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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和人才的三个阶段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高新区成立以来在产业规划和人才引进方面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特征如何？
王磊：我先说一下产业和人才的关系，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产业为主，以产业来带动和集聚人才；第二个阶段，产业和人才相互交融，一方面产业仍然带动人才的聚集，但人才的聚集也推动了产业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我们对未来的判断，真正通过人才的创新创业去引领产业的发展。但现在就我个人观察，全国还没有哪个地方真正走到以人才创新引领产业发展的，大多数还处于第二阶段。
以我们高新区为例，真正把人才提到与产业同等重要的位置应该是2000年左右，在此之前都属于第一阶段。但从2000年起，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到2003年左右，相应的配套政策也跟上了，比如说专门针对博士后的政策。当时拿出了300万元专门做人才的创新创业，那会儿财力有限，现在的人才资金差不多有5亿～10亿元。我个人更愿意把第二阶段的起点定在2007年左右，在此之前大的招商原则是只要对当地经济发展有贡献的产业就行，从2007年起，我们更多地思考到底要发展什么样的主导产业。
CBR：你们是怎么一步步寻找并定位高新区的主导产业的？
王磊：大的命题是西部地区到底该发展什么产业，当时我们的分析是，如果把成都和沿海地区比较，物流成本是天然劣势。官方公布的数据是，我们的物流成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如果和上海、深圳比较的话，要高12%，也就意味着我们不管做什么产业，只要有东西往外或往内运，我们就没法跟沿海地区竞争。所以很自然就地想到了互联网，因为没有物流成本，在哪儿搞研发都可以，高新区的第一个主导产业就锁定在了电子信息产业里的软件服务外包，一个很细分的行业，于是就开始建天府软件园。接着从软件外包就顺势切入整个电子信息产业。
第二个主导产业我们选择了生物医药，因为有句话叫“无川药不成方”，不管是做生物医药还是化学药物，最后都会碰到毒理实验，就要用到猴子，猕猴资源上哪儿找？只有四川。其次，70%的中药产地位于西南地区，这也是自然环境决定的，所以我们天然就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今天的第三大主导产业是新经济，人工智能、分享经济、数字经济等等，这是为了布局未来。
CBR：人才的问题怎么办？
王磊：成都本地高校资源非常丰富，有56所高校，如果算上川渝地区，大概有170所高校，每年毕业生60万名左右，而成都对于周边的吸引力又很大。当时研判下来，我们做软件服务外包没有问题，因为如果把人才分为基础人才、中高端人才、顶级人才和领军人才这么几个层次的话，成都在基础人才层面一点问题都没有，哪怕到今天，全国这方面有优势的城市也就成都、武汉、南京少数几个，对比深圳来说，这就是我们天然的优势。成都缺的是在这个行业有五到八年工作经验的骨干人才，还不是最高端的人才，但成都本地很难找到，只好去“北上广深”招。
CBR：有什么特别奏效的招聘策略吗？
王磊：从2007年开始，我们组团去深圳做这种专场招聘会，到今天还在延续，不过现在已经上升成市一级的“创业天府行动计划”了，最早的名字叫“软件人才回家工程”，这个定位还是挺准的，一方面锁定的是软件人才，另一方面回家工程打的是感情牌，这样一组合成功率很高。最早是我们自己做，后来带着企业一起做，但还是觉得不够专业，到2011年左右，就把它外包了，用市场化的方式去招聘。因为这个工作越往后做越不局限在软件服务外包，慢慢延伸到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再到今天的新经济，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而且我们最早只是去几个城市，后来开始做校园行、海外行，逐渐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今天天府软件园差不多6万名从业人员，有80%是通过这个途径引进的。
真正解决人才问题靠市场
CBR：最近这一轮针对大学毕业生和新兴产业高端人才的引进政策，是在怎样一个大背景下考虑的？
王磊：10年前，成都属于人才净流出的城市，60%～80%的毕业生选择沿海地区，现在我们完成了一个反转，60%～80%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川渝地区。但即便如此，人才依然是有限的资源，各地在人才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你不挖就让别人走了。成都现在不缺基础人才，甚至也不缺工作五到八年的骨干人才，缺的是真正核心的高端人才，这些人才还是只有到北京和深圳去找。我们通过10年努力，中间的短板已经补上了，但说实话，对于高端人才，什么时候都缺，而且他们在哪个城市都属于稀缺人才。
换句话说，比如成都在电子信息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和深圳、北京相比还是有差距。对于顶尖人才，成都确实还缺少更大的舞台去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也作过分析，成都电子信息行业的人才流出地要么是重庆，要么就是北京和深圳。流出到重庆完全是因为家庭原因，去北京和深圳的都以事业为主。
