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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已经不是一个企业主任性的时代。在东莞的制造业转型中，企业主仍在苦苦摸索可持续发展的合理模式
一个雨后初霁的下午，梁钟铭从办公室出来，钻进自己那辆方向盘在右的“一国两制”轿车，直奔东莞市区的银行。作为龙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梁钟铭已经过了剧痛的阶段，但是利润的降低加上设备的更新，还是让他的资金有些紧张。
一本《互联网 》的书横嵌在车门的搁物框里。两天前，梁钟铭买了这本新书，已经看了几十页。眼下，很多从事制造业的管理者谈互联网、创客已经成了潮流，有人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转变，但仍处在摸索期。
从龙昌集团所在的常平镇到东莞市区的40分钟车程里，梁钟铭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了一路。他几次提到了人力成本的增长带来的压力，还有各种技术的改变。间或他会有一些抱怨：企业资金周转的周期通常是60天，而员工的薪水却不得不按月发放。有时候，回款周期未到，企业的资金链可能会因薪水发放而断掉。
但是，制造业发展环境的改变已经不可逆转。工人的工资在提高，权利保障的意识也在提高。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制造业已经不是一个企业主任性的时代。
东莞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城市，中国制造业的任何风吹草动，总能找到相应的分析样本。东莞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龚佳勇，对东莞的制造业并不悲观。他说，东莞制造业并不像外界渲染的那样差，这只是中国制造业成长过程中的烦恼。在这个阶段，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淘汰一部分产业，但“倒闭潮并没有伤及东莞制造业的根基”。
东莞市政府的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该市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13.9%，占规模以上工业的47%;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4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内销比重提高到52%。百亿元级别的企业达到10家，五百亿元级别企业实现零的突破。
同时，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具规模，智能手机年出货量达到2.3亿部，占全球的17.7%;从事云计算应用的企业超过2000家;物联网及相关产业年产值达到680亿元。东莞成为第二个国家级两化深度融合暨智能制造试验区。
这份报告还显示，2014年，东莞市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7家，总数达29家。新增全国股转系统挂牌企业15家、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近200家，均居广东省地级市第一位。
中国制造业正处于凤凰涅槃的时期，有些企业会被淘汰，能留下来的，抵抗力已经增强。
“我是自己代替自己，自己来革自己的命。”在这样的背景下，梁钟铭学会了如何自我更替，而不是逃离。祖籍常平镇的他，已经不可能像当年离开香港那样离开常平。除了故土情怀外，这里还有着他生存的根基和完整的配套。他位于常平的这家分公司，开始转型内销，越来越依赖内地市场。
梁钟铭是人口红利的受益者，如同中国所有那个时期的制造业主一样。
当年，梁钟铭与其他来东莞投资办厂的企业家，主要是看到了劳动力的红利。上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的成本高企，缺工严重;梁氏家族创办的玩具加工企业也遭遇到这个问题。这时候，一些偷渡到香港去招商的东莞本地的村长找到了他。
但是出于对当时中国发展环境的顾虑，梁钟铭起初有些犹豫。直到有一天，东莞县外贸局局长亲自对他说：我用生命向你保证，没问题。
随之，“三来一补”的制造业发展模式被确定下来，东莞成了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试验地，甚至机器设备都是购货方直接提供。中国这些企业除了提供人力和厂房之外，不用任何其他方式的投入，成为名符其实的加工基地。这种方式没有任何的定价机制，只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厂房获取微利。
很多外资企业，也逐渐以香港为跳板进入了中国内地。上世纪90年代，打工浪潮在中国兴起，当时曾有一部红极一时的电视剧《外来妹》，描述了那个时代的景象。
而在更多的企业成长起来后，招工逐渐变得困难。梁钟铭此时已经是贵州省政协委员，他利用这层官方关系，和各地政府驻扎在广州办事处的劳务输出机构合作，开始向内陆省份招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帮助输出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而大批内陆省份的农民成了工人。此时，劳务市场仍是买方市场。
2005年前后，由于劳动力的缺乏，梁钟铭剥离了玩具的配套生产业务，由其他企业加工代理。
新一代农民工表现出了一些区别于上一辈的特点。2008年1月1日，倾向于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劳动合同法》出台，制造业不得不为工人缴付社会保险。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一些厂家开始经营吃力。“这一法律规定了工人的底薪和加班费的标准，这就不像以前由企业自己来定给工人发多少工资了。”投资了多家公司的蔡志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早期在东莞经营服装，现在主要的业务是入股新兴产业公司。
来自广东湛江的打工者王磊，今年42岁，在东莞塘厦镇的一家塑料制品公司做磨具工人。他的收入，算上加班费，每个月不足5000元。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入职员工在一年内，单位是不给交社保的。这部分社保费用，单位会强制从工人的工资中全额扣除，满一年后才按规定缴纳。”
