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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自晚清年间成熟，迅速进入鼎盛时期，并且在不到半个世纪的短短时间里就风靡全国，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剧种。近两个世纪以来，京剧在中国社会文化领域拥有特殊地位，对它的繁荣发展助力不小，福兮祸兮，不能一概而论，整体而言，对京剧的传播助力不小，但更重要的是京剧伶人们对艺术的精心雕琢与执着追求，才成就了京剧辉煌的成就与地位。
尽管京剧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与艺术领域有毋庸置疑的地位与影响，但京剧研究的水平与京剧的艺术成就并不相称。
京剧一直被主流学术界所漠视，当然是最直接的原因。在古典戏曲研究领域，学者们始终关注精英文人的经典化写作，包括京剧在内的民间形态的戏曲剧种，一直被忽视甚至遭受歧视；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在努力建构俗文学的文化与学术地位时，很快就背离了当初的理念，除了古代白话小说侥幸得到较多的注意，近代以来形成的京剧和各地方戏曲剧种及各地丰富多彩的曲艺这些比小说更典型、更具实际上的民间性的俗文学形态，又不幸地成为文化史的“失踪者”。京剧和其他地方性的戏曲、曲艺（实际上也包括民间音乐等），在学术上处于古典与现代两大学术领域之间人为造成的真空地带，始终难于充分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马连良剧装照。
戏曲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型，在晚近这一个世纪现代形态的戏曲研究进程中，京剧研究与京剧的发展传播相比严重滞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的研究资料一直缺乏系统的搜集整理。如果从剧本的层面看，相比中国古典戏剧有《元曲选》《六十种曲》等经典选本，京剧界不乏20世纪50年代整理出版的《京剧丛刊》《京剧汇编》等大型丛书；但是如果从与学术研究关系更密切的文献资料的层面看，古代戏曲领域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众所周知的大规模文献集成，京剧领域的状况恐怕就不能不用“寒酸”二字加以形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京剧界的学者们基本上只有张次溪的《燕都梨园史料汇编》正续编和其他一些零散的文献类书籍可用，相对于体量宏大、内涵复杂的京剧研究而言，这些资料当然太有限了。
2004年，中国戏曲学院开始有意识地推进京剧学的研究，既是因为意识到上述两大问题的存在，亦是为了寻找跨越这些学术难关的道路。或许我们并不能在短期內改变主流学术界的关注焦点，要让学界对京剧产生兴趣，不仅需要京剧本身的繁荣，同时更需要有一大批能得到学界充分认可的研究成果，藉此吸引从事文学艺术研究的学者们的注意力，但所有这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充分占有研究资料，又是相当数量且优秀的研究成果之诞生的前提，所以要推进京剧学研究，资料短缺的问题就显得尤其突出。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从一开始就把京剧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作为京剧学最为核心的基础性工程，陆续编撰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献书籍。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及续编问世，其后又编撰出版了八卷本的《梅兰芳全集》，现在我们推出的则是《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其实在启动“汇编”编撰时，我最初的计划并非如此。我原以为可以将晚清民国期间与京剧相关的文献一网打尽，然而在实际的资料搜集与编撰过程中，才发现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暴露了我当年对京剧文献整体状况的无知。知耻而后勇，我们改而计划先出版“汇编”的清代卷，在最初完成并出版“清代卷”的十卷本的同时，又发现了部分清代文献，因此交替着就开始继续从事清代卷“续编”的编撰工作，因此“汇编”清代卷2011年出版，两年后的2013年清代卷的“续编”四卷本就出版了，这就是近年来从事京剧研究的同行们经常使用的这十四卷“汇编”。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汇编”民国卷的编撰出版拖延了这么多年。虽然在“汇编”清代卷出版之前，民国卷的编撰就已经有启动的打算，但是这一部分的编撰计划又历经了多次的斟酌与反复，才最终呈现为现在的样子。
