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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纪以来，湖北小说创作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良好的创作态势，并出现了可喜的新变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创作景象，具體表现为创作团队的“一主两翼”、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竞相繁荣、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都市与乡村的双重变奏，湖北也因此成为新世纪中国小说创作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文学鄂军的旗帜在新世纪文学的天空高高飘扬。
关键词：新世纪 湖北小说 创作格局 文学鄂军
承续着20世纪90年代湖北小说强大的“冲击波”形成的惯性，伴随着新世纪冉冉升起的朝阳，湖北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①湖北小说一改以往“慢半拍”的节奏，②表现出与时代、与新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保持同步的特征，湖北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与江苏、河南并驾齐驱的文学活跃地区。
纵观新世纪湖北小说创作，在强化自己优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创作团队的“一主两翼”
从新时期湖北文学发展的历史看，不同的创作阶段是由不同的创作团队演绎着湖北文学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之交，湖北文学创作队伍主要是由一批历尽人生风雨的老作家构成，如徐迟、曾卓、白桦、姚雪垠，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学修养，造就了湖北文学难得的黄金时期；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生命的年轮使他们失却了再创造的热情和活力，也直接导致了湖北文学80年代的“失声”之痛。20世纪90年代充当湖北文学创作主力的是一批青年作家，如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等，他们大多在80年代后期成名，在90年代成为引领全国文学风潮的作家，他们不仅成就了90年代湖北文学的光荣，而且保证了新世纪湖北文学的繁荣。
而新世纪湖北文学的中坚则是由80年代、90年代青年作家蜕变而来的中年作家，如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熊召政。他们在80年代、90年代就以各自的创作实绩蜚声文坛，拥有良好的文学声誉，积攒了较旺盛的人气。到了新世纪，他们正值盛年，精力充沛，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热情，不断突破自己的创新精神，因此，在新世纪，他们不仅保持良好的创作态势，不断为读者奉上佳肴美味，而且不时以自己独特的探索和思考，给读者以心灵的震撼和艺术的刺激，让读者产生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
正是这样一个以中年作家为主体的创作团队，不仅保持了湖北文学的光荣，而且保证了湖北文学持续健康的发展，为湖北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也是实现湖北由“文学大省”向“文学强省”转变的重要保证。
与此同时，刘富道、映泉、赵金禾等老作家的坚守和刘继明、张执浩、李修文、姚鄂梅、苏瓷瓷、曹军庆等文学新人的崛起，也是新世纪湖北文学的一道风景线。
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竞相繁荣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之交，湖北文学以各种文体的均衡发展和锐意创新的姿态引起全国文坛的注目，而在文学最为繁盛和轰动的80年代中期，湖北文学始终徘徊于文坛的边缘，直到90年代以后，凭借一批文学新人的崛起，湖北小说才由边缘走向中心，湖北文学又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湖北小说实现由边缘走向中心的重大突破正是中篇小说，《凤凰琴》、《分享艰难》、《秋风醉了》、《父亲是个兵》、《祖父在父亲心中》、《桃花灿烂》、《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小姐，你早！》、《来来往往》、《跪乳》等都是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著名中篇小说，湖北也因此成为中篇小说创作的大省和强省。
新世纪，湖北小说界依然重视中篇小说的创作，中篇小说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创作态势，产生了大量的名篇佳作，如《奔跑的火光》、《万箭穿心》、《生活秀》、《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豹子最后的舞蹈》、《太平狗》、《马嘶岭血案》，等等。这些小说思想深刻，艺术新颖，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仅延续了湖北文学的光荣，也稳固了湖北中篇小说强省的地位。
但湖北文学并未止步于曾经的辉煌，也没有陶醉于习惯的领域，而是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和锐意创新的精神大胆拓展和创新，许多以写中篇小说著称的小说家勇敢地投身于长篇小说创作，实现了对自我的突破和超越，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长篇小说创作潮”。③一时间，荆楚大地春潮涌动，长篇小说家风起云涌；湖北文学界满园春色，长篇小说佳作连连。方方的《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池莉的《水与火的缠绵》、《所以》，李修文的《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熊召政的《张居正》，等等，都是新时期湖北长篇小说的标志。熊召政的《张居正》则荣登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榜首，而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获得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奖，湖北小说创作终于走出靠中篇小说独立支撑的尴尬局面，文学鄂军的大旗终于可以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天空高高飘扬！