成都市也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要从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过渡到国家级的中心城市，下一步是世界级的中心城市。对于高新区来说，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打造一个创新创造中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下一步的人才工作有两大方向：一个是国际化，这是必然选择；另一个就是市场化，因为人才工作说到底是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為。政府能够做的是出政策和搭平台。
CBR：但现在政府出台的很多人才政策还是以补贴为主，似乎非市场化的程度更高？
王磊：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从前年底开始大范围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中间跟很多相关中介机构对接过，其实很多公司10年前就来过成都做人力资源培训，但都没做成，因为它们找不到市场，最后都回了北京和上海。大多数规模较小、处于发展初期的企业是不愿意承担人才培训的成本的，只有国企和外企在这件事上做得比较规范。而现在的人才流动率又很高，成都在8%左右，上海15%左右，企业就更没有积极性去做人才培训。 高新区现在做的是，出台政策补贴这些做培训的中介机构，让它们再次回到成都，下一步我们还要建自己的人才学院，同样以市场化的方式为主。只有市场才是最精准的，有些中介机构解读政府的人才政策，比政府自己解读得都好。政府牵头给政策，一点点把原来无序、散乱、不规范的市场有序化和规范化。光靠中介机构和辖区企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靠政府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插手”人才工作的原因，因为市场还不完善，需要政府去引导。
CBR：除了培训以外，企业还有哪些需求是它们自己做不了，需要政府引导的？
王磊：方方面面都涉及，就跟以前说产业规模化一个概念。单个企业要承担的成本是很大的，比如说去海外招人，光靠企业自己整趟流程走下来花费不小，政府组团去成本就要降很多。包括找猎头公司，我们的政策是，高新区企业通过猎头招的人，我们最高可以补贴30%，最高30万。让政府直接给企业提供满意人选，我们做不了，只有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但纯靠市场，大多数科技型的中小企业是承担不起的。那我们就出政策，另外就是搭平台，政府说到底最核心的就是这两件事。
宽容失败何其难
CBR：这几年国内的创业氛围也很火热，各地政府针对创业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你们怎么看政府支持创业这件事，好像高新区自己也在做天使投资？
王磊：我们会给符合资质的引进人才和团队一笔创业启动资金，但后来企业反馈还需要融资。市场上很多人说自己做的是天使投资，其实要么是引导基金，要么是风投基金。很多风投还是投中后期的项目居多，投初创期的很少，投种子期的就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自己开始做天使投资，2011年开始准备，2012年正式成立，金额是8 000万人民币，后来增资到了一个亿，一样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和国有控股的投资公司合作。现在投了51个项目，已经退出了一些，还剩一两千万，如果按照现在投的项目估值，差不多是2.7个亿。
CBR：但创业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你们怎么去平衡资源支持和风险管控这两者关系？
王磊：我們的定位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也努力往这个方向做。我个人认为，全国真正做到宽容失败的就深圳一个地方，其他地方都没做到。我甚至感觉局部的人才工作理念正在变得保守，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绩效考核和中期评估，之前的人才资金都是一次性发放，现在可能要分批次。风向越来越偏向经济指标的衡量，原来人才就是人才，有科技创新能力和无形知识产权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和销售收入这样的经济指标挂钩呢？虽然在外人看来有些“人傻钱多”，但这正体现了我们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态度。
同样地，社会上对成都大学毕业生落户的政策有微词，我个人认为成都要想海纳百川，就应该先把自己引才的胸怀亮出来，哪怕明明知道一些落户情况有虚假成分。任何工作在开始做的时候，都会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但只要这个工作持续三年，我敢肯定，三年以后来成都落户的，90%以上都是真的。人才工作始终着眼的是布局未来，不能光盯着短期效应。
CBR：我们之前也和一些专家学者交流过，一些观点认为目前不少政府在推的这些人才政策有待商榷，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争论点在于一些新兴产业天生适合集聚发展，各地政府抢人之后导致的离散发展可能不利于把蛋糕做大，也是一个局部和整体的关系问题，你们怎么看？
王磊：我能理解这样的想法，但是各地政府选择的发展路径，同样也是市场行为。西部地区也要发展，否则研究新兴行业的高端人才全放在“北上广深”就行了，西部地区继续穷下去，将来等着财政转移支付就好。按照这个逻辑极致地推演下去，最后就是这样的结果。