无须做对照，读者都会注意到“汇编”的这套民国卷与清代卷的体例的差异非常明显，我们仅仅搜录了与京剧有关的专书。民国年间的京剧史料如井喷般增长，所以这部“汇编”的民国卷，其实已经不可能如清代卷那样分为专书、报刊资料、日记等，清代卷里的无论哪一类，搜集整理出来都是皇皇巨著。我们之所以最终决定只限于选择各种专书构成这部民国卷，坦率地说，当然有它们具有相对的完整性，较易着手的原因。其实，最初的内容设计是包括该时期的报刊文献的，十多年前我们就为此做了大量的基础准备工作，最后之所以艰难地决定舍弃，一是由于民国年间海量的京剧报刊文献的整理工作，实在繁重到我们的团队无力承担的地步，另外，近年来各地报刊数据库的开发卓有成效，大部分的报刊文章都很容易通过电子文献检索到，搜集整理的迫切性，反而不如书籍。与之相对，民国期间的书籍之不易保存是图书界的共识，查询借阅之不易，一直困扰着学界同仁，就从本书所收录的100多种专书看，就有相当部分是各地图书馆中的珍贵藏书，其中也不乏海外收藏的孤本，搜求之艰辛，实不足为外人道，假如这些文献能为学者们所用，其生命就有了当代延续。
现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终于完成并出版，这套书共15卷，包含了我们搜集、整理的民国年间有关京剧的100多部专书。这些著作的体量大小不一，作者身份殊异，内容涵盖了京剧伶人的生平艺事，京剧代表剧目的归纳与介绍，京剧的历史发展轨迹的描述和理论性的总结，特别难得的是数部有关京剧音乐方面的著作，还不免包括一些趣闻秩事。这些都是从事京剧研究的基础材料，我们并不加经主观的挑选，相信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取向，自然会择其所需。希望这些书籍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者打开京剧文献和京剧研究的更多窗口。
当然，我们并没有全部收入所有可搜集到的书籍，尤其是因齐如山、周明泰、王芷章等著名京剧学者的相关书籍，近年来早就在各家出版社先后正式出版过，有的还不止一两个新版本，研究者们寻访不难，就没有重复出版的必要，所以我们只收入了新近发现的少数几部著作，其他均列入存目；此外还有一些最近几年较易找到的书籍，如徐慕云的《故都宫闱梨园秘史》《梨园影事》等，亦做同样处理。同时还需要说明，还有相当多我们所知的和未知的京剧类的书籍未能收录到本书里，相信在民国期间的38年时间段里，京剧相关的书籍肯定远远不止于这十五卷，另外还会有不少仍然尘封在公私书库内，期待着我们再去发现。至于极少数已知的文献未收收录，多半出于一些很特殊的原因，其中也包括技术上的困难。就在现有的书籍里亦有类似的现象，因为在重新排版的过程中需要从原来的竖版改为横排，原书一些包含多种标注的曲谱，很难重新处理，虽然已经尽了许多努力，实在不能按现在的书籍印行方法准确重现的，无奈也只有割舍。民国期间的京剧图书多为轻松的大众读物，其中往往有很多精彩的插图，既有名伶影像也有演出剧照，这些珍贵的视觉资料，往往包含了比文字更丰富更直观的信息。无奈其中相当部分，即使从原书直接翻版，质量也未必能得到保证，至于经过复印后，更显得漫漶不清，直接用在书里，恐怕会妨碍整体印刷效果，所以我们只选了很少一部分清晰的图片，其中又主要是彩图，放在各卷前面。 最后还要对处理这些京剧文献的基本理念做一点简要的说明。正如我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的“前言”里所说过的那样，京剧特殊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与之相关的文献的特殊性，因此对该类文献需要有与之实际状况相符的整理处理原则。虽然按出版物的一般三分之一，在各种古籍整理和资料书籍中人名地名等专用名词必须统一，但是对京剧和其他具有类似的民间文化性质的文献而言，强行要求专用名词的统一，必然会有损于文献的原貌，并且有可能衍生出新的错误。就以最为简单的人名、剧名为例，在各类京剧文献里往往有很多同名异写的现象，甚至在同一篇文章里，同一人、同一剧、同样的戏曲剧种或音乐声腔都可能有不同写法。