龚佳勇说，近几年，东莞制造业的平均缺工率在30%以上。
一个雨后初霁的下午，梁钟铭从办公室出来，钻进自己那辆方向盘在右的“一国两制”轿车，直奔东莞市区的银行。作为龙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梁钟铭已经过了剧痛的阶段，但是利润的降低加上设备的更新，还是让他的资金有些紧张。
一本《互联网 》的书横嵌在车门的搁物框里。两天前，梁钟铭买了这本新书，已经看了几十页。眼下，很多从事制造业的管理者谈互联网、创客已经成了潮流，有人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转变，但仍处在摸索期。
从龙昌集团所在的常平镇到东莞市区的40分钟车程里，梁钟铭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了一路。他几次提到了人力成本的增长带来的压力，还有各种技术的改变。间或他会有一些抱怨：企业资金周转的周期通常是60天，而员工的薪水却不得不按月发放。有时候，回款周期未到，企业的资金链可能会因薪水发放而断掉。
但是，制造业发展环境的改变已经不可逆转。工人的工资在提高，权利保障的意识也在提高。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制造业已经不是一个企业主任性的时代。
更替，还是逃离
东莞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城市，中国制造业的任何风吹草动，总能找到相应的分析样本。东莞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龚佳勇，对东莞的制造业并不悲观。他说，东莞制造业并不像外界渲染的那样差，这只是中国制造业成长过程中的烦恼。在这个阶段，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淘汰一部分产业，但“倒闭潮并没有伤及东莞制造业的根基”。
东莞市政府的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该市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13.9%，占规模以上工业的47%;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4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内销比重提高到52%。百亿元级别的企业达到10家，五百亿元级别企业实现零的突破。
同时，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具规模，智能手机年出货量达到2.3亿部，占全球的17.7%;从事云计算应用的企业超过2000家;物联网及相关产业年产值达到680亿元。东莞成为第二个国家级两化深度融合暨智能制造试验区。
这份报告还显示，2014年，东莞市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7家，总数达29家。新增全国股转系统挂牌企业15家、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近200家，均居广东省地级市第一位。
中国制造业正处于凤凰涅槃的时期，有些企业会被淘汰，能留下来的，抵抗力已经增强。
“我是自己代替自己，自己来革自己的命。”在这样的背景下，梁钟铭学会了如何自我更替，而不是逃离。祖籍常平镇的他，已经不可能像当年离开香港那样离开常平。除了故土情怀外，这里还有着他生存的根基和完整的配套。他位于常平的这家分公司，开始转型内销，越来越依赖内地市场。
梁钟铭是人口红利的受益者，如同中国所有那个时期的制造业主一样。
当年，梁钟铭与其他来东莞投资办厂的企业家，主要是看到了劳动力的红利。上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的成本高企，缺工严重;梁氏家族创办的玩具加工企业也遭遇到这个问题。这时候，一些偷渡到香港去招商的东莞本地的村长找到了他。
但是出于对当时中国发展环境的顾虑，梁钟铭起初有些犹豫。直到有一天，东莞县外贸局局长亲自对他说：我用生命向你保证，没问题。
随之，“三来一补”的制造业发展模式被确定下来，东莞成了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试验地，甚至机器设备都是购货方直接提供。中国这些企业除了提供人力和厂房之外，不用任何其他方式的投入，成为名符其实的加工基地。这种方式没有任何的定价机制，只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厂房获取微利。
很多外资企业，也逐渐以香港为跳板进入了中国内地。上世纪90年代，打工浪潮在中国兴起，当时曾有一部红极一时的电视剧《外来妹》，描述了那个时代的景象。
而在更多的企业成长起来后，招工逐渐变得困难。梁钟铭此时已经是贵州省政协委员，他利用这层官方关系，和各地政府驻扎在广州办事处的劳务输出机构合作，开始向内陆省份招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帮助输出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而大批内陆省份的农民成了工人。此时，劳务市场仍是买方市场。
2005年前后，由于劳动力的缺乏，梁钟铭剥离了玩具的配套生产业务，由其他企业加工代理。
新一代农民工表现出了一些区别于上一辈的特点。2008年1月1日，倾向于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劳动合同法》出台，制造业不得不为工人缴付社会保险。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一些厂家开始经营吃力。“这一法律规定了工人的底薪和加班费的标准，这就不像以前由企业自己来定给工人发多少工资了。”投资了多家公司的蔡志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早期在东莞经营服装，现在主要的业务是入股新兴产业公司。
来自广东湛江的打工者王磊，今年42岁，在东莞塘厦镇的一家塑料制品公司做磨具工人。他的收入，算上加班费，每个月不足5000元。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入职员工在一年内，单位是不给交社保的。这部分社保费用，单位会强制从工人的工资中全额扣除，满一年后才按规定缴纳。”
龚佳勇说，近几年，东莞制造业的平均缺工率在3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