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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母到家带来最多的是枕巾，整整一大包裹。有一次她把枕巾在炕上摊开，简直就是—座花园。她第一次教给我：牡丹、玉兰、蔷薇、芍药、迎春、紫藤……
继母有很好的家教和学养，但在那个年代，因为外祖父当过日本侵略时期铁路的大官，一家人都受到牵连，所以三十七八岁的继母到我家还是个老姑娘。刚开始双方都不习惯，我和哥哥跟奶奶睡在另一个院子里，继母自己住村子东头妈妈因病去世前住的房子。那时我到东院总还有一种怯生生的感觉，但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抢眼的花枕巾。我总是觉得屋子里和她身上的香气是从那些花朵里弥散出来的。一个陌生优雅的女人来到我们农村的家中，已经懂事的我既新奇又高兴还有些自豪，因为继母无疑是整个村子里最有文化的人，乃至她戴的近视眼镜都可以让别人兴致勃勃地谈论和猜测。爸爸在百里外的盐场上班，平时很少回家。奶奶对不习惯农村生活的继母呵护有加，而已经是小男子汉的我和哥哥更是责无旁贷。记得继母有午休的习惯，我生怕撞进生人或是谁家的黄狗吓着母亲，就时常爬到院边的一颗大柳树上—边看小人书，一边给母亲当“哨兵”。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她午睡的姿式很好看，放在枕边的眼镜在斜照进的阳光下反射出眩目的亮光。她的脸庞和小溪般委婉的黑辫子在枕巾长方形的画框中是那样娴静、和谐。从我眼皮底下飞向东边苇塘的鸬鹚也时而侧过头去，朝窗内认真地看上一眼。我甚至到三十多年后的现在还能清楚地忆起她鼻冀的歙动和舒匀的呼吸。
有一年冬天，淘气的我和哥哥到池塘边看大人捕鱼，一块掉进了冰窟。奶奶恰巧又不在家。当叔伯们像拎两只落汤鸡一样把我们扔在炕上，继母脸吓得煞白，她用热水为我们洗净身子，擦得是那样认真细致，甚至耳朵眼，指甲缝都洗得一干二净。或许是因为我们俩大难不死，她冒着汗气的脸上逐渐露出了少有的兴奋，她喃喃自语道：没事，没事，我的两个儿子没事……还生硬地学着奶奶的样子为我们把魂招了回来。她用芳香的枕巾为我们揩干了身子，然后围上了浅紫色的缎被，我嗅出这被子和枕巾上的香气同继母身上的香气一样，仿佛是生命深处飘过来的那种隐约幽远的气息。在暖烘烘的炕上我小心地叫了声：“妈……”，她没有答应，但脸红着笑了……
1976年夏天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和哥哥从废墟中钻出来，首先想到的是东院的母亲(从上次开始我已经叫她妈妈了)。当时天正热，废墟上的人们大多赤着身子，在那种惨烈的灾难面前，大家已顾不得这些了。我清楚地看见母亲把顺手扯出的两条枕巾用头上的卡子在腰间缀成一条别致的短裙，是那样不假思索、顺理成章。那次可真把母亲累坏了，由于她懂得一些医疗和救生知识，在救死扶伤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哥哥加入了壮汉们救人的行列，而我则拎着从生产队队部扒出来的药箱跟在她身后屁颠屁颠磕磕绊绊地东奔西跑。现在想来，在瓦砾中奔忙救人的母亲是一个多么优美典雅的形象。那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裙子，在坍塌的瓦砾上是一道多么靓丽的风景。
后来她累得不行了，额上的汗珠大颗大颗地滚落(以后才知道她那时正怀着小妹)，歪在地上的母亲用乞求的目光望着我，“嘎头，妈好难受，让妈靠一会……”母亲就这样惟一一次靠在我幼小的怀里，我除给她喝了点水，就再也无能为力了。这时候的母亲头发散乱，满面灰尘，细密的雨滴打在她苍白的脸上。我害怕地哭喊：“妈，我不让你死，我不让你死！”她睁开眼睛，吃力地冲我笑笑：“妈不死，妈不死，我儿子中用了，我儿子中用了……”后来母亲和出生的小妹都安然无恙。奶奶们都说妈妈是城里来救难的活菩萨，灾难不得近身。想来也是，在夷为平地的村庄里全家竟无一伤亡，我想真是托了母亲的福。
后来我们长大了，家搬到了县城，父亲也落实政策重新当上了老师。母亲总是把她珍藏多年的枕巾给我们用，而自己枕的总是缝了又补，补了又缝。转眼我到了结婚的年龄，母亲也渐渐老了。她翻箱倒柜、自言自语地反复比较，选出两对最好看的枕巾……
女儿出生那天，可把当奶奶的母亲乐坏了，她非要用两个新枕巾给孙女当尿布，我第一次跟她急了……
再后来，我们像小鸟一样飞远了。回家时，总爱枕着母亲的枕头在炕上躺一会，撂平了身子让母亲瞅个仔细。有时夜里不经意瞥见她还在月光下痴痴地望着我们，我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也抑不住涌出的泪。
每次出差，都爱到商场给母亲买两条花色新颖的枕巾，谎称别人送的。但她舍不得用，旧枕巾破得不能再用时，她就找出我们穿破的白背心，剪去筛眼一样的吊梁，套在枕头上，白白净净的倒还挺合适。我知道母亲不仅是为了省钱，枕着我们的背心就好像孩子们还在她的身边，她就可以和我们心贴着心。
