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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到来的前一天，我买了机票，从北京去了四川。我还没想好如何做“5·12”地震十周年的回访。只想一个人去看看。惟一确定的是，我必须去那里，这一年才有意义。大清早的首都机场，已是人头攒动。我想起十年前的5月。2008年5月10日，我坐的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我开始成为《南方人物周刊》的驻京记者。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我又到了首都机场，从那里去了四川。
我带着钱钢老师写的《唐山大地震》。钱老师在序言里写道：
十年前。当我——一个未谙世事的青年，从平静的生活中一步跨到了堆满尸体的废墟上时，我只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灾难”。……我只是感觉到自己在一夜之间长大了，却还没有理解生活的底蕴。而这次重回唐山，我忽然觉得，自己懂得些什么了……
1985年的春节，钱钢老师是在唐山度过的，那是他对唐山大地震十周年的回访。
2008年到2018年，十年之间，我会在一些场合忽然想到“5·12”地震。有一次，恰好是因为钱钢老师。几年前，在香港浅水湾的海滩上，我听到钱钢老师忽然哼起《甜蜜的事业》中的主题曲：“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我对钱老师说，我小时候听大人们唱过。钱老师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听的就是这些歌，不自觉地就哼出来了。我问钱老师，其实我很想知道，你当时是怎么采访的？钱老师说，住在那，聊家常。
这对我有启发。在2018年春节到来前，我和摄影记者大食又去了四川，并打算在那里过春节。春节的时候，才能见到许多从外地回来的人，也许那时才更有时间聊聊天。
我已经回访震区多次。2008年年底、一周年、三周年、五周年，我都有写回访文章。一个巨大的灾难放到足够长的时间里，其影响才逐渐显露出来。外在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许多人说，震区的这十年是跨越了五十年。最难看到的是人的内心。此次回访，我特别想找到当年对震区进行过心理援助的人，让他们谈一谈震区人心理的变化。我觉得，这是具有延续性的状态。我找到了贾佑春。她在北川待了三年，对大量灾民进行过心理咨询。我想让她带我们去回访当年的一些心理咨询案例，从中看到这些年的变化。贾佑春有些犹豫，但还是去了北川。在北川，我们见到了贾佑春给做过心理咨询的人。他们都曾患有不同程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些症状广泛地见于经历过重大灾难的人。他们之中，有的人变得较好，有的人则变得更糟。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贾佑春告诉我，在震区，她自己也患上了严重的PTSD。不仅如此，和她一起在北川进行心理咨询工作的丈夫，也患上了PTSD。两人的生活被改变，经常吵架，最后离婚。
2018年2月，北川遗址图体刊记者大食
贾佑春的工作是让人们淡忘掉地震的痛苦，她和家人则因此陷入了未曾预料的痛苦。成兴凤不断地通过横幅向上苍述说自己的痛苦，伤口才能暂时得到麻木。这是我十年回访的两条线索。“试图忘记”和“试图记住”就这么矛盾而统一地出现在震区人的身上，原因是“根本忘不了”。
十年里，忽然就让我想到四川震区的场合，还有台湾南投铺里镇。这里是“9·21”地震的震中。2015年，台湾作家陈若曦带着我们来这里拜访了菩提长青村。“9·21’’地震发生于1999年，菩提长青村的居民所住的板房一直沿用至今。板房周围的环境布置得非常漂亮。我在想，一直住在这样的板房里，会不会让他们仍想着地震呢？后来又想，四川震区那些住在新建楼房里的人，他们的内心未必不是一直住在“板房”或者“废墟”里。
陈若曦老师曾经在南投做驻县作家一年，写了长篇小说《重返桃花源》，讲的是灾后重建中的人。人们都在努力回到那个曾经的桃花源。可是，能够重返么？
