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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69年您随同父母下放农村，这段经历对您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A：我十五岁时，我们全家被下放到农村。可以说周围的一切都是混乱的，但是在农村生活的这段经历，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很重要的影响。不同于相对封闭的城市环境，我见到了自由的农村风光，这种眼界上的开拓对我未来的写作道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Q：后来您又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到了农村插队。那时候您为什么会想到写作？
A：当时我想的是要不要这辈子都扎根农村，安心做一个农民？我也想过要回城市生活，但是没有相应的出路。这种焦虑和纠结伴随了我好几年，也正因为这种焦虑的纠缠，我开始尝试着写点东西。说不上是创作，只是在笔记本上写写日记，摘抄些古诗词之类的。这些写写弄弄后来被县里知道了，就把我抽调去写稿子，做一些文字工作。我还特别不愿意，翻开那时候的日记，上面还写着“我宁愿在农村劳动”。（笑）
Q：如果当时您没有考上大学，您还会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人生方向吗？
A：对于文学的热爱，可能会支持我一直写作，但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就不好说了。大学里有丰富的藏书，还有接触新知识的机会，这些都是社会工作无法提供的。从这个层面上讲，高考制度的恢复对于我们这些第一批考上大学的人来说，真的是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Q：您当时的高考志愿是如何填報的呢？
A：当时我们能选择的学校和专业都比较少，而且我一心想学中文，第一志愿填了复旦大学的新闻系。江苏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其实是我的第三志愿，而且就在苏州，离家也近，算是保底。从这个角度看，其实我的高考也没有考得多好。（笑）
Q：您是如何度过大学时光的呢？后来又为何会选择写作作为自己的人生方向？
A：大一大二的课余时间，我都在图书馆看世界名著，要知道“文革”中这种书是根本见不到的。一进大学图书馆，我看到了很多只听过书名，都从没真正见过摸过的名著，内心是很兴奋的。我经常会早早地吃完饭去图书馆抢位置，两年下来，也算是把这些书都读遍了。这对我的写作起到了极大的帮助。
1978～1979年间，文坛开始有了年轻作家的声响。看到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一些年轻作家纷纷发表作品，这对读中文的学生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激励，当时周围所有的同学都想当作家，都想写东西。
从大二下半年开始，我也开始蠢蠢欲动。那时候也没什么刊物可以投稿，就是逮着什么投什么。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我们中文系同学自己办的刊物上。后来我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夜归》，这很鼓励我，也让我感受到了自己对写作的执着与热爱。
Q：当时您周围的同学都对文学或者写作有想法，为什么只有您成了一位作家？
A：我觉得有很多因素吧。首先是在一开始有作品发表真的很重要，这是一个激励。要是投稿总不发，最后可能也就放弃了。还有就是随着时代慢慢发展，很多人有了其他的兴趣爱好。我是比较执着，就是喜欢写。
Q：大学阶段结束之后，您是如何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
A：大学毕业之后，我留在江苏师范学院担任文艺理论方面的教学工作。我是被学校定下来留校的，因为在校期间一直在写作，也有作品发表了，在学校里小有名气，大家就都知道我是个“作家”了。大学里有一位老师很看好我，觉得我能够在文艺理论方面成为一个很好的专家。因此他很不希望我写作，而是希望我能多钻研文艺理论，甚至为了让我安心搞教学和科研，帮我把一些读者来信给回掉了。（笑）留校任教其实很累，又要当辅导员又要学外语，所以三年之后我就离开学校了，去了省作协专心从事写作工作。这一写，就写到了现在。
Q：对当下大热的网络文学，您如何看待？
A：网络文学在当下受众很多，国家这几年也在鼓励发展网络文学。其实网络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它与传统文学有很大的不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需要通过语言的组织让字里行间充满韵味，但大量的网络文学里并没有体现出语言的味道。可能现在年轻人追求的就是一个过程，是阅读中的体验感，这也是这个时代群体的自身特点导致的。老一辈人推崇静下心来字斟句酌地推敲语句间的韵味，新生代可能更倾向于宏大叙事的铺陈，对于细节不会过于在意。