如“王瑶卿”早年常写成“王瑶青”，就很难武断地判断正误；如“筱喜禄”有时写成“小喜禄”，原本是以“小”为其艺名，改为“筱”是为了使之更似姓氏，并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如“程继仙”后来改名为“程继先”、“程艳秋”后来改名为“程砚秋”，假如在文献里也都统一为后来的名字，研究者就无法了解他们曾经改名的历史。如京剧声腔中最常见的“二黄”和“二簧”，且不说两种写法涉及京剧源流的不同解释，即使从“滩簧”和“摊簧”“滩黃”和“摊黃”，一种声腔有四种写法，甚至往往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更不止是正误那么简单；如《战成都》在多数场合都被写成《战城都》，尽管这是明显的错字，但是假如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法将“城都”校正为“成都”，地名的错误是得到纠正了，但是文献的原貌却就此被遮蔽了，今人如果想查询与《战成都》相关的史料，就会漏失大部分与该剧相关的演出信息。还有许多戏剧人物的姓名，不仅在不同剧种的同一题材剧目里有异名，在同一剧种里写法也未必都相同。无论是历史还是传说中的人物，都很难或不宜贸然统一，传说中的人物姓名原本无所谓对错，即使是历史名人，就算都改对了，也不免会尽失文献原貌。这些同名异写的现象，体现了典型的民间口传文学重字音轻字形的特征，重在读音无误，对字形并不太讲究。在处理此类文献时，我们似应该尊重他们的书写方法，不便轻易改动原文。在我看来，遇到类似现象时，忠实于文献本身是更值得遵守的原则，它比起茫然无据地勘误更有价值，也更有利于研究者的使用。另外，在处理相关文献时，究竟是以影印的方式呈现文献的原貌还是重新加以整理标点，是我们一直纠结的，影印当然比较省心省力，而且还能确保不出或少出错误，但我们之所以始终坚持对这些文献做标点校对重新排版，甚至不惜承担难免会有错漏的风险，是由于在我看来，让有志于从事京剧研究的学者们有方便使用的文献集成，原本就是我组织编撰本书最重要的动机，排印的书籍比起影印的书籍利用率要高很多，这是很直观的现实，两相权衡，还是确定不改初衷，如清代卷及续编一样，不惮劳心费力，希望这样的苦心得到使用者的理解。
《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正式出版，我的京剧文献整理工作计划终于可告完成，但是我们所完成的这些工作，在京剧领域的文献资料搜集整理方面，只不过是个开端。未来相信还有更多后进学者继续开拓，有更多更重要的发现，而京剧研究的蓬勃发展，正要寄望于这样的不懈努力。
（作者系文学博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廈门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
尽管京剧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与艺术领域有毋庸置疑的地位与影响，但京剧研究的水平与京剧的艺术成就并不相称。
京剧一直被主流学术界所漠视，当然是最直接的原因。在古典戏曲研究领域，学者们始终关注精英文人的经典化写作，包括京剧在内的民间形态的戏曲剧种，一直被忽视甚至遭受歧视；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在努力建构俗文学的文化与学术地位时，很快就背离了当初的理念，除了古代白话小说侥幸得到较多的注意，近代以来形成的京剧和各地方戏曲剧种及各地丰富多彩的曲艺这些比小说更典型、更具实际上的民间性的俗文学形态，又不幸地成为文化史的“失踪者”。京剧和其他地方性的戏曲、曲艺（实际上也包括民间音乐等），在学术上处于古典与现代两大学术领域之间人为造成的真空地带，始终难于充分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戏曲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型，在晚近这一个世纪现代形态的戏曲研究进程中，京剧研究与京剧的发展传播相比严重滞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的研究资料一直缺乏系统的搜集整理。如果从剧本的层面看，相比中国古典戏剧有《元曲选》《六十种曲》等经典选本，京剧界不乏20世纪50年代整理出版的《京剧丛刊》《京剧汇编》等大型丛书；但是如果从与学术研究关系更密切的文献资料的层面看，古代戏曲领域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众所周知的大规模文献集成，京剧领域的状况恐怕就不能不用“寒酸”二字加以形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京剧界的学者们基本上只有张次溪的《燕都梨园史料汇编》正续编和其他一些零散的文献类书籍可用，相对于体量宏大、内涵复杂的京剧研究而言，这些资料当然太有限了。
