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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北的深山，还没到夏天，就开始落雨，不大不小零零碎碎的雨，天空都是雾蒙蒙湿漉漉的，仿佛伸手抓过一把空气，两手一绞，就有一条小溪流下来。
隐藏在竹林里树林里各处的老屋，四处结满了蜘蛛网，除了落雨的淅沥声，再也没有了别的声音。鸡鸭猫狗都随着主人去了阳光更为通透视线更为开阔的新居，那一场一场的雨给老屋们增添了一层又一层的阴冷。这些被遗弃的老屋大多是土坯房，经年没人居住也不再修葺，黑色的瓦片掉几个破几个都是常事，雨顺着那些缝隙、破洞落在泥墙上，慢慢地浸润，土黄色的墙就变成了黑褐色，有的已经开始倒塌了。
这躲在时光深处的一片老屋，也有我家的一处旧居，连带厨房一共四间，算上周围的猪圈杂物间院坝菜园子，很大的面积。母亲说，老房子最怕这样的雨，雨水慢慢地从瓦缝里浸到房梁上，椽子上，连上几场雨，那些木头就泡烂了。
老屋修建于1976年，它的前身是茅草屋。那时，父母还很年轻，他们积攒了几年的木料，花了几年的工夫，才开始修房子。母亲说，修房子辛苦得很，从早到晚地操劳，累得要脱几身皮。大门正对着很远的两座山之间的垭口，视线好，看得远。最初屋里空空荡荡的，父母每年添置一些东西，后来也像模像样了。笨重的衣柜，有抽屉的四方桌，外面用玻璃隔着的碗橱，母亲的缝纫机，父亲的收音机，甚至三间屋顶都装上了木楼。围绕着老屋栽了一圈的树，樱桃树，梨子树，李子树，椿芽树，核桃树。父亲没事了，搬个板凳跷起二郎腿坐在大门前的晒坝里，看着远方的那个垭口，一脸满足。
屋里有人住才会有生气，没人住再好的房子要不了几年也都垮了。据说，烧火煮饭的炊烟对房梁可以起到保护作用，柴火一烧，烟子冒起来，就不会有蛀虫，房梁柱头也不会朽。
那雨水呢，雨水可管不了这些，一个夏天下来，屋顶就千疮百孔。但是母亲固执地认为，老屋的破败和没人住有关，只要有烟火气，老屋就好好的，下一点儿雨有啥子关系，几顿饭一煮，几股烟子一冒，木头就干了。我有时候觉得母亲说的没道理，再想想又感觉有几分道理。
老屋户与户之间不过隔了十多步甚至就隔了一条窄窄的滴水檐。雨下得大了，说不定东家的房檐水就落在了西家的土墙上。二十年三十年前，几十步之外就能听到鸡鸣狗叫，还有各家各户大人呵斥小孩儿的声音此起彼伏，傍晚炒菜时，锅烧红了，菜油烧热了，菜倒进去的“滋滋”声响，也听得清清楚楚。
我是有了一些印象的，特别是邻里相互借东西。家里装盐的是一个瓦罐，用一个圆形的薄薄的青石板盖住罐口。早上，如果不是农忙季节，母亲会给我们擀面条。听到案板砰砰响，我就知道有好吃的了。母亲开始切面条时，会一一喊家里的几个娃儿起来，要吃饭了。下面条之前，母亲会切几根斜片状的尖椒炒一盘子削了皮的老黄瓜片儿，面条煮好后，倒在锅里，勺子搅几下，就是香喷喷的一锅烩面。好像有很多次，等到母亲把黄瓜倒在锅里听到“滋滋”的响声，母亲便会揭开瓦罐上的石板，用一个铝勺往罐里一舀，听到勺子和罐壁相撞时的空响，她才大叫起来，没盐巴了，哪个快去黄娘娘家借一勺子来。照例是没人答应，母亲就开始点名，大哥是叫得最多的，他最聽话。母亲喊着大哥的小名，让他快一点，黄瓜要炒焦了。大哥就拿过勺子跑到黄娘娘家，说是跑，其实两家就隔了一条檐沟，彼此做什么饭都知道。有时黄娘娘家的女儿也拿着空勺跑到我家，她说的也是“借一勺盐”。
