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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务院批复同意，湖北省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原襄樊市襄阳区更名为襄阳市襄州区。”人民网这则数十字的简讯前不久一上线即被各大网站转载，并在网上再次引发议论。这次的襄阳易名，究竟触动了人们哪根神经？是古典的怀旧情结，还是现代的GDP之痛？
城市易名引发怀旧狂潮
“哥们儿居然要改户籍了——湖北襄阳襄州人士，无语……”湖北大学的何雨杰得知襄樊改名后立刻更新了微博。当天，他400多个QQ好友中大约有100个都改了个性签名，内容都与襄樊改名有关。他的高中同学唐君是个卖瓷砖的个体户，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跟他开玩笑说：“我准备去开个标牌店，趁着襄樊改名还能多拉点生意。”
现代襄樊于1950年建市，是襄阳与樊城的合称，汉江穿城而过，南为襄阳、北为樊城。襄阳筑城于汉初、樊城始于西周，综合建城历史已长达2800余年。古代襄阳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120回《三国演义》有31回的故事发生在此地。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这是唐代诗人王维笔下的襄阳。从汉朝开始，襄阳便在中国历史记载和文人辞章里显山露水。宋玉、孟浩然、皮日休、米芾等名士均曾在此驻足。
学界普遍认为，襄樊有2800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厚，但因文化名字较为拗口，知名度不如“襄阳”等原因，支持襄樊更名。湖北籍网友“为尔痴狂”写道：当年改名叫襄樊的时候，郭靖、黄蓉和诸葛亮都表示压力很大，襄阳、樊城两座历史名城，合成襄樊后都不出名了，还是拆开好。
不过也有人表示反对：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改个地名就能带动经济发展了吗？学者陈礼荣认为，若各地皆恢复古地名以“挖掘历史文化价值”，诚属国家民族之大幸，可如此一来，历史文化倒是昌明至盛了，但黎庶人等又不知得添几多繁劳！
微博博友“一步单车”说，“一纸简讯就淡淡抹去了珍留的记忆，襄城呢，樊城呢，我的襄樊五中呢……都改了吗，有没有问问珍视自己记忆的我们？情何以堪啊……”
用了60年的襄樊已然成为一个传说，民间的争论还在弥漫。不过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短短几天之内，襄樊（襄阳）之名已经传遍全国，她彻彻底底地成名了。如果说，恢复襄阳古城的名字，是某种程度上的怀古；那么对于新时期长大的人来说，他们或许会怀念有“襄樊”的日子——尽管60年相对于2800年，不过眨眼一瞬间。
城市“换马甲”的经济学思考
襄樊人也许都有这样的遭遇，当他提到襄樊时，对方总是不知所云，而一提到襄阳，再加上一句“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居所”，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襄樊的低知名度严重影响了襄樊市的发展。在此背景之下，将襄樊市更名为更具名气的襄阳，成为政府扩大地方知名度，招商引资的必然选择。许多城市改名，都是基于以上经济方面的考虑。
但是，城市改名绝不是把城市换个名字，然后更换市政府大门的标牌那样简单，它牵涉到很多环节的连锁反应，因为一个城市的名称，涉及到社会各界和国计民生方方面面。这是城市更名广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凡是涉及到该市名称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名称，以及驻外渡口单位名称都要变更；所有单位的公章、财务章，检查、核定、证明、记录等各类印章的变更。对普通公民的影响包括，标牌、标记、牌匾以及各类户籍、身份证、毕业证、工作证的变更。
例如襄樊市改名为襄阳市后，原襄阳区将更名为襄州区，在各级地图上，这些名称都需要变更。这其中包括世界地图、中国地图、省、市、县、区地区的改版重印。一个城市的更名，是繁杂的系统工程。学者研究分析，比如一个150万左右人口城市更名后，办理一个二代身份证就需要花费2000万元。像襄樊这个中等城市更名，更名耗资将以亿计。
此前，河北省省会石家庄有更名的打算，据有关专家估算，若更改石家庄市名称，废旧换新，没有10亿元人民币是完不成的，而不可估算的经济损失要远远大于此。