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
湖北地处中国中部，历来就是战略要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古至今演绎着一幕幕悲壮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古楚开疆拓土的霸气，楚地最著名诗人屈原“上下求索的足迹”，蒲圻赤壁冲天的烟火，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惆怅，一代文豪苏轼黄州赤壁的豪放与哀叹，辛亥革命武昌城的第一声枪响，北伐战争中武昌城头的枪炮，还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黄麻起义的灯火……
湖北古称荆楚，是绚丽浪漫的楚文化之发祥地；武昌是辛亥革命的发生地，它以一声振聋发聩的枪声，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中国现代之门；同时湖北还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是红色中国的重要基石。
正是湖北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历史小说成为20世纪70～90年代湖北小说的一个重要品牌。姚雪垠的《李自成》以其气度恢弘的史诗品格和符合主流话语的主旋律式的写作，不仅成为80年代湖北历史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收获，而且成为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标杆。邓一光的《我是太阳》以其对红色历史的重新书写和对热血男儿、血性英雄的重新塑造，在患“文学软骨症”的90年代文坛独树一帜，为萎靡的文坛增添了几分阳刚之气，直接开启了以《历史的天空》、《亮剑》、《狼毒花》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④
新世纪，湖北小说依然踏着历史的节拍，迈出坚实的步伐，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以宏大的气魄和真实的历史事实，成功地塑造了明代著名政治改革家张居正的形象，将一个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又如履薄冰、权倾朝野功勋卓著又结局悲惨苍凉的复杂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显示了作者穿透历史风云的深邃眼光和驾驭宏大历史场面的能力，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成就了新世纪湖北文学的光荣。刘醒龙的长篇历史小说《圣天门口》以天门口小镇为叙事背景，将真实的历史事件投射到虚拟的小说世界里，主要写“天门口”的历史变迁，尽管小说呈现给我们的依然是耳熟能详的重大历史事件——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国共战争、大跃进、反右斗争等，但它并没有像一般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那样，以革命的正义性遮蔽了革命的残酷性，而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以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完成对暴力革命的审视和反思，从而完成了对以往“红色叙事”的解构和颠覆。其他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还有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和映泉的《楚王》，前者主要是对1957年“反右”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和变性的审视，后者主要是表现楚地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进取的精神。
湖北也是现实的沃土，它见证并参与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湖北是一个农业大省，农耕文明的熏陶和自屈原以来形成的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传统，使得湖北作家以心怀天下为己任，他们有一种拥抱现实的强烈热情，现实主义情结一直是湖北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新世纪湖北小说亦然。可以说新世纪中国现实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新世纪湖北小说中都有艺术的再现。方方的《奔跑的火光》对农村妇女命运的审视，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豹子最后的舞蹈》对乡村生态文明的忧虑，陈应松的《太平狗》、叶梅的《五月飞蛾》、刘继明的《放声歌唱》对农民工命运的反映，方方的《出门寻死》、《万箭穿心》对城市下岗工人生存状态的描写，王建琳的《风骚的唐白河》、《玉屏山》、《永乐春》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再现，蒋杏的《走进夏天》对大型国有企业转型的阵痛的思考等，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都市与乡村的双重变奏
都市和乡村是现代社会的两极，是现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的重要载体，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生命形态和生存方式。都市写真和乡村抒情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重要的题材和主题，“抑都市扬乡村”是中国现代作家普遍的心理情结和审美情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开始逐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城市化的风暴”席卷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都市不仅是许多人实现人生理想、体现自我价值的诗意栖居之地，而且成为一些作家重要的写作资源或“根据地”。