十周年回访，我采访了一位老家在北川山里的小姑娘，地震的时候她读小学四年级。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喜欢《悲惨世界》和《穆斯林的葬礼》，背诵古文也是随口就来。她在我面前背了《小石潭记》和《桃花源记》。背完《桃花源记》最后几段后，她说：“地震之后改变很多，小时候的农村再也回不去了。” 陈若曦写道：“地震的惨痛有如一道驱不散的魅影，罩得到处一片愁云惨雾，人人都没心思过年。老天成心考验南投人似的，今年的冬天特别冷，真叫雪上加霜。”这是“9·21”地震之后一年。
钱钢写道：“我提着沉甸甸的包，在唐山的街道上走着。满地是爆竹的碎纸，空气中飘着火药的甜香。我的心沉甸甸的。除夕的唐山，光明和黑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新建区灯火辉煌，而那些尚未推倒的的‘防震棚’里，只有暗暗的灯光。”这是唐山大地震之后十年。
2018年，我在四川待到了除夕前一天，四处是为过年而准备的人们。“年味淡了”——这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感受，但并不妨碍为“年”而奔忙。就连酒店的人都好奇地问我，你怎么还不回去？
十年前，我就设想着要在十年后回访震区。我没想到的是，十年之后的心情比十年之前更难受。时间的距离远了，你才更明白时间对于此地的意义。时间在这里是快的，他们汲汲埋首于工作；时间在这里又是慢的，他们在永续的伤痛之中。我是一个记录者，但我开始犹豫，过年的时候，我待在这里任何一个人的家中，可能就仍在提醒着他们，往事就在我的笔下和录音笔里。
我在除夕前离开了震区。我对自己说，时代可能已经变了。也可能是我变了，变得更脆弱？更敏感？或者是更明白了何为生活。十年过去了，我自己也是这震区中的一份子，我不在震区时，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我在异乡的夜空看到满天烟火的时候，会想到他们，想到火药甜香里的痛。我做梦会梦到地震，不只是我一個回访者如此。
“5·12”地震这样的灾难太巨大，其影响需要我们用余生去感受。十年前只是一个开始，不管愿意与否，我们仍要持续不断地和地震相处，和未知的灾难相处，和变化莫测的世界相处。
写文章的这段时间，我看了大量的关于灾难的书籍、电影和纪录片。有一部叫《海啸与樱花》的纪录片，讲的是日本海啸。结尾处很打动我：“每年樱花盛开的时候，都会给我们继续前进的勇气。樱花看着这个小镇，它们看到了海啸，看到了一切，我想告诉樱花，继续看着我们吧，我们会振作起来的。”
4月下旬，我又去了一次四川，希望见到年前回访没见到的人，可是，仍然未果。人生充满残缺，在震区，你尤其能体会到这一点。我在新北川的酒店里写完了十年回访文章。走出酒店，在不远的地方，我看到了雪一样盛开的蔷薇花，阳光刺眼。痛苦世界里满是真实的花朵，但愿每一片花瓣都能被阳光照见。
我带着钱钢老师写的《唐山大地震》。钱老师在序言里写道：
十年前。当我——一个未谙世事的青年，从平静的生活中一步跨到了堆满尸体的废墟上时，我只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灾难”。……我只是感觉到自己在一夜之间长大了，却还没有理解生活的底蕴。而这次重回唐山，我忽然觉得，自己懂得些什么了……
1985年的春节，钱钢老师是在唐山度过的，那是他对唐山大地震十周年的回访。
2008年到2018年，十年之间，我会在一些场合忽然想到“5·12”地震。有一次，恰好是因为钱钢老师。几年前，在香港浅水湾的海滩上，我听到钱钢老师忽然哼起《甜蜜的事业》中的主题曲：“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我对钱老师说，我小时候听大人们唱过。钱老师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听的就是这些歌，不自觉地就哼出来了。我问钱老师，其实我很想知道，你当时是怎么采访的？钱老师说，住在那，聊家常。
这对我有启发。在2018年春节到来前，我和摄影记者大食又去了四川，并打算在那里过春节。春节的时候，才能见到许多从外地回来的人，也许那时才更有时间聊聊天。
我已经回访震区多次。2008年年底、一周年、三周年、五周年，我都有写回访文章。一个巨大的灾难放到足够长的时间里，其影响才逐渐显露出来。外在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许多人说，震区的这十年是跨越了五十年。最难看到的是人的内心。此次回访，我特别想找到当年对震区进行过心理援助的人，让他们谈一谈震区人心理的变化。我觉得，这是具有延续性的状态。我找到了贾佑春。她在北川待了三年，对大量灾民进行过心理咨询。我想让她带我们去回访当年的一些心理咨询案例，从中看到这些年的变化。贾佑春有些犹豫，但还是去了北川。在北川，我们见到了贾佑春给做过心理咨询的人。他们都曾患有不同程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些症状广泛地见于经历过重大灾难的人。他们之中，有的人变得较好，有的人则变得更糟。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贾佑春告诉我，在震区，她自己也患上了严重的PTSD。不仅如此，和她一起在北川进行心理咨询工作的丈夫，也患上了PTSD。两人的生活被改变，经常吵架，最后离婚。