2004年，中国戏曲学院开始有意识地推进京剧学的研究，既是因为意识到上述两大问题的存在，亦是为了寻找跨越这些学术难关的道路。或许我们并不能在短期內改变主流学术界的关注焦点，要让学界对京剧产生兴趣，不仅需要京剧本身的繁荣，同时更需要有一大批能得到学界充分认可的研究成果，藉此吸引从事文学艺术研究的学者们的注意力，但所有这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充分占有研究资料，又是相当数量且优秀的研究成果之诞生的前提，所以要推进京剧学研究，资料短缺的问题就显得尤其突出。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从一开始就把京剧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作为京剧学最为核心的基础性工程，陆续编撰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献书籍。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及续编问世，其后又编撰出版了八卷本的《梅兰芳全集》，现在我们推出的则是《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其实在启动“汇编”编撰时，我最初的计划并非如此。我原以为可以将晚清民国期间与京剧相关的文献一网打尽，然而在实际的资料搜集与编撰过程中，才发现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暴露了我当年对京剧文献整体状况的无知。知耻而后勇，我们改而计划先出版“汇编”的清代卷，在最初完成并出版“清代卷”的十卷本的同时，又发现了部分清代文献，因此交替着就开始继续从事清代卷“续编”的编撰工作，因此“汇编”清代卷2011年出版，两年后的2013年清代卷的“续编”四卷本就出版了，这就是近年来从事京剧研究的同行们经常使用的这十四卷“汇编”。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汇编”民国卷的编撰出版拖延了这么多年。虽然在“汇编”清代卷出版之前，民国卷的编撰就已经有启动的打算，但是这一部分的编撰计划又历经了多次的斟酌与反复，才最终呈现为现在的样子。
无须做对照，读者都会注意到“汇编”的这套民国卷与清代卷的体例的差异非常明显，我们仅仅搜录了与京剧有关的专书。民国年间的京剧史料如井喷般增长，所以这部“汇编”的民国卷，其实已经不可能如清代卷那样分为专书、报刊资料、日记等，清代卷里的无论哪一类，搜集整理出来都是皇皇巨著。我们之所以最终决定只限于选择各种专书构成这部民国卷，坦率地说，当然有它们具有相对的完整性，较易着手的原因。其实，最初的内容设计是包括该时期的报刊文献的，十多年前我们就为此做了大量的基础准备工作，最后之所以艰难地决定舍弃，一是由于民国年间海量的京剧报刊文献的整理工作，实在繁重到我们的团队无力承担的地步，另外，近年来各地报刊数据库的开发卓有成效，大部分的报刊文章都很容易通过电子文献检索到，搜集整理的迫切性，反而不如书籍。与之相对，民国期间的书籍之不易保存是图书界的共识，查询借阅之不易，一直困扰着学界同仁，就从本书所收录的100多种专书看，就有相当部分是各地图书馆中的珍贵藏书，其中也不乏海外收藏的孤本，搜求之艰辛，实不足为外人道，假如这些文献能为学者们所用，其生命就有了当代延续。
现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终于完成并出版，这套书共15卷，包含了我们搜集、整理的民国年间有关京剧的100多部专书。这些著作的体量大小不一，作者身份殊异，内容涵盖了京剧伶人的生平艺事，京剧代表剧目的归纳与介绍，京剧的历史发展轨迹的描述和理论性的总结，特别难得的是数部有关京剧音乐方面的著作，还不免包括一些趣闻秩事。这些都是从事京剧研究的基础材料，我们并不加经主观的挑选，相信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取向，自然会择其所需。希望这些书籍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者打开京剧文献和京剧研究的更多窗口。
