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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算在校学生,我国的体育人口不到10%。然而,在一些发达国家,体育人口比重惊人,如日本、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体育人口达到了70%以上。
群众体育,是不是体育?这是个看似简单又让人非常疑惑的问题。
耗资近2000亿元的十一运会在10月底落下大幕。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全运会提出了“全民全运”的口号,成为本次体育盛宴的一大“亮点”。由此,“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性转变,已经从后北京奥运时代开始起步。然而,从现实情况分析,实现“体育强国”梦还要漫漫长路要走,这是一场体制上的大变革。
群众体育水平低
在去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近乎完美的表现荣登金牌榜榜首,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夺金实力。随后,在山东举行的第十一届全运会上,中国体育“掌门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首次谈到了中国体育的“转型”话题。刘鹏强调,全运会不能“唯金牌论”、“唯奖牌论”,各个代表团要正确对待竞赛成绩,并以此来推动全民健身、体育产业的发展。
衡量“世界体育强国”无非是三大标准:群众体育发展水平(体育人口的多少),体育产业的强弱(包括职业联赛发展水平),以及竞技体育的成绩。
从世界范围内看,在群众体育方面,中国一直处于较落后的状态。当然不能否认,自国务院发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十余年来,中国全民健身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但是,中国群众体育的发展与世界体育强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全国各省市群众体育的开展多以“大场面、大活动”为典范,如万人健康跑、万人徒步走等等,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拘于形式,流于表面。实际上,中国体育人口比例非常低。
华东师大体育学院教授张洪潭撰文指出:“所谓体育人口或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官方统计结果,不论是1996年的31.4%,还是2002年的33.9%,抑或2008年的37.1%,均显空洞。我和200多名学生实地调研所真切看到听到的情况是,体育人口最为集中的各大城区晨练者,由于缺乏学校体育教学基础和社会体育宣教引导,其绝大多数不仅不知道体育锻炼与传统保健两类活动有何区别,而且更无从得知自我判定是否体育人口的标准。实际上,我国的体育人口,如果不算在校学生,那就连10%都达不到。”然而,在一些国家中,体育人口比重惊人,比如日本、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体育人口达到了70%以上。
在很多人看来,普通群众似乎无须追求更快更高更强,只需向体育活动索要身体健康。近些年来,各地住宅小区纷纷设置健身点,不过那里的所谓体育器材更像各种色彩光鲜的游戏道具;而全民健身节期间的各类体育专家的专题讲座,除了季节性常见病的预防,就是高血压、肥胖症等老年病、富贵病的诊治,几乎不见真正关乎体育内容的宣教。
中国中青年人在体育人口中所占比重低得可怜,呈现“两头热,中间冷”的特征,而在西方发达国家里体育人口的年龄分布上,青少年高于中年人,中年人高于老年人。专家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东西方的文化和经济差异外,同我国开展和倡导的很多群众体育活动较为适合老年人和妇女群体有关,对中青年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而西方的体育活动内容大都丰富多彩,尤其适合中青年群体。
而在美国,体育锻炼成为人们最热衷的休闲方式。美国的休闲消费已达到28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其中以休闲体育为内容的体育产业已成为支柱产业。美国社区体育俱乐部的发展程度较高,体育场地和设施的利用率很高。场馆和设施主要由政府、企业和个人捐赠。个人捐资建造的功能齐全的健身中心均不以营利为目的。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大学生勤工俭学,健身指导员也大部分是义工。对于较高水平、有运动潜质者或青少年的运动指导是由职业教练进行专项训练的,这是需要付费的。美国社区体育活动鼓励以家庭为会员单位,收费低廉。俱乐部家庭会员每年会费约为700美元,而单人的会费约为500美元。在美国,部分俱乐部可以实行联动,资源共享。体育中心和俱乐部都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社区体育俱乐部的管理非常人性化,设有残疾人、智障者健身的场所和专门设施;还给幼儿提供玩耍园地,并有专人帮着看护幼儿,解除爸爸妈妈健身的后顾之忧;还为青少年提供公益性健身指导,而且项目选择广泛。健身者可以通过网络预订不同时段、不同项目的健身活动;场馆和设施的设计都首先考虑到了大众健身的特点。相比之下,国内在这些方面处于初级阶段甚至是空白点。这也是中国群众体育为何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竞技体育“寒碜”处
除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成绩当然是衡量体育强国的最直接标准。自21年前的汉城奥运会后,中国竞技体育成绩越来越辉煌,到北京奥运会时中国更是在金牌榜上笑傲群雄。
但众所周知,一些群众基础很强的项目如田径、游泳、三大球等集体球队,在竞技比赛中水平“寒碜”,使得我们还无法自称“体育强国”。
在本届全运会上,继田径巨星刘翔、游泳名将刘子歌之后,又涌现了像三级跳新星李延熙、马拉松新秀白雪、游泳小将李哲思等许多希望之星,全运会的“偶像的力量”有可能会推动中国田径和游泳运动的开展。但是,中国体育要想在这几个大项目上扭转整体弱势的局面,其根基还在群众体育的发展。
中国体育要“转型”,观念转变是关键。全运会期间,刘鹏曾表示,全运会各代表团在冠军运动员奖励政策方面,大有攀升的势头。他呼吁,“不能因为奖金问题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