新世紀以来，湖北小说家一次又一次将他们的理性之笔伸向他们赖以生存的都市，书写着他们对都市的体验和思索。综观新世纪湖北小说创作，都市写真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对都市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剖析和人格的审视。池莉的《水与火的缠绵》、《所以》，方方的《树树皆秋色》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池莉的小说在对知识女性曾芒芒、叶紫成长的叙述过程中，成功地塑造了一批都市知识分子形象，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命运沉浮的描写，表达了对青春和爱情、理想和追求的思考。方方的《树树皆秋色》通过女教授华蓉看似荒诞离奇的爱情经历，表现了现代知识女性坚强而脆弱、独立而孤独的生活状态，以及孤单、苦闷、寂寞的心理。二是对都市底层社会的观照。方方的《出门寻死》、《万箭穿心》都是对城市下岗工人生活的写照。《出门寻死》中展示了武汉市下岗职工何汉晴的艰辛生活，经济的困顿使她倍感生活的艰辛，家庭的矛盾又让她品味了人生的沉重，最后她在各种不如意的现实面前选择了“寻死”来逃避生活。《万箭穿心》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身处社会底层、尝试了人生万箭穿心般痛苦后的女性，在失去丈夫又下岗后独自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仍然能直面惨淡人生的故事。
湖北省是著名的农业大省，乡村社会是湖北最主要的生存环境；湖北作家大多来自农村，他们对楚山鄂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温爱，因此，对乡村社会的艺术观照、对普通村民生存状态的勾勒、对农村问题的思考就成为新世纪湖北小说创作中一个特别醒目的话题。方方的《奔跑的火光》对农村女性英芝悲剧命运的思考达到了令人吃惊的深度。刘继明的《放声歌唱》等小说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形象地反映了农民工艰难的生存境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应松，新世纪湖北文学的一大亮点就是陈应松的火爆，他的“神农架之谜”系列小说表现了作家对农村问题深刻的思考，有着力再现边地农民生存艰难的作品，如《火烧云》、《八里荒轶事》；有揭示都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破坏，如《豹子最后的舞蹈》；有表现城市对乡民拒斥、欺诈的作品，如《太平狗》；还有反映农村对都市进行残酷报复的作品，如《马嘶岭血案》，这些小说不仅思想深刻，艺术手法新奇，而且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因此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同。
总之，新世纪的湖北文学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时机，湖北小说正以自己独特的品格和浓郁的地方风情，赢得全国的关注和广泛的共鸣。我们相信，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天空，“文学鄂军”的旗帜一定会高高飘扬！
注 释：
①④江胜清：《从新时期文学声浪中看湖北文学的三次浪潮》，《江汉论坛》，2007(10)。
②曾军、李骞：《文学生态中的湖北作家创作——王先霈访谈录》，《长江文艺》，1998(7)。
③江胜清：《新世纪湖北长篇小说潮透视》，《孝感学院学报》，2005（1）。
（作者单位：孝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董方晓
关键词：新世纪 湖北小说 创作格局 文学鄂军
承续着20世纪90年代湖北小说强大的“冲击波”形成的惯性，伴随着新世纪冉冉升起的朝阳，湖北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①湖北小说一改以往“慢半拍”的节奏，②表现出与时代、与新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保持同步的特征，湖北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与江苏、河南并驾齐驱的文学活跃地区。
纵观新世纪湖北小说创作，在强化自己优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创作团队的“一主两翼”
从新时期湖北文学发展的历史看，不同的创作阶段是由不同的创作团队演绎着湖北文学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之交，湖北文学创作队伍主要是由一批历尽人生风雨的老作家构成，如徐迟、曾卓、白桦、姚雪垠，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学修养，造就了湖北文学难得的黄金时期；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生命的年轮使他们失却了再创造的热情和活力，也直接导致了湖北文学80年代的“失声”之痛。20世纪90年代充当湖北文学创作主力的是一批青年作家，如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等，他们大多在80年代后期成名，在90年代成为引领全国文学风潮的作家，他们不仅成就了90年代湖北文学的光荣，而且保证了新世纪湖北文学的繁荣。
而新世纪湖北文学的中坚则是由80年代、90年代青年作家蜕变而来的中年作家，如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熊召政。他们在80年代、90年代就以各自的创作实绩蜚声文坛，拥有良好的文学声誉，积攒了较旺盛的人气。到了新世纪，他们正值盛年，精力充沛，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热情，不断突破自己的创新精神，因此，在新世纪，他们不仅保持良好的创作态势，不断为读者奉上佳肴美味，而且不时以自己独特的探索和思考，给读者以心灵的震撼和艺术的刺激，让读者产生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
正是这样一个以中年作家为主体的创作团队，不仅保持了湖北文学的光荣，而且保证了湖北文学持续健康的发展，为湖北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也是实现湖北由“文学大省”向“文学强省”转变的重要保证。
