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色列对围堵封锁在它周围的阿拉伯强敌取得的胜利是如此的迅速和绝对，以至于许多犹太人认为，一定是上帝之手向犹太人那一侧天平投下了砝码。因为在六日战争之前，以色列曾无时不刻不在担心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厄运会再次降临在他们这个民族身上。数天后，就在以色列完全占领了包括东部旧城在内的整个耶路撒冷之后，却发现在这个历史上被无数个帝国宣布为首都的圣城，以及同样令无数犹太人心生敬畏的《圣经》起源圣地却居住着大量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既不能吸纳同化他们，也不能完全驱逐他们——这究竟是神谕在向犹太民族微笑，还是在考验他们？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以色列仍希望鱼和熊掌兼得，多年来一直都在坚持不懈地做着两种工作：一个是在这片土地上修建愈来愈多的犹太人定居点来蚕食巴勒斯坦地区；另一个则是打压军事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不给予他们以色列国内公民一样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各项权利。因此，巴勒斯坦人这几十年来几乎也在持续不断地对以色列进行暴力破坏活动。
对生活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的长久打压和歧视早已令以色列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哪怕是在大部分人支持以色列的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欧洲人都称以色列是“法西斯”。以“创业者国度”而闻名的以色列变得日益富裕的同时，其统治下巴勒斯坦人的贫困就愈发令人触目惊心。2015年，以色列人的年均收入达到35700美元，和法国一样；相较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年均收入只有3700美元，和埃及差不多。尴尬的是，以色列作为国际社会上综合国力较为突出的国家，一直都声称自己是中东地区最成功的国家，是该地区惟一真正实现民主的国家，是民主自由国家的典范。
自1967年六日战争以来，以色列的“临时”占领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而直到1988年，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上才通过《独立宣言》，宣布接受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至今未确定疆界）。此时距离英国结束在巴勒 斯坦的委任统治和联合国承诺建立阿拉伯国的决议出台已经过去了40余年，距离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巴勒斯坦建立临时自治的和平进程早已经拖延了20多年，这并非一个正常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的建国历程。
令人惊喜的是，时隔多年后的2017年5月22日，特朗普第一次出访了耶路撒冷，并督促巴以双方达成“最终的合作”。这本可能会成为双方在六日战争50年后建立和平关系的新契机。在这期间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看起来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一样紧张。特朗普根据最近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敦促以色列限制定居点建设。而以色列也希望他信守承诺，将美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特朗普此行也并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独立。并且巴以双方领导人彼时在自己国内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许多棘手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可能下台（他正面临着好几项警方调查），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对远在加沙的哈马斯的指令也是鞭长莫及，还可能不久于人世（他已经82岁高龄，还有很大的烟瘾和烟龄）。更加令人感到悲观的是，多年来处于边缘地带的半战争半和平状态可能是目前双方惟一都可以接受的选择。
和平框架是众所周知的。巴勒斯坦人将接受1947年—1948年战争期间建立的犹太国家（由大约3/4的英国托管领土组成）。作为回报，以色列将允许在其1967年占领的剩余土地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大约1/4）。包括可以交换主要的定居点、耶路撒冷必须被共享、大部分巴勒斯坦难民将返回他们的新国家，而不是以色列。但是后半部分中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独立完整的巴勒斯坦国是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的承诺，至今却仍未兑现。
其实1967年战后，以色列人就尝试接受“以土地换取和平”这个构想，特别是在1982年将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的时候，这种构想更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占了主流。但是对西奈半岛的占领和对东耶路撒冷旧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却截然不同。这部分土地在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还有阿拉伯人中都处于战略核心地位，例如在2014年，面对约旦河西岸占领问题，内塔尼亚胡就不惜倒行逆施，强化了以军的占领，声称不能因为担心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攻击就拱手相让西岸的安全控制权，对加沙地带的长期封锁控制更是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监狱。如今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该部分地区更加频繁爆发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雪上加霜的是，这片土地又在民族主义冲突中增加了对宗教这个特殊意识形态的不妥协态度。
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勉强接受了对巴勒斯坦分而治之的构想，然而阿拉伯国家却悲剧性地拒絕了它，紧接着对巴勒斯坦地区大举进攻，结果铩羽而归。到了1988年，彼时作为巴勒斯坦惟一权威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又表示可以在部分土地上接受了一个犹太国家，但是以色列领导人在2000年又开始反对这个想法。到了2001年，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在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一次会议上表示，他将有条件同意巴勒斯坦建国，如今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在2009年谈到了一个有限的巴勒斯坦国。
