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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发展经济学家，MIT的Banerjee、Duflo夫妇和哈佛大学的Kremer。发展经济学的主题可以是包罗万象，教育、健康、性别平等、家庭决策……几乎无所不包，但这些纷繁复杂的主题背后贯穿的主线是缓解贫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以及实现社会的“机会平等”。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制定者都做出过各种努力，比如印度尼西亚政府始于1972年的兴建小学校的政策，南非政府惠及全部55岁以上老年人的全民养老金计划，印度任命女性市长的政策探索等等。Esther Duflo较早期的文章主要是评估这些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一般是“一刀切”式的，这种让人“无从选择”的政策，实际上提供了类似“自然实验”的机会，让经济学家能够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联系中分离出因果关系。Duflo和Kremer以及合作者还将这些政策分析研究的设计方案总结成篇，成为很多经济学初学者的参考文献。
对于估计精准性的要求使他们不满足于这些“拟自然实验”的政策分析，而开始更多关注实验经济学这一领域。发展经济学家所做的实验一般被称为“田野实验”，这些实验的做法是首先随机抽取个人组成实验组和控制组，然后观察这些个体在受（实验设计者）控制的实验环境中的行为和相应结果，比对这两组结果的差异，就可以评估实验或者干预的影响。例如，Kremer在1998年到2001年间分三次去肯尼亚的小学给学生们发驱虫药。Kremer和合作者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服用驱虫药使学生感染率下降，降低了辍学率。长期来看，当年服用驱虫药的小学生长大成人后更可能参加工作;并且从性别角度看，他们发现女性非农就业率提高，农业就业的女性也从传统作物转向利润更好的经济作物。这些发现说明服用驱虫药改善了实验组人群的福利水平。Duflo和Banerjee更是在印度成立了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J-PAL自从2003年成立以来，在不同地区实施了有关教育、健康、环保、政治领域的各种实验。这些实验的估计为缓解贫困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然而，针对实验的方法在经济学领域里一直批评不断。主要的批评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是批评他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更精准的”估计无非是世界银行的咨询师的工作，而经济学讲究对人的动机和行为选择的研究，所以实验的方法不足以对经济学构成足够的贡献。第二，实验得到的结果其实很难得到明确的政策含义，因为实验的结果受实验的具体设定的影响很大，比如免费发放驱虫药和蚊帐的实验，在非洲的地理背景下得到的结论很难向不同气候的其他地区推广。这使得实验的意义有很大的局限性。另一个相关的批评就由于受到资源、法律、伦理等等的限制，能做实验的场合大都比较特殊和局限，比如随机发放校服、蚊帐，讲授艾滋病知识等，如果放在减贫这样一个宏大的论题下似乎太过边缘化。前诺奖得主，同为发展经济学家的Deaton就有此评论。第三，经济学实验不同于自然科学，每个环节都是由人去实施的。而实施者很难始终保证客观和精准，这使得实验经济学估计精度上的优势也变得有所争议。
针对“不知其所以然”的批评，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也在不断改变。比如Kre-mer和合作者不仅仅评估了驱虫的短期和长期效果，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对实验的设计能进一步分离并估算出来驱虫药效的不同层次上的外部性——即使没有直接获得驱虫药的小孩，通过其他小孩传染性的下降也受到了好处。另一个实验经济学发展和演进的方向则将经济学理论的实证检验嵌入到视角更大的研究中。比如Duflo和她的学生研究了同学的学习水平对自身成绩的“同辈效应”。Duflo的假说是虽然学霸同学可能对学渣有正向的影响和激励，但是老师往往倾向于把教学水平向学霸倾斜，最后导致学渣不一定能从“学霸环境”中受益。在验证这个假说的过程当中，Duflo运用了实验分析的方法。
在发展经济学及其相关领域中，诺奖得主的发表近年来被广泛引用，并影響了一大批以人的行为和动机为研究对象的文章。越来越多的采用田野实验方法的研究不仅评估结果，而且通过多层次地随机分组，期望揭示出实验干预起作用的机制。比较经典的例子像是2010年DellaVigna、List和Malmendier的设计。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做慈善，是真心无私关切还是怕社会压力。他们派出一些筹款人员，把目标社区的家庭随机分成两组。一组直接敲门募款，另一组则留下便签，说明将要上门募款的时间。他们假设真心想做慈善的人是不会躲着募款人员的，留便条只能使得他们更多地留在家里等待给出捐款。然而遗憾的是，随机试验的结果显示便签组的捐款少于敲门组。这些尝试有可能帮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对人的行为的理解有新的认识。
Banerjee和Duflo夫妇把他们对于贫困的研究发现结合实验中的访谈和故事编写成书——《贫穷的本质》。在这本书中，作者尝试跳出具体实验的细节，试图给世界范围的读者展示出一幅生动详实的关于贫困的图景。比如，在印度的小村庄里，当访员在一个贫困家庭看到，劳动力缺乏和家里孩子的大病已经让这个家庭无力支付最基本的营养和治疗的费用;父亲躺在床上度日，眼睁睁地看着全家被贫困吞噬，但即使没有卫星信号家中依然有电视机，这依稀还能看出这个家庭对娱乐生活的向往。不仅仅在印度，其他贫困地区的家庭中，仍有为数不少的花费用在娱乐、烟酒和节日庆典类消费当中。也许这些生活在每天1美元贫困线下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极端贫困因此必须把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也许，即使辗转挣扎在最底层，他们仍然需要在点燃一支香烟，或者扭开电视开关的瞬间幻化出一点生活的希望和保留最后的尊严。
但批评的声音仍然存在。用田野实验方法减贫是建立在对真实情况的内在机制有深刻认知的基础上的，但是如果经济学家不清楚世界的实际运行机制，也就无法设计出相应的实验来检验其运行机理。尤其是在减贫这样宏大而复杂的问题当中，每个国家和地区各有各的问题，设计实验的经济学家可能根本无从了解贫困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这样的批评其实也是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论的批评。每个不幸的村庄和家庭都各有各的不幸，又岂是简单的分组实验能概括得了的呢。所以这样的研究难免让人觉得书生气和人文关怀不足。
关于诺奖和实验方法乃至经济学是否算科学的争论还将继续。每个国家和地区减贫的努力也在继续。中国的扶贫政策迄今取得了很大成就。无论是否用到实验方法，中外学者也在发挥聪明才智，了解和讲述中国故事，这是缓解贫困、实现起点公平的必要途径，也是每个中国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