与此同时，刘富道、映泉、赵金禾等老作家的坚守和刘继明、张执浩、李修文、姚鄂梅、苏瓷瓷、曹军庆等文学新人的崛起，也是新世纪湖北文学的一道风景线。
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竞相繁荣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之交，湖北文学以各种文体的均衡发展和锐意创新的姿态引起全国文坛的注目，而在文学最为繁盛和轰动的80年代中期，湖北文学始终徘徊于文坛的边缘，直到90年代以后，凭借一批文学新人的崛起，湖北小说才由边缘走向中心，湖北文学又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湖北小说实现由边缘走向中心的重大突破正是中篇小说，《凤凰琴》、《分享艰难》、《秋风醉了》、《父亲是个兵》、《祖父在父亲心中》、《桃花灿烂》、《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小姐，你早！》、《来来往往》、《跪乳》等都是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著名中篇小说，湖北也因此成为中篇小说创作的大省和强省。
新世纪，湖北小说界依然重视中篇小说的创作，中篇小说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创作态势，产生了大量的名篇佳作，如《奔跑的火光》、《万箭穿心》、《生活秀》、《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豹子最后的舞蹈》、《太平狗》、《马嘶岭血案》，等等。这些小说思想深刻，艺术新颖，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仅延续了湖北文学的光荣，也稳固了湖北中篇小说强省的地位。
但湖北文学并未止步于曾经的辉煌，也没有陶醉于习惯的领域，而是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和锐意创新的精神大胆拓展和创新，许多以写中篇小说著称的小说家勇敢地投身于长篇小说创作，实现了对自我的突破和超越，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长篇小说创作潮”。③一时间，荆楚大地春潮涌动，长篇小说家风起云涌；湖北文学界满园春色，长篇小说佳作连连。方方的《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池莉的《水与火的缠绵》、《所以》，李修文的《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熊召政的《张居正》，等等，都是新时期湖北长篇小说的标志。熊召政的《张居正》则荣登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榜首，而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获得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奖，湖北小说创作终于走出靠中篇小说独立支撑的尴尬局面，文学鄂军的大旗终于可以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天空高高飘扬！
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
湖北地处中国中部，历来就是战略要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古至今演绎着一幕幕悲壮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古楚开疆拓土的霸气，楚地最著名诗人屈原“上下求索的足迹”，蒲圻赤壁冲天的烟火，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惆怅，一代文豪苏轼黄州赤壁的豪放与哀叹，辛亥革命武昌城的第一声枪响，北伐战争中武昌城头的枪炮，还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黄麻起义的灯火……
湖北古称荆楚，是绚丽浪漫的楚文化之发祥地；武昌是辛亥革命的发生地，它以一声振聋发聩的枪声，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中国现代之门；同时湖北还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是红色中国的重要基石。
正是湖北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历史小说成为20世纪70～90年代湖北小说的一个重要品牌。姚雪垠的《李自成》以其气度恢弘的史诗品格和符合主流话语的主旋律式的写作，不仅成为80年代湖北历史小说创作最重要的收获，而且成为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标杆。邓一光的《我是太阳》以其对红色历史的重新书写和对热血男儿、血性英雄的重新塑造，在患“文学软骨症”的90年代文坛独树一帜，为萎靡的文坛增添了几分阳刚之气，直接开启了以《历史的天空》、《亮剑》、《狼毒花》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④
新世纪，湖北小说依然踏着历史的节拍，迈出坚实的步伐，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以宏大的气魄和真实的历史事实，成功地塑造了明代著名政治改革家张居正的形象，将一个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又如履薄冰、权倾朝野功勋卓著又结局悲惨苍凉的复杂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显示了作者穿透历史风云的深邃眼光和驾驭宏大历史场面的能力，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可，成就了新世纪湖北文学的光荣。刘醒龙的长篇历史小说《圣天门口》以天门口小镇为叙事背景，将真实的历史事件投射到虚拟的小说世界里，主要写“天门口”的历史变迁，尽管小说呈现给我们的依然是耳熟能详的重大历史事件——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国共战争、大跃进、反右斗争等，但它并没有像一般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那样，以革命的正义性遮蔽了革命的残酷性，而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以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完成对暴力革命的审视和反思，从而完成了对以往“红色叙事”的解构和颠覆。其他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还有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和映泉的《楚王》，前者主要是对1957年“反右”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和变性的审视，后者主要是表现楚地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进取的精神。