而导致推动两个国家和平进程一波三折的主要原因便是暴力流血冲突。双方的民族极端分子一直破坏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最突出的就是从2000年—2005年酝酿已久而爆发的“巴勒斯坦大起义”，先后有1000余名以色列平民和士兵在冲突中丧生，并有3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这场对抗中死于非命），而这又是达成最终协议的关键一步。这一切在2000年以色列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军和2005年的加沙战争之后就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当流血冲突爆发后，作为推动和平进程的关键因素——双方之间的彼此信任就不复存在了。 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已不急于再次“以土地换取和平”，因为他们的安全状况正得到日益改善，国内经济又在蓬勃发展，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一部分伊斯兰国家某种程度上会向以色列示好，希望可以从以色列手中获取情报。另一方面，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虽然属于温和派，却不是很得人心，同时他还缺乏经营加沙多年的激进派战友兼对手——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的支持，该组织往往拒绝服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与以色列达成的有关停火指示，而如果哈马斯进一步渗透到了约旦河西岸，该地区的局势将更加复杂。
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一种危险的现象：尽管冲突无法解决，但它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同时，无休止地对巴勒斯坦人的打压将会侵蚀以色列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并威胁和破坏以色列国内的民主政治，甚至有转向种族宗教的沙文主义的趋势，并逐渐边缘化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中的左翼分子和温和派，包括人权组织。近年来，以色列政府甚至还反对过一部关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爱情小说。
随着以色列变得更加富有，巴以双方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变得更加令以色列不安。当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生存的巴勒斯坦人数量赶上犹太人的时候，它的困境会变得更加严重。以色列要面对外界越来越多的指责和抵制。如果单单是为了保留犹太民主国的特性，保持适当的民主政治，以色列的包袱就不会那么重。而为了拯救以色列的民主政治，防止种族主义甚至种族隔离，它就必须放弃占领下的土地。因为任何时候，只有一片和平的土地方才意味着民主政治真正和完全确立的可能。
如果阿巴斯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相当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是软弱无能的，那么以色列就更需要强化它，而不是破坏它。因为如果巴勒斯坦没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巴民族权力机构就不可能永远地与以色列保持安全方面的协商合作，以色列也不能恢复自己在国际上的信誉。以色列更应该主动停止至少在安全隔离墙外修建的所有犹太人定居点，让巴勒斯坦人更自由地在国境内迁移，同时废除所有限制巴勒斯坦商品進入以色列的障碍，随之而来的自由市场会让以色列经济发展得更加迅速。
和巴勒斯坦相比，以色列已经十分强大了，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对它根本不会构成安全威胁。实际上，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对于以色列的未来十分重要。以色列应该是巴勒斯坦国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不是破坏者和反对者，因为只有给巴勒斯坦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以色列才能真正完成1967年的胜利。
编译自2017年第5期《经济学人》
责任编辑：刘靖鑫
积怨已久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以色列仍希望鱼和熊掌兼得，多年来一直都在坚持不懈地做着两种工作：一个是在这片土地上修建愈来愈多的犹太人定居点来蚕食巴勒斯坦地区；另一个则是打压军事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不给予他们以色列国内公民一样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各项权利。因此，巴勒斯坦人这几十年来几乎也在持续不断地对以色列进行暴力破坏活动。
对生活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的长久打压和歧视早已令以色列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哪怕是在大部分人支持以色列的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欧洲人都称以色列是“法西斯”。以“创业者国度”而闻名的以色列变得日益富裕的同时，其统治下巴勒斯坦人的贫困就愈发令人触目惊心。2015年，以色列人的年均收入达到35700美元，和法国一样；相较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年均收入只有3700美元，和埃及差不多。尴尬的是，以色列作为国际社会上综合国力较为突出的国家，一直都声称自己是中东地区最成功的国家，是该地区惟一真正实现民主的国家，是民主自由国家的典范。
自1967年六日战争以来，以色列的“临时”占领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而直到1988年，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上才通过《独立宣言》，宣布接受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至今未确定疆界）。此时距离英国结束在巴勒 斯坦的委任统治和联合国承诺建立阿拉伯国的决议出台已经过去了40余年，距离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巴勒斯坦建立临时自治的和平进程早已经拖延了20多年，这并非一个正常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的建国历程。
令人惊喜的是，时隔多年后的2017年5月22日，特朗普第一次出访了耶路撒冷，并督促巴以双方达成“最终的合作”。这本可能会成为双方在六日战争50年后建立和平关系的新契机。在这期间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看起来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一样紧张。特朗普根据最近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敦促以色列限制定居点建设。而以色列也希望他信守承诺，将美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特朗普此行也并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独立。并且巴以双方领导人彼时在自己国内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许多棘手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可能下台（他正面临着好几项警方调查），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对远在加沙的哈马斯的指令也是鞭长莫及，还可能不久于人世（他已经82岁高龄，还有很大的烟瘾和烟龄）。更加令人感到悲观的是，多年来处于边缘地带的半战争半和平状态可能是目前双方惟一都可以接受的选择。
巴以的和平框架
和平框架是众所周知的。巴勒斯坦人将接受1947