当然，我们并没有全部收入所有可搜集到的书籍，尤其是因齐如山、周明泰、王芷章等著名京剧学者的相关书籍，近年来早就在各家出版社先后正式出版过，有的还不止一两个新版本，研究者们寻访不难，就没有重复出版的必要，所以我们只收入了新近发现的少数几部著作，其他均列入存目；此外还有一些最近几年较易找到的书籍，如徐慕云的《故都宫闱梨园秘史》《梨园影事》等，亦做同样处理。同时还需要说明，还有相当多我们所知的和未知的京剧类的书籍未能收录到本书里，相信在民国期间的38年时间段里，京剧相关的书籍肯定远远不止于这十五卷，另外还会有不少仍然尘封在公私书库内，期待着我们再去发现。至于极少数已知的文献未收收录，多半出于一些很特殊的原因，其中也包括技术上的困难。就在现有的书籍里亦有类似的现象，因为在重新排版的过程中需要从原来的竖版改为横排，原书一些包含多种标注的曲谱，很难重新处理，虽然已经尽了许多努力，实在不能按现在的书籍印行方法准确重现的，无奈也只有割舍。民国期间的京剧图书多为轻松的大众读物，其中往往有很多精彩的插图，既有名伶影像也有演出剧照，这些珍贵的视觉资料，往往包含了比文字更丰富更直观的信息。无奈其中相当部分，即使从原书直接翻版，质量也未必能得到保证，至于经过复印后，更显得漫漶不清，直接用在书里，恐怕会妨碍整体印刷效果，所以我们只选了很少一部分清晰的图片，其中又主要是彩图，放在各卷前面。 最后还要对处理这些京剧文献的基本理念做一点简要的说明。正如我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的“前言”里所说过的那样，京剧特殊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与之相关的文献的特殊性，因此对该类文献需要有与之实际状况相符的整理处理原则。虽然按出版物的一般三分之一，在各种古籍整理和资料书籍中人名地名等专用名词必须统一，但是对京剧和其他具有类似的民间文化性质的文献而言，强行要求专用名词的统一，必然会有损于文献的原貌，并且有可能衍生出新的错误。就以最为简单的人名、剧名为例，在各类京剧文献里往往有很多同名异写的现象，甚至在同一篇文章里，同一人、同一剧、同样的戏曲剧种或音乐声腔都可能有不同写法。如“王瑶卿”早年常写成“王瑶青”，就很难武断地判断正误；如“筱喜禄”有时写成“小喜禄”，原本是以“小”为其艺名，改为“筱”是为了使之更似姓氏，并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如“程继仙”后来改名为“程继先”、“程艳秋”后来改名为“程砚秋”，假如在文献里也都统一为后来的名字，研究者就无法了解他们曾经改名的历史。如京剧声腔中最常见的“二黄”和“二簧”，且不说两种写法涉及京剧源流的不同解释，即使从“滩簧”和“摊簧”“滩黃”和“摊黃”，一种声腔有四种写法，甚至往往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更不止是正误那么简单；如《战成都》在多数场合都被写成《战城都》，尽管这是明显的错字，但是假如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法将“城都”校正为“成都”，地名的错误是得到纠正了，但是文献的原貌却就此被遮蔽了，今人如果想查询与《战成都》相关的史料，就会漏失大部分与该剧相关的演出信息。还有许多戏剧人物的姓名，不仅在不同剧种的同一题材剧目里有异名，在同一剧种里写法也未必都相同。无论是历史还是传说中的人物，都很难或不宜贸然统一，传说中的人物姓名原本无所谓对错，即使是历史名人，就算都改对了，也不免会尽失文献原貌。这些同名异写的现象，体现了典型的民间口传文学重字音轻字形的特征，重在读音无误，对字形并不太讲究。在处理此类文献时，我们似应该尊重他们的书写方法，不便轻易改动原文。在我看来，遇到类似现象时，忠实于文献本身是更值得遵守的原则，它比起茫然无据地勘误更有价值，也更有利于研究者的使用。另外，在处理相关文献时，究竟是以影印的方式呈现文献的原貌还是重新加以整理标点，是我们一直纠结的，影印当然比较省心省力，而且还能确保不出或少出错误，但我们之所以始终坚持对这些文献做标点校对重新排版，甚至不惜承担难免会有错漏的风险，是由于在我看来，让有志于从事京剧研究的学者们有方便使用的文献集成，原本就是我组织编撰本书最重要的动机，排印的书籍比起影印的书籍利用率要高很多，这是很直观的现实，两相权衡，还是确定不改初衷，如清代卷及续编一样，不惮劳心费力，希望这样的苦心得到使用者的理解。
《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民国卷正式出版，我的京剧文献整理工作计划终于可告完成，但是我们所完成的这些工作，在京剧领域的文献资料搜集整理方面，只不过是个开端。未来相信还有更多后进学者继续开拓，有更多更重要的发现，而京剧研究的蓬勃发展，正要寄望于这样的不懈努力。
（作者系文学博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廈门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