A：我十五岁时，我们全家被下放到农村。可以说周围的一切都是混乱的，但是在农村生活的这段经历，对我的文学创作有很重要的影响。不同于相对封闭的城市环境，我见到了自由的农村风光，这种眼界上的开拓对我未来的写作道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Q：后来您又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到了农村插队。那时候您为什么会想到写作？
A：当时我想的是要不要这辈子都扎根农村，安心做一个农民？我也想过要回城市生活，但是没有相应的出路。这种焦虑和纠结伴随了我好几年，也正因为这种焦虑的纠缠，我开始尝试着写点东西。说不上是创作，只是在笔记本上写写日记，摘抄些古诗词之类的。这些写写弄弄后来被县里知道了，就把我抽调去写稿子，做一些文字工作。我还特别不愿意，翻开那时候的日记，上面还写着“我宁愿在农村劳动”。（笑）
Q：如果当时您没有考上大学，您还会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人生方向吗？
A：对于文学的热爱，可能会支持我一直写作，但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就不好说了。大学里有丰富的藏书，还有接触新知识的机会，这些都是社会工作无法提供的。从这个层面上讲，高考制度的恢复对于我们这些第一批考上大学的人来说，真的是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Q：您当时的高考志愿是如何填報的呢？
A：当时我们能选择的学校和专业都比较少，而且我一心想学中文，第一志愿填了复旦大学的新闻系。江苏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其实是我的第三志愿，而且就在苏州，离家也近，算是保底。从这个角度看，其实我的高考也没有考得多好。（笑）
Q：您是如何度过大学时光的呢？后来又为何会选择写作作为自己的人生方向？
A：大一大二的课余时间，我都在图书馆看世界名著，要知道“文革”中这种书是根本见不到的。一进大学图书馆，我看到了很多只听过书名，都从没真正见过摸过的名著，内心是很兴奋的。我经常会早早地吃完饭去图书馆抢位置，两年下来，也算是把这些书都读遍了。这对我的写作起到了极大的帮助。
1978～1979年间，文坛开始有了年轻作家的声响。看到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一些年轻作家纷纷发表作品，这对读中文的学生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激励，当时周围所有的同学都想当作家，都想写东西。
从大二下半年开始，我也开始蠢蠢欲动。那时候也没什么刊物可以投稿，就是逮着什么投什么。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我们中文系同学自己办的刊物上。后来我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夜归》，这很鼓励我，也让我感受到了自己对写作的执着与热爱。
Q：当时您周围的同学都对文学或者写作有想法，为什么只有您成了一位作家？
A：我觉得有很多因素吧。首先是在一开始有作品发表真的很重要，这是一个激励。要是投稿总不发，最后可能也就放弃了。还有就是随着时代慢慢发展，很多人有了其他的兴趣爱好。我是比较执着，就是喜欢写。
Q：大学阶段结束之后，您是如何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
A：大学毕业之后，我留在江苏师范学院担任文艺理论方面的教学工作。我是被学校定下来留校的，因为在校期间一直在写作，也有作品发表了，在学校里小有名气，大家就都知道我是个“作家”了。大学里有一位老师很看好我，觉得我能够在文艺理论方面成为一个很好的专家。因此他很不希望我写作，而是希望我能多钻研文艺理论，甚至为了让我安心搞教学和科研，帮我把一些读者来信给回掉了。（笑）留校任教其实很累，又要当辅导员又要学外语，所以三年之后我就离开学校了，去了省作协专心从事写作工作。这一写，就写到了现在。
Q：对当下大热的网络文学，您如何看待？
A：网络文学在当下受众很多，国家这几年也在鼓励发展网络文学。其实网络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它与传统文学有很大的不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需要通过语言的组织让字里行间充满韵味，但大量的网络文学里并没有体现出语言的味道。可能现在年轻人追求的就是一个过程，是阅读中的体验感，这也是这个时代群体的自身特点导致的。老一辈人推崇静下心来字斟句酌地推敲语句间的韵味，新生代可能更倾向于宏大叙事的铺陈，对于细节不会过于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