(责编：耿国彪)
继母有很好的家教和学养，但在那个年代，因为外祖父当过日本侵略时期铁路的大官，一家人都受到牵连，所以三十七八岁的继母到我家还是个老姑娘。刚开始双方都不习惯，我和哥哥跟奶奶睡在另一个院子里，继母自己住村子东头妈妈因病去世前住的房子。那时我到东院总还有一种怯生生的感觉，但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抢眼的花枕巾。我总是觉得屋子里和她身上的香气是从那些花朵里弥散出来的。一个陌生优雅的女人来到我们农村的家中，已经懂事的我既新奇又高兴还有些自豪，因为继母无疑是整个村子里最有文化的人，乃至她戴的近视眼镜都可以让别人兴致勃勃地谈论和猜测。爸爸在百里外的盐场上班，平时很少回家。奶奶对不习惯农村生活的继母呵护有加，而已经是小男子汉的我和哥哥更是责无旁贷。记得继母有午休的习惯，我生怕撞进生人或是谁家的黄狗吓着母亲，就时常爬到院边的一颗大柳树上—边看小人书，一边给母亲当“哨兵”。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她午睡的姿式很好看，放在枕边的眼镜在斜照进的阳光下反射出眩目的亮光。她的脸庞和小溪般委婉的黑辫子在枕巾长方形的画框中是那样娴静、和谐。从我眼皮底下飞向东边苇塘的鸬鹚也时而侧过头去，朝窗内认真地看上一眼。我甚至到三十多年后的现在还能清楚地忆起她鼻冀的歙动和舒匀的呼吸。
有一年冬天，淘气的我和哥哥到池塘边看大人捕鱼，一块掉进了冰窟。奶奶恰巧又不在家。当叔伯们像拎两只落汤鸡一样把我们扔在炕上，继母脸吓得煞白，她用热水为我们洗净身子，擦得是那样认真细致，甚至耳朵眼，指甲缝都洗得一干二净。或许是因为我们俩大难不死，她冒着汗气的脸上逐渐露出了少有的兴奋，她喃喃自语道：没事，没事，我的两个儿子没事……还生硬地学着奶奶的样子为我们把魂招了回来。她用芳香的枕巾为我们揩干了身子，然后围上了浅紫色的缎被，我嗅出这被子和枕巾上的香气同继母身上的香气一样，仿佛是生命深处飘过来的那种隐约幽远的气息。在暖烘烘的炕上我小心地叫了声：“妈……”，她没有答应，但脸红着笑了……
1976年夏天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和哥哥从废墟中钻出来，首先想到的是东院的母亲(从上次开始我已经叫她妈妈了)。当时天正热，废墟上的人们大多赤着身子，在那种惨烈的灾难面前，大家已顾不得这些了。我清楚地看见母亲把顺手扯出的两条枕巾用头上的卡子在腰间缀成一条别致的短裙，是那样不假思索、顺理成章。那次可真把母亲累坏了，由于她懂得一些医疗和救生知识，在救死扶伤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哥哥加入了壮汉们救人的行列，而我则拎着从生产队队部扒出来的药箱跟在她身后屁颠屁颠磕磕绊绊地东奔西跑。现在想来，在瓦砾中奔忙救人的母亲是一个多么优美典雅的形象。那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裙子，在坍塌的瓦砾上是一道多么靓丽的风景。
后来她累得不行了，额上的汗珠大颗大颗地滚落(以后才知道她那时正怀着小妹)，歪在地上的母亲用乞求的目光望着我，“嘎头，妈好难受，让妈靠一会……”母亲就这样惟一一次靠在我幼小的怀里，我除给她喝了点水，就再也无能为力了。这时候的母亲头发散乱，满面灰尘，细密的雨滴打在她苍白的脸上。我害怕地哭喊：“妈，我不让你死，我不让你死！”她睁开眼睛，吃力地冲我笑笑：“妈不死，妈不死，我儿子中用了，我儿子中用了……”后来母亲和出生的小妹都安然无恙。奶奶们都说妈妈是城里来救难的活菩萨，灾难不得近身。想来也是，在夷为平地的村庄里全家竟无一伤亡，我想真是托了母亲的福。
后来我们长大了，家搬到了县城，父亲也落实政策重新当上了老师。母亲总是把她珍藏多年的枕巾给我们用，而自己枕的总是缝了又补，补了又缝。转眼我到了结婚的年龄，母亲也渐渐老了。她翻箱倒柜、自言自语地反复比较，选出两对最好看的枕巾……
女儿出生那天，可把当奶奶的母亲乐坏了，她非要用两个新枕巾给孙女当尿布，我第一次跟她急了……
再后来，我们像小鸟一样飞远了。回家时，总爱枕着母亲的枕头在炕上躺一会，撂平了身子让母亲瞅个仔细。有时夜里不经意瞥见她还在月光下痴痴地望着我们，我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也抑不住涌出的泪。
每次出差，都爱到商场给母亲买两条花色新颖的枕巾，谎称别人送的。但她舍不得用，旧枕巾破得不能再用时，她就找出我们穿破的白背心，剪去筛眼一样的吊梁，套在枕头上，白白净净的倒还挺合适。我知道母亲不仅是为了省钱，枕着我们的背心就好像孩子们还在她的身边，她就可以和我们心贴着心。
(责编：耿国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