湖北也是现实的沃土，它见证并参与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湖北是一个农业大省，农耕文明的熏陶和自屈原以来形成的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传统，使得湖北作家以心怀天下为己任，他们有一种拥抱现实的强烈热情，现实主义情结一直是湖北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新世纪湖北小说亦然。可以说新世纪中国现实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在新世纪湖北小说中都有艺术的再现。方方的《奔跑的火光》对农村妇女命运的审视，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豹子最后的舞蹈》对乡村生态文明的忧虑，陈应松的《太平狗》、叶梅的《五月飞蛾》、刘继明的《放声歌唱》对农民工命运的反映，方方的《出门寻死》、《万箭穿心》对城市下岗工人生存状态的描写，王建琳的《风骚的唐白河》、《玉屏山》、《永乐春》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再现，蒋杏的《走进夏天》对大型国有企业转型的阵痛的思考等，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都市与乡村的双重变奏
都市和乡村是现代社会的两极，是现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农业文明的重要载体，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生命形态和生存方式。都市写真和乡村抒情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重要的题材和主题，“抑都市扬乡村”是中国现代作家普遍的心理情结和审美情趣。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开始逐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城市化的风暴”席卷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都市不仅是许多人实现人生理想、体现自我价值的诗意栖居之地，而且成为一些作家重要的写作资源或“根据地”。
新世紀以来，湖北小说家一次又一次将他们的理性之笔伸向他们赖以生存的都市，书写着他们对都市的体验和思索。综观新世纪湖北小说创作，都市写真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对都市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剖析和人格的审视。池莉的《水与火的缠绵》、《所以》，方方的《树树皆秋色》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池莉的小说在对知识女性曾芒芒、叶紫成长的叙述过程中，成功地塑造了一批都市知识分子形象，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命运沉浮的描写，表达了对青春和爱情、理想和追求的思考。方方的《树树皆秋色》通过女教授华蓉看似荒诞离奇的爱情经历，表现了现代知识女性坚强而脆弱、独立而孤独的生活状态，以及孤单、苦闷、寂寞的心理。二是对都市底层社会的观照。方方的《出门寻死》、《万箭穿心》都是对城市下岗工人生活的写照。《出门寻死》中展示了武汉市下岗职工何汉晴的艰辛生活，经济的困顿使她倍感生活的艰辛，家庭的矛盾又让她品味了人生的沉重，最后她在各种不如意的现实面前选择了“寻死”来逃避生活。《万箭穿心》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身处社会底层、尝试了人生万箭穿心般痛苦后的女性，在失去丈夫又下岗后独自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仍然能直面惨淡人生的故事。
湖北省是著名的农业大省，乡村社会是湖北最主要的生存环境；湖北作家大多来自农村，他们对楚山鄂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温爱，因此，对乡村社会的艺术观照、对普通村民生存状态的勾勒、对农村问题的思考就成为新世纪湖北小说创作中一个特别醒目的话题。方方的《奔跑的火光》对农村女性英芝悲剧命运的思考达到了令人吃惊的深度。刘继明的《放声歌唱》等小说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形象地反映了农民工艰难的生存境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应松，新世纪湖北文学的一大亮点就是陈应松的火爆，他的“神农架之谜”系列小说表现了作家对农村问题深刻的思考，有着力再现边地农民生存艰难的作品，如《火烧云》、《八里荒轶事》；有揭示都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破坏，如《豹子最后的舞蹈》；有表现城市对乡民拒斥、欺诈的作品，如《太平狗》；还有反映农村对都市进行残酷报复的作品，如《马嘶岭血案》，这些小说不仅思想深刻，艺术手法新奇，而且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因此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认同。
总之，新世纪的湖北文学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时机，湖北小说正以自己独特的品格和浓郁的地方风情，赢得全国的关注和广泛的共鸣。我们相信，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天空，“文学鄂军”的旗帜一定会高高飘扬！
注 释：
①④江胜清：《从新时期文学声浪中看湖北文学的三次浪潮》，《江汉论坛》，2007(10)。
②曾军、李骞：《文学生态中的湖北作家创作——王先霈访谈录》，《长江文艺》，1998(7)。
③江胜清：《新世纪湖北长篇小说潮透视》，《孝感学院学报》，2005（1）。
（作者单位：孝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