煤矿开采红利背后的生计思考
生计方式是各个人类群体为适应不同的环境所采取的整套谋生手段。简单来说，就是人类“谋取衣食和居所以维持生存所以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的方法和手段。”盘州市农民从过去的刀耕火种到山地耕牧，一直到近现代的精耕细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近几十年来，生计以“三线建设”的矿产开采和改革开放以后产业兴起展开，生计以外出打工和煤矿开采及与煤相关的一系列活动而展开，但打工和煤的开采非可持续，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有农民也意识到这两种方式不是长久之计，我们会惊异的发现，旅游发展对于这一区域内的群体生计模式影响十分明显。以调研地石桥镇和胜境街道办为例，其中妥乐村，妥乐古银杏风景区是国家AAAA级景区，古树绵绵，奇峰傍寺，人居环境优美，胜境提出全域旅游，打造成集观光、休闲、生态避暑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在乡村旅游场域中，大多数人的生计模式发生巨大转变，由传统农业生产、打工和煤矿开采转变为旅游业生产，有的新建房屋自主经营农家乐、民宿等食宿产业;有的参与如文化展演、环保卫生、客运司机、公司职员、导游等岗位，几乎无所不涉。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在盘州经济转型建设中产生了明显绩效。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冯骥才先生说：“村庄要留住人，既要让当地人能享受到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便利，还要解决人的生产问题。”在一段时间的打工和煤矿开采红利后，不管是村民自己，还是国家，都希望农民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安土重迁，操持生计。这是中国乃至中国人民几十年发展之后应该思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文章所写的旅游只是一个引子，我们是在探索一种甚至是多种途径，把农民留住，留在自己的土地上。诚如新浪网所载：“我们正处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现代文明转换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原有农耕文明的社会生活一定会瓦解，这很正常。但是不能因为原有的文明被解体破坏了，就将原有的历史和财富丢掉。”
3.2 结构多元：村民、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协同共建
协同是“在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各个主体平等进行公开对话和协商，形成深层次的信任和理解，从而建立乡村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关系，借助资源分享等方式，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使农村治理可持续发展，弥补政府单一治理主体的局限性。”三者的辩证关系我们在上文已经论述，坚持村民主体，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助力（桥梁作用），形成“主体——引导——助力”的相互结构关系，以期解决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问题，发挥人的作用。三方共同明确村民在人居环境治理中的责、权、利，充分理解村民需求与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唤起村子和村民的共鸣，体现村子在村民心中和“十里八乡”的重要地位，同时，体现他们（村民）在人居环境改善中的价值（其实村民需要的参与和获得并不多），政府应转变职能，不缺位、不失位、不越位，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培育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农民，制定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规划，输出规范系统的治理制度，将多元参与纳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范畴的运行规则。社会组织协调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补充人居资金，调解利益纠葛，补齐治理能力，增强治理成效。做好“助力者”，发挥桥的作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在总结功能学派两位大师（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共同点时说：“他们都强调文化或社会的整体概念，各种制度是它的组成部分，功能是指一个系统的整体之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考察各种制度要把它们置于整体之中，了解它们对于维护整体的存在有什么作用。”所以村民、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协同共建，强调主体、强化引导、发挥助力。把结构-功能的作用最大化，适应环境，制定法令规则，改善人居环境，实现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共生方式，而非恶意争夺生存资源，强占过量剩余，实现和谐美丽的共同体生活模式。 3.3 价值选择：把记住乡愁融入村庄有机体的建设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他将中国的格局比作“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指出亲缘和地缘所决定的有差等的次序关系，验证了中国的村子（自然村寨）是一个亲缘和地缘的有机体，在人类学视野中，村庄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复杂有机体，是由不同元素（村民、树木、基础设施、政府等）共同构成的价值体系共同體，任何单独将村庄文化剥离开来认知和利用的方式都是不正确的，都会造成对于村庄文化深层次内涵的错误认知或者没有认知，所以常常出现文化嫁接等现象，使原本的文化价值缺失和扭曲。对于农村人居环境价值的追寻，许多元素不能忽略，群体有村庄的乡贤、大学生以及族长（若有）等，教育实体是村图书室、学校（如果当地有）、卫生室、祠堂等，文化实体有古树、古井和古老的房子等，所以对于乡村文化的认知要以整体性和联系性来看待，如此才能更容易探寻到其文化结构和深层次意涵，村庄的文化融合才会更加富有文化内涵和丰富多元。进而在“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其表现形式”。而在中国这种亲缘和地缘有机体里，如何把乡愁融入其建构中去呢？我想，就是把乡愁具体化，诗坛最后的守夜人余光中把“乡愁”具体化为邮票、船票和海峡等，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席慕容把乡愁具体化为“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习近平总书记把乡愁具体化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而人对于把记住乡愁融入村庄有机体建设的价值追求，不再仅仅是记住它、看着它，而是重新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抛弃人本主义的傲慢，认识到自然不是只能为我们所利用的对立物，而是我们的家。
4 结语
人对于自身环境的改善，对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对于生的意义的思考，应该做这样的解释：“由于人类力量的无尽扩展，智慧和美感的无尽增长，人类精神发现了它的理想，从而为自身提供了无尽的补给。为达到此理想，文化是必不可少的资助，而文化的真正价值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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