但每个城市必然会有选择，人才补贴只是一个过渡政策，未来一定是走市场化。如果成都现在能够做到像硅谷一样，或者整个全国做到能像硅谷一样，现在的这些政策肯定不存在了。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高新区成立以来在产业规划和人才引进方面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特征如何？
王磊：我先说一下产业和人才的关系，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产业为主，以产业来带动和集聚人才；第二个阶段，产业和人才相互交融，一方面产业仍然带动人才的聚集，但人才的聚集也推动了产业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我们对未来的判断，真正通过人才的创新创业去引领产业的发展。但现在就我个人观察，全国还没有哪个地方真正走到以人才创新引领产业发展的，大多数还处于第二阶段。
以我们高新区为例，真正把人才提到与产业同等重要的位置应该是2000年左右，在此之前都属于第一阶段。但从2000年起，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到2003年左右，相应的配套政策也跟上了，比如说专门针对博士后的政策。当时拿出了300万元专门做人才的创新创业，那会儿财力有限，现在的人才资金差不多有5亿～10亿元。我个人更愿意把第二阶段的起点定在2007年左右，在此之前大的招商原则是只要对当地经济发展有贡献的产业就行，从2007年起，我们更多地思考到底要发展什么样的主导产业。
CBR：你们是怎么一步步寻找并定位高新区的主导产业的？
王磊：大的命题是西部地区到底该发展什么产业，当时我们的分析是，如果把成都和沿海地区比较，物流成本是天然劣势。官方公布的数据是，我们的物流成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如果和上海、深圳比较的话，要高12%，也就意味着我们不管做什么产业，只要有东西往外或往内运，我们就没法跟沿海地区竞争。所以很自然就地想到了互联网，因为没有物流成本，在哪儿搞研发都可以，高新区的第一个主导产业就锁定在了电子信息产业里的软件服务外包，一个很细分的行业，于是就开始建天府软件园。接着从软件外包就顺势切入整个电子信息产业。
第二个主导产业我们选择了生物医药，因为有句话叫“无川药不成方”，不管是做生物医药还是化学药物，最后都会碰到毒理实验，就要用到猴子，猕猴资源上哪儿找？只有四川。其次，70%的中药产地位于西南地区，这也是自然环境决定的，所以我们天然就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今天的第三大主导产业是新经济，人工智能、分享经济、数字经济等等，这是为了布局未来。
CBR：人才的问题怎么办？
王磊：成都本地高校资源非常丰富，有56所高校，如果算上川渝地区，大概有170所高校，每年毕业生60万名左右，而成都对于周边的吸引力又很大。当时研判下来，我们做软件服务外包没有问题，因为如果把人才分为基础人才、中高端人才、顶级人才和领军人才这么几个层次的话，成都在基础人才层面一点问题都没有，哪怕到今天，全国这方面有优势的城市也就成都、武汉、南京少数几个，对比深圳来说，这就是我们天然的优势。成都缺的是在这个行业有五到八年工作经验的骨干人才，还不是最高端的人才，但成都本地很难找到，只好去“北上广深”招。
CBR：有什么特别奏效的招聘策略吗？
王磊：从2007年开始，我们组团去深圳做这种专场招聘会，到今天还在延续，不过现在已经上升成市一级的“创业天府行动计划”了，最早的名字叫“软件人才回家工程”，这个定位还是挺准的，一方面锁定的是软件人才，另一方面回家工程打的是感情牌，这样一组合成功率很高。最早是我们自己做，后来带着企业一起做，但还是觉得不够专业，到2011年左右，就把它外包了，用市场化的方式去招聘。因为这个工作越往后做越不局限在软件服务外包，慢慢延伸到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再到今天的新经济，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而且我们最早只是去几个城市，后来开始做校园行、海外行，逐渐形成一个完善的体系。今天天府软件园差不多6万名从业人员，有80%是通过这个途径引进的。
真正解决人才问题靠市场
CBR：最近这一轮针对大学毕业生和新兴产业高端人才的引进政策，是在怎样一个大背景下考虑的？
王磊：10年前，成都属于人才净流出的城市，60%～80%的毕业生选择沿海地区，现在我们完成了一个反转，60%～80%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川渝地区。但即便如此，人才依然是有限的资源，各地在人才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你不挖就让别人走了。成都现在不缺基础人才，甚至也不缺工作五到八年的骨干人才，缺的是真正核心的高端人才，这些人才还是只有到北京和深圳去找。我们通过10年努力，中间的短板已经补上了，但说实话，对于高端人才，什么时候都缺，而且他们在哪个城市都属于稀缺人才。
换句话说，比如成都在电子信息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和深圳、北京相比还是有差距。对于顶尖人才，成都确实还缺少更大的舞台去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也作过分析，成都电子信息行业的人才流出地要么是重庆，要么就是北京和深圳。流出到重庆完全是因为家庭原因，去北京和深圳的都以事业为主。