而一个城市的更名，不光要算经济账，还有文化历史账。2001年淮阴市改为淮安市曾颇受诟病。秦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即置县邑淮阴。秦末农民大起义，韩信即于此时仗剑从戎。淮阴人一直引以为傲。南齐永明七年(489年)，置淮安县。明清境内置淮安府。民国时淮安府撤销，属淮阴行政督察区。1983年，淮阴专区改为淮阴市。1987年，辖县淮安改为县级市。周恩来就是出生在这里。
2001年2月，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原县级淮安市改为淮安市楚州区，原淮阴县改为淮阴区。晕！这是一个比襄阳、襄樊、襄州更加复杂的绕口令，记不住也罢。闹腾来闹腾去，恐怕连周总理也找不到家了。
更名有风险，决策需谨慎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尚重生认为，襄樊市更名实为打文化牌，尤其对旅游业将有较大促进作用。
提起大庸，恐怕没多少人听说过，但一提到张家界，几乎是家喻户晓了，所以当湖南省的名不见经传的大庸市告别了有些“大庸”的陈旧名字，冠以享誉海内外的“张家界”之名后，几乎是一夜之间，这个有些破败的小县城就成了中国最有名的城市之一。
虽然不是我国城市改名的开创者，但作为我国较早改名换姓的城市之一，张家界的改名无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应。在90年代之后的近十余年间，一大批城市特别是旅游城市，纷纷加入了改名的行列，用附近有名的山川名胜取代沿用了多年的城市名称——安徽屯溪市改名為黄山市、四川灌县更名为都江堰、福建崇安更名为武夷山市、海南通什更名为五指山市、四川南坪更名为九寨沟县、云南中甸县改为香格里拉……
眼看着一个个依托景区的城市靠改名“土鸡变凤凰”，各大山川也蠢蠢欲动：依托黄果树瀑布景区的贵州安顺市有人提出改名为黄果树市、新疆罗布泊地区的某县就曾向新疆民政厅提出改名为楼兰市，甚至有驻马店网友“东南西北中”在网上发出改名倡议书等等，不过这些城市的改名最终没能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
不过，“落毛凤凰不如鸡”的案例也不是没有。湖北荆州是楚文化发祥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城北5公里处的纪南城建都长达411年，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三国时期的刘备“大意失荆州”的故事脍炙人口。在荆州出土的许多珍贵文物，如西汉古尸、战国丝绸、越王勾践剑等，均具有重大的考古、科研和观赏价值，堪称国宝。
1994年10月，荆州地区、沙市市和江陵县被合并为荆沙市，沿用千年的“荆州”之名被废，而“沙市”地名中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也被淹没，引来骂声一片。两年之后，“荆州”之名恢复，但这次折腾已造成很大损失。
安徽日报记者胡旭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地名依附于风景名胜区，是一种“傍大款”式的浮躁心态。地名是一种承载着历史文化传承的符号，胡乱改名只会切断这种传承，在这方面，黄山市其实已经教训深刻了。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徽州如今不多为外人为所熟知，当初改名难辞其咎。不过这次襄樊改回襄阳的旧城，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回归。
可见，马甲不是随便换的，要合身才行。
1949年之后，城市改名现象屡见不鲜，城市改名热也一直没有冷却。此次襄樊改名只是改名大潮中的一个。中国文化素来讲究“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学界普遍认为，缺乏文化底蕴的新兴城市和需要重新包装的城市，最适应更改名称。还有一部分城市名字与地方文化底蕴相差甚远，比如驻马店、田东、瓦房店等。诸如襄樊这种现有的文化名称无法表现城市自身文化底蕴。
可以肯定的是，城市不仅是少数行政官员、知识精英们的管理、服务和研究对象，它更是广大市民们朝夕相伴、情意相通的心灵故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这座城市的体察和感悟可能更深入、更细致、更丰邃、更有发言权，在事关易名这样的城市共同体重大事件面前，忽视和淡漠他们的表达、参与权利显然是不恰当的。外国城市改名的例子也不少，此前本刊做过印度城市竞相易名的报道。话音未落，国内又掀改名之风。国外的经验或许值得我们借鉴：2010年初，美国面积最小的州罗得岛州便曾出现了州名更改的争论，面对相持不下的各种意见，州议会通过议案，确定以全体民众公投的方式来最终抉择。而韩国汉城在更改汉城的中文译名前，也经历了听取市民意见等民意渠道，最后才提交市议会表决。