2018年2月，北川遗址图体刊记者大食
贾佑春的工作是让人们淡忘掉地震的痛苦，她和家人则因此陷入了未曾预料的痛苦。成兴凤不断地通过横幅向上苍述说自己的痛苦，伤口才能暂时得到麻木。这是我十年回访的两条线索。“试图忘记”和“试图记住”就这么矛盾而统一地出现在震区人的身上，原因是“根本忘不了”。
十年里，忽然就让我想到四川震区的场合，还有台湾南投铺里镇。这里是“9·21”地震的震中。2015年，台湾作家陈若曦带着我们来这里拜访了菩提长青村。“9·21’’地震发生于1999年，菩提长青村的居民所住的板房一直沿用至今。板房周围的环境布置得非常漂亮。我在想，一直住在这样的板房里，会不会让他们仍想着地震呢？后来又想，四川震区那些住在新建楼房里的人，他们的内心未必不是一直住在“板房”或者“废墟”里。
陈若曦老师曾经在南投做驻县作家一年，写了长篇小说《重返桃花源》，讲的是灾后重建中的人。人们都在努力回到那个曾经的桃花源。可是，能够重返么？
十周年回访，我采访了一位老家在北川山里的小姑娘，地震的时候她读小学四年级。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喜欢《悲惨世界》和《穆斯林的葬礼》，背诵古文也是随口就来。她在我面前背了《小石潭记》和《桃花源记》。背完《桃花源记》最后几段后，她说：“地震之后改变很多，小时候的农村再也回不去了。” 陈若曦写道：“地震的惨痛有如一道驱不散的魅影，罩得到处一片愁云惨雾，人人都没心思过年。老天成心考验南投人似的，今年的冬天特别冷，真叫雪上加霜。”这是“9·21”地震之后一年。
钱钢写道：“我提着沉甸甸的包，在唐山的街道上走着。满地是爆竹的碎纸，空气中飘着火药的甜香。我的心沉甸甸的。除夕的唐山，光明和黑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新建区灯火辉煌，而那些尚未推倒的的‘防震棚’里，只有暗暗的灯光。”这是唐山大地震之后十年。
2018年，我在四川待到了除夕前一天，四处是为过年而准备的人们。“年味淡了”——这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感受，但并不妨碍为“年”而奔忙。就连酒店的人都好奇地问我，你怎么还不回去？
十年前，我就设想着要在十年后回访震区。我没想到的是，十年之后的心情比十年之前更难受。时间的距离远了，你才更明白时间对于此地的意义。时间在这里是快的，他们汲汲埋首于工作；时间在这里又是慢的，他们在永续的伤痛之中。我是一个记录者，但我开始犹豫，过年的时候，我待在这里任何一个人的家中，可能就仍在提醒着他们，往事就在我的笔下和录音笔里。
我在除夕前离开了震区。我对自己说，时代可能已经变了。也可能是我变了，变得更脆弱？更敏感？或者是更明白了何为生活。十年过去了，我自己也是这震区中的一份子，我不在震区时，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我在异乡的夜空看到满天烟火的时候，会想到他们，想到火药甜香里的痛。我做梦会梦到地震，不只是我一個回访者如此。
“5·12”地震这样的灾难太巨大，其影响需要我们用余生去感受。十年前只是一个开始，不管愿意与否，我们仍要持续不断地和地震相处，和未知的灾难相处，和变化莫测的世界相处。
写文章的这段时间，我看了大量的关于灾难的书籍、电影和纪录片。有一部叫《海啸与樱花》的纪录片，讲的是日本海啸。结尾处很打动我：“每年樱花盛开的时候，都会给我们继续前进的勇气。樱花看着这个小镇，它们看到了海啸，看到了一切，我想告诉樱花，继续看着我们吧，我们会振作起来的。”
4月下旬，我又去了一次四川，希望见到年前回访没见到的人，可是，仍然未果。人生充满残缺，在震区，你尤其能体会到这一点。我在新北川的酒店里写完了十年回访文章。走出酒店，在不远的地方，我看到了雪一样盛开的蔷薇花，阳光刺眼。痛苦世界里满是真实的花朵，但愿每一片花瓣都能被阳光照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