全运会奖金届届增长、居高不下,有的省市给运动员开出的奖金甚至远远超出了国家对奥运会冠军的奖励,这说到底正是“唯金牌论”观念在作祟。
记者在采访十一运期间,曾碰到西部某代表团的官员,他说:“这些天里,我们省领导天天盼金牌!给我们的压力也太大了,可是我们队员也不争气,已经丢掉了两三个夺金点了。”据那位官员透露,在全运会重竞技比赛中,该省两位队员在两个小项上都闯入了决赛,为了鼓励队员直取金牌,该省体育局官员背上百万现钞来到赛区,赢得比赛后立即发放,然而最终这两位队员在重压之下还是未能超水平发挥,结果双双获得了银牌。赛后,该省代表团官员很是失望,于是喊出了“冠军奖金百万”的奖励政策。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几天后,该省运动员终于夺取了金牌,整个代表团上上下下沉浸在节日般的喜庆气氛之中……这正是全运会上“唯金牌论”的一个典型事例。
为了夺取更多的金牌,各代表团并不在乎各项目的含金量和群众基础,能拿金牌就是好样的。这样一来,一些周期长、短期难见成效的项目不管其群众基础有多好,都会被忽视掉,久而久之也造成了中国竞技体育项目发展的不平衡。
记者在采访十一运期间深深体会到,尽管有人一再标榜本届山东全运会与众不同,两大亮点是东道主要夺“大金牌”、“和谐中国、全民全运”深入人心……然而,实际上只要“唯金牌论”的观念不破,一切口号都会显得华而不实。前不久,十一运组委会一位官员也曾向记者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虽然我们提出了要夺‘大金牌’,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小金牌’的数量必须要保证全国第一,如果这个前提实现不了,‘大金牌’从何谈起?”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实现“战略转型”,打破“唯金牌论”,实际上也一直是困扰着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大难题。因为,这一观念一旦被打破,在一定时期内中国竞技体育可能会面临成绩大滑坡的风险。十一运期间,北体大的一位学者向记者阐述了这一问题的“两难性”:如果各省市都没了“唯金牌论”观念,那么谁还会大力投入竞技体育呢?谁还会为国家输送一批批优秀的体育人才?
让体育回归社会
中国体育要想成功“转型”,打破“举国体制”,让体育回归社会、回归教育是必由之路。然而,直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体教结合”,仅仅是一种臆想和表象,我们体育产业,包括职业联赛都显得很“业余”。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竞技体育腾飞,“举国体制”起了关键作用,一些项目从早上起床后开始训练,上午练、下午练,有的晚上还要练,十几个人可以练出五六个世界冠军。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像我们这样练,一样可以练就很多“金牌队伍”。可是,事实证明,这种体制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因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种体制渐生弊端,其沉重的代价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比如,直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竞技体育运动员文化水平较低,因为他们从小就脱离了教育,换句话说,在家长帮助孩子选择了体育之后,文化学习形同虚设。
为了弥补文化教育上的空白,目前在中国很多体校都开设与运动员年龄相配套的文化课程,可是对于一心追求体育成绩的运动员来说,是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学习的,时间久了学业基本上完全荒废。等这些运动员取得骄人成绩后再去上大学,一切都太晚了,这也注定了许多运动员上大学仅仅是为了混个文凭而已。前不久,《新民周刊》的封面报道“体育明星上学太水”——乒乓球世界冠军刘国正被退学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很多发达国家的体育都是从属于教育的。以美国本土的NBA队员为例,我们知道NBA的储备人才主要来自于美国大学篮球联盟,而让中国运动员无法想象的是,美国高中里的篮球运动员要想有幸加入梦寐以求的大学篮球联盟,不仅在入学之时的SAT与ACT测验(高中学生学业能力的测试)分数都有最低限制,而且学业平均成绩必须保持在2.0(及格线)以上,只要有一门不及格,马上就不得出赛。这些规定主要是为了向全社会宣告:大学以教育为目的,因此运动员仍应以受教育为主要目标,而体育仅仅是教育的一个方面。
还是以美国为例,由于美国的教育体制是体育、教育相结合,学生学习与运动在时间上的冲突,因两者在目标上的统一而得到缓解,加上学校各种灵活相关机制及一流的学习与运动设备,学生和运动员可以灵活与合理地安排好学习与训练。因此,美国的人才培养体制并不是由国家来培养运动人才,但美国大部分运动项目后备力量的规模都极其庞大:大学生运动员就有35万余人,中学生运动员650万余人。
中国体育要想实现真正意义的“体教结合”,也必然要让体育回归教育。只有如此,竞技体育才会有雄厚的人才基础,才会有更强大的发展动力。同时,中国体育要想真正向全民体育“转身”,还必须要让体育回归社会,让社会去办体育。只有如此,竞技体育才能奠定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当然,要完成这些变革并不是一朝一夕,待到那时(参照国外发达国家)体育行政部门将不再拥有像今天这样的“宽泛特权”,其所行使更多的是宏观上的管理职能,更多的名誉和利益则是属于社会和学校的。
另外在体育产业方面,中国目前还远没有产生像耐克、阿迪达斯那样的世界顶级体育装备品牌,没有形成体育产业链,人均体育场地也远不如体育发达国家。而在职业联赛方面,中国从来没有取得过真正的成功,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体制之弊端”:长期以来,为了奥运会、世界杯,作为职业联赛先驱的中国足球联赛一直都是为这两大赛事让路,联赛成为了鸡肋,还谈何发展?再看看国外的职业赛事,无论是足球、篮球,还是网球、高尔夫都是那么高水平、高标准,而且更加让人深思的是,很多职业高手并没有把奥运会争金当成“为国争光”的思想包袱,即使一不小丢掉了冠军,他们很多人仅仅是潇洒一笑而过,从来也没有引起像“刘翔退赛”那样的惊天反应,也从来没有国人指责他们不爱国。中国的职业联赛和中国运动员若有一天也能够与国际接轨,那么我们的体育强国梦或许也就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