成都市也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要从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过渡到国家级的中心城市，下一步是世界级的中心城市。对于高新区来说，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打造一个创新创造中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下一步的人才工作有两大方向：一个是国际化，这是必然选择；另一个就是市场化，因为人才工作说到底是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為。政府能够做的是出政策和搭平台。
CBR：但现在政府出台的很多人才政策还是以补贴为主，似乎非市场化的程度更高？
王磊：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从前年底开始大范围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中间跟很多相关中介机构对接过，其实很多公司10年前就来过成都做人力资源培训，但都没做成，因为它们找不到市场，最后都回了北京和上海。大多数规模较小、处于发展初期的企业是不愿意承担人才培训的成本的，只有国企和外企在这件事上做得比较规范。而现在的人才流动率又很高，成都在8%左右，上海15%左右，企业就更没有积极性去做人才培训。 高新区现在做的是，出台政策补贴这些做培训的中介机构，让它们再次回到成都，下一步我们还要建自己的人才学院，同样以市场化的方式为主。只有市场才是最精准的，有些中介机构解读政府的人才政策，比政府自己解读得都好。政府牵头给政策，一点点把原来无序、散乱、不规范的市场有序化和规范化。光靠中介机构和辖区企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靠政府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插手”人才工作的原因，因为市场还不完善，需要政府去引导。
CBR：除了培训以外，企业还有哪些需求是它们自己做不了，需要政府引导的？
王磊：方方面面都涉及，就跟以前说产业规模化一个概念。单个企业要承担的成本是很大的，比如说去海外招人，光靠企业自己整趟流程走下来花费不小，政府组团去成本就要降很多。包括找猎头公司，我们的政策是，高新区企业通过猎头招的人，我们最高可以补贴30%，最高30万。让政府直接给企业提供满意人选，我们做不了，只有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但纯靠市场，大多数科技型的中小企业是承担不起的。那我们就出政策，另外就是搭平台，政府说到底最核心的就是这两件事。
宽容失败何其难
CBR：这几年国内的创业氛围也很火热，各地政府针对创业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你们怎么看政府支持创业这件事，好像高新区自己也在做天使投资？
王磊：我们会给符合资质的引进人才和团队一笔创业启动资金，但后来企业反馈还需要融资。市场上很多人说自己做的是天使投资，其实要么是引导基金，要么是风投基金。很多风投还是投中后期的项目居多，投初创期的很少，投种子期的就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自己开始做天使投资，2011年开始准备，2012年正式成立，金额是8 000万人民币，后来增资到了一个亿，一样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和国有控股的投资公司合作。现在投了51个项目，已经退出了一些，还剩一两千万，如果按照现在投的项目估值，差不多是2.7个亿。
CBR：但创业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你们怎么去平衡资源支持和风险管控这两者关系？
王磊：我們的定位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也努力往这个方向做。我个人认为，全国真正做到宽容失败的就深圳一个地方，其他地方都没做到。我甚至感觉局部的人才工作理念正在变得保守，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绩效考核和中期评估，之前的人才资金都是一次性发放，现在可能要分批次。风向越来越偏向经济指标的衡量，原来人才就是人才，有科技创新能力和无形知识产权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和销售收入这样的经济指标挂钩呢？虽然在外人看来有些“人傻钱多”，但这正体现了我们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态度。
同样地，社会上对成都大学毕业生落户的政策有微词，我个人认为成都要想海纳百川，就应该先把自己引才的胸怀亮出来，哪怕明明知道一些落户情况有虚假成分。任何工作在开始做的时候，都会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但只要这个工作持续三年，我敢肯定，三年以后来成都落户的，90%以上都是真的。人才工作始终着眼的是布局未来，不能光盯着短期效应。
CBR：我们之前也和一些专家学者交流过，一些观点认为目前不少政府在推的这些人才政策有待商榷，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争论点在于一些新兴产业天生适合集聚发展，各地政府抢人之后导致的离散发展可能不利于把蛋糕做大，也是一个局部和整体的关系问题，你们怎么看？
王磊：我能理解这样的想法，但是各地政府选择的发展路径，同样也是市场行为。西部地区也要发展，否则研究新兴行业的高端人才全放在“北上广深”就行了，西部地区继续穷下去，将来等着财政转移支付就好。按照这个逻辑极致地推演下去，最后就是这样的结果。
但每个城市必然会有选择，人才补贴只是一个过渡政策，未来一定是走市场化。如果成都现在能够做到像硅谷一样，或者整个全国做到能像硅谷一样，现在的这些政策肯定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