然而，能对决策做出影响的毕竟是少数政治或经济精英。这改与不改，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利字！只是有人追求长利，有人追求短利；有的决策是利百姓，有的决策是利政绩。
城市易名引发怀旧狂潮
“哥们儿居然要改户籍了——湖北襄阳襄州人士，无语……”湖北大学的何雨杰得知襄樊改名后立刻更新了微博。当天，他400多个QQ好友中大约有100个都改了个性签名，内容都与襄樊改名有关。他的高中同学唐君是个卖瓷砖的个体户，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跟他开玩笑说：“我准备去开个标牌店，趁着襄樊改名还能多拉点生意。”
现代襄樊于1950年建市，是襄阳与樊城的合称，汉江穿城而过，南为襄阳、北为樊城。襄阳筑城于汉初、樊城始于西周，综合建城历史已长达2800余年。古代襄阳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120回《三国演义》有31回的故事发生在此地。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这是唐代诗人王维笔下的襄阳。从汉朝开始，襄阳便在中国历史记载和文人辞章里显山露水。宋玉、孟浩然、皮日休、米芾等名士均曾在此驻足。
学界普遍认为，襄樊有2800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厚，但因文化名字较为拗口，知名度不如“襄阳”等原因，支持襄樊更名。湖北籍网友“为尔痴狂”写道：当年改名叫襄樊的时候，郭靖、黄蓉和诸葛亮都表示压力很大，襄阳、樊城两座历史名城，合成襄樊后都不出名了，还是拆开好。
不过也有人表示反对：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改个地名就能带动经济发展了吗？学者陈礼荣认为，若各地皆恢复古地名以“挖掘历史文化价值”，诚属国家民族之大幸，可如此一来，历史文化倒是昌明至盛了，但黎庶人等又不知得添几多繁劳！
微博博友“一步单车”说，“一纸简讯就淡淡抹去了珍留的记忆，襄城呢，樊城呢，我的襄樊五中呢……都改了吗，有没有问问珍视自己记忆的我们？情何以堪啊……”
用了60年的襄樊已然成为一个传说，民间的争论还在弥漫。不过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短短几天之内，襄樊（襄阳）之名已经传遍全国，她彻彻底底地成名了。如果说，恢复襄阳古城的名字，是某种程度上的怀古；那么对于新时期长大的人来说，他们或许会怀念有“襄樊”的日子——尽管60年相对于2800年，不过眨眼一瞬间。
城市“换马甲”的经济学思考
襄樊人也许都有这样的遭遇，当他提到襄樊时，对方总是不知所云，而一提到襄阳，再加上一句“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居所”，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襄樊的低知名度严重影响了襄樊市的发展。在此背景之下，将襄樊市更名为更具名气的襄阳，成为政府扩大地方知名度，招商引资的必然选择。许多城市改名，都是基于以上经济方面的考虑。
但是，城市改名绝不是把城市换个名字，然后更换市政府大门的标牌那样简单，它牵涉到很多环节的连锁反应，因为一个城市的名称，涉及到社会各界和国计民生方方面面。这是城市更名广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凡是涉及到该市名称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名称，以及驻外渡口单位名称都要变更；所有单位的公章、财务章，检查、核定、证明、记录等各类印章的变更。对普通公民的影响包括，标牌、标记、牌匾以及各类户籍、身份证、毕业证、工作证的变更。
例如襄樊市改名为襄阳市后，原襄阳区将更名为襄州区，在各级地图上，这些名称都需要变更。这其中包括世界地图、中国地图、省、市、县、区地区的改版重印。一个城市的更名，是繁杂的系统工程。学者研究分析，比如一个150万左右人口城市更名后，办理一个二代身份证就需要花费2000万元。像襄樊这个中等城市更名，更名耗资将以亿计。
此前，河北省省会石家庄有更名的打算，据有关专家估算，若更改石家庄市名称，废旧换新，没有10亿元人民币是完不成的，而不可估算的经济损失要远远大于此。
而一个城市的更名，不光要算经济账，还有文化历史账。2001年淮阴市改为淮安市曾颇受诟病。秦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即置县邑淮阴。秦末农民大起义，韩信即于此时仗剑从戎。淮阴人一直引以为傲。南齐永明七年(489年)，置淮安县。明清境内置淮安府。民国时淮安府撤销，属淮阴行政督察区。1983年，淮阴专区改为淮阴市。1987年，辖县淮安改为县级市。周恩来就是出生在这里。