紧挨着黄娘娘家的是姓胡的人家，那个我叫胡婆婆的老人，头上常年裹着一条藏青色的帕子，脸上的皮肤好像永远没有伸展过，坑坑包包的，一张嘴就露出稀稀拉拉的门牙。我家老屋厨房后面搭了一个洗衣台，胡婆婆经常拿了几件泡湿的脏衣服放在洗衣台上，用一根木棒使劲地捶。一晃，胡婆婆已经走了很多年，那几间用竹子编了糊上泥巴做墙的老屋早已破败不堪，两扇没有上漆的木门布满了针孔大小的虫眼，门前用来当板凳的一截圆形的木头也朽了，面上的一层已经被虫子掏空了，全是密密麻麻的小洞。
我家的老屋断断续续修葺过几次，过几年换一些东西，越修越牢固。二哥结婚那一年，父亲花了大价钱重新抽椽换檩，堂屋前的那两堵墙也换成了红砖，屋内全部粉刷了一遍，买了组合柜和转角的沙发，地面也全部打成了实用抗潮的三合泥。父亲说过，一旦经济条件允许，就要住干净一点舒服一点。后来，再慢慢地改造了厨房，土灶也贴上了明亮的瓷砖。
我不知道其他人家搬去新居时，是不是把老屋的东西也搬得干干净净。我们没有，厨房的水龙头一拧开一股干净的泉水就冒了出来。碗柜里还放着一摞碗盘，厨房外，剁成小的木柴沿着墙根码了很高。用母亲的话说，他们随时都可以回来。锁一开，清洁一打扫，油烟一冒，就又有了“烟火人家”。老屋里摆放的东西大多没有动，那几口上锁的木箱，静静地待在老屋，箱内有林权证土地证和一些老照片。床上的蚊帐也没有取走，灯泡还挂在床头，一拉绳灯亮了，门后二哥用毛笔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还清清楚楚。
隐藏在竹林里树林里各处的老屋，四处结满了蜘蛛网，除了落雨的淅沥声，再也没有了别的声音。鸡鸭猫狗都随着主人去了阳光更为通透视线更为开阔的新居，那一场一场的雨给老屋们增添了一层又一层的阴冷。这些被遗弃的老屋大多是土坯房，经年没人居住也不再修葺，黑色的瓦片掉几个破几个都是常事，雨顺着那些缝隙、破洞落在泥墙上，慢慢地浸润，土黄色的墙就变成了黑褐色，有的已经开始倒塌了。
这躲在时光深处的一片老屋，也有我家的一处旧居，连带厨房一共四间，算上周围的猪圈杂物间院坝菜园子，很大的面积。母亲说，老房子最怕这样的雨，雨水慢慢地从瓦缝里浸到房梁上，椽子上，连上几场雨，那些木头就泡烂了。
老屋修建于1976年，它的前身是茅草屋。那时，父母还很年轻，他们积攒了几年的木料，花了几年的工夫，才开始修房子。母亲说，修房子辛苦得很，从早到晚地操劳，累得要脱几身皮。大门正对着很远的两座山之间的垭口，视线好，看得远。最初屋里空空荡荡的，父母每年添置一些东西，后来也像模像样了。笨重的衣柜，有抽屉的四方桌，外面用玻璃隔着的碗橱，母亲的缝纫机，父亲的收音机，甚至三间屋顶都装上了木楼。围绕着老屋栽了一圈的树，樱桃树，梨子树，李子树，椿芽树，核桃树。父亲没事了，搬个板凳跷起二郎腿坐在大门前的晒坝里，看着远方的那个垭口，一脸满足。
屋里有人住才会有生气，没人住再好的房子要不了几年也都垮了。据说，烧火煮饭的炊烟对房梁可以起到保护作用，柴火一烧，烟子冒起来，就不会有蛀虫，房梁柱头也不会朽。
那雨水呢，雨水可管不了这些，一个夏天下来，屋顶就千疮百孔。但是母亲固执地认为，老屋的破败和没人住有关，只要有烟火气，老屋就好好的，下一点儿雨有啥子关系，几顿饭一煮，几股烟子一冒，木头就干了。我有时候觉得母亲说的没道理，再想想又感觉有几分道理。
老屋户与户之间不过隔了十多步甚至就隔了一条窄窄的滴水檐。雨下得大了，说不定东家的房檐水就落在了西家的土墙上。二十年三十年前，几十步之外就能听到鸡鸣狗叫，还有各家各户大人呵斥小孩儿的声音此起彼伏，傍晚炒菜时，锅烧红了，菜油烧热了，菜倒进去的“滋滋”声响，也听得清清楚楚。
我是有了一些印象的，特别是邻里相互借东西。家里装盐的是一个瓦罐，用一个圆形的薄薄的青石板盖住罐口。早上，如果不是农忙季节，母亲会给我们擀面条。听到案板砰砰响，我就知道有好吃的了。母亲开始切面条时，会一一喊家里的几个娃儿起来，要吃饭了。下面条之前，母亲会切几根斜片状的尖椒炒一盘子削了皮的老黄瓜片儿，面条煮好后，倒在锅里，勺子搅几下，就是香喷喷的一锅烩面。好像有很多次，等到母亲把黄瓜倒在锅里听到“滋滋”的响声，母亲便会揭开瓦罐上的石板，用一个铝勺往罐里一舀，听到勺子和罐壁相撞时的空响，她才大叫起来，没盐巴了，哪个快去黄娘娘家借一勺子来。照例是没人答应，母亲就开始点名，大哥是叫得最多的，他最聽话。母亲喊着大哥的小名，让他快一点，黄瓜要炒焦了。大哥就拿过勺子跑到黄娘娘家，说是跑，其实两家就隔了一条檐沟，彼此做什么饭都知道。有时黄娘娘家的女儿也拿着空勺跑到我家，她说的也是“借一勺盐”。
紧挨着黄娘娘家的是姓胡的人家，那个我叫胡婆婆的老人，头上常年裹着一条藏青色的帕子，脸上的皮肤好像永远没有伸展过，坑坑包包的，一张嘴就露出稀稀拉拉的门牙。我家老屋厨房后面搭了一个洗衣台，胡婆婆经常拿了几件泡湿的脏衣服放在洗衣台上，用一根木棒使劲地捶。一晃，胡婆婆已经走了很多年，那几间用竹子编了糊上泥巴做墙的老屋早已破败不堪，两扇没有上漆的木门布满了针孔大小的虫眼，门前用来当板凳的一截圆形的木头也朽了，面上的一层已经被虫子掏空了，全是密密麻麻的小洞。
我家的老屋断断续续修葺过几次，过几年换一些东西，越修越牢固。二哥结婚那一年，父亲花了大价钱重新抽椽换檩，堂屋前的那两堵墙也换成了红砖，屋内全部粉刷了一遍，买了组合柜和转角的沙发，地面也全部打成了实用抗潮的三合泥。父亲说过，一旦经济条件允许，就要住干净一点舒服一点。后来，再慢慢地改造了厨房，土灶也贴上了明亮的瓷砖。
我不知道其他人家搬去新居时，是不是把老屋的东西也搬得干干净净。我们没有，厨房的水龙头一拧开一股干净的泉水就冒了出来。碗柜里还放着一摞碗盘，厨房外，剁成小的木柴沿着墙根码了很高。用母亲的话说，他们随时都可以回来。锁一开，清洁一打扫，油烟一冒，就又有了“烟火人家”。老屋里摆放的东西大多没有动，那几口上锁的木箱，静静地待在老屋，箱内有林权证土地证和一些老照片。床上的蚊帐也没有取走，灯泡还挂在床头，一拉绳灯亮了，门后二哥用毛笔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还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