2001年2月，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原县级淮安市改为淮安市楚州区，原淮阴县改为淮阴区。晕！这是一个比襄阳、襄樊、襄州更加复杂的绕口令，记不住也罢。闹腾来闹腾去，恐怕连周总理也找不到家了。
更名有风险，决策需谨慎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尚重生认为，襄樊市更名实为打文化牌，尤其对旅游业将有较大促进作用。
提起大庸，恐怕没多少人听说过，但一提到张家界，几乎是家喻户晓了，所以当湖南省的名不见经传的大庸市告别了有些“大庸”的陈旧名字，冠以享誉海内外的“张家界”之名后，几乎是一夜之间，这个有些破败的小县城就成了中国最有名的城市之一。
虽然不是我国城市改名的开创者，但作为我国较早改名换姓的城市之一，张家界的改名无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应。在90年代之后的近十余年间，一大批城市特别是旅游城市，纷纷加入了改名的行列，用附近有名的山川名胜取代沿用了多年的城市名称——安徽屯溪市改名為黄山市、四川灌县更名为都江堰、福建崇安更名为武夷山市、海南通什更名为五指山市、四川南坪更名为九寨沟县、云南中甸县改为香格里拉……
眼看着一个个依托景区的城市靠改名“土鸡变凤凰”，各大山川也蠢蠢欲动：依托黄果树瀑布景区的贵州安顺市有人提出改名为黄果树市、新疆罗布泊地区的某县就曾向新疆民政厅提出改名为楼兰市，甚至有驻马店网友“东南西北中”在网上发出改名倡议书等等，不过这些城市的改名最终没能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
不过，“落毛凤凰不如鸡”的案例也不是没有。湖北荆州是楚文化发祥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城北5公里处的纪南城建都长达411年，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三国时期的刘备“大意失荆州”的故事脍炙人口。在荆州出土的许多珍贵文物，如西汉古尸、战国丝绸、越王勾践剑等，均具有重大的考古、科研和观赏价值，堪称国宝。
1994年10月，荆州地区、沙市市和江陵县被合并为荆沙市，沿用千年的“荆州”之名被废，而“沙市”地名中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也被淹没，引来骂声一片。两年之后，“荆州”之名恢复，但这次折腾已造成很大损失。
安徽日报记者胡旭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地名依附于风景名胜区，是一种“傍大款”式的浮躁心态。地名是一种承载着历史文化传承的符号，胡乱改名只会切断这种传承，在这方面，黄山市其实已经教训深刻了。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徽州如今不多为外人为所熟知，当初改名难辞其咎。不过这次襄樊改回襄阳的旧城，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回归。
可见，马甲不是随便换的，要合身才行。
1949年之后，城市改名现象屡见不鲜，城市改名热也一直没有冷却。此次襄樊改名只是改名大潮中的一个。中国文化素来讲究“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学界普遍认为，缺乏文化底蕴的新兴城市和需要重新包装的城市，最适应更改名称。还有一部分城市名字与地方文化底蕴相差甚远，比如驻马店、田东、瓦房店等。诸如襄樊这种现有的文化名称无法表现城市自身文化底蕴。
可以肯定的是，城市不仅是少数行政官员、知识精英们的管理、服务和研究对象，它更是广大市民们朝夕相伴、情意相通的心灵故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这座城市的体察和感悟可能更深入、更细致、更丰邃、更有发言权，在事关易名这样的城市共同体重大事件面前，忽视和淡漠他们的表达、参与权利显然是不恰当的。外国城市改名的例子也不少，此前本刊做过印度城市竞相易名的报道。话音未落，国内又掀改名之风。国外的经验或许值得我们借鉴：2010年初，美国面积最小的州罗得岛州便曾出现了州名更改的争论，面对相持不下的各种意见，州议会通过议案，确定以全体民众公投的方式来最终抉择。而韩国汉城在更改汉城的中文译名前，也经历了听取市民意见等民意渠道，最后才提交市议会表决。
然而，能对决策做出影响的毕竟是少数政治或经济精英。这改与不改，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利字！只是有人追求长利，有人追求短利；有的决策是利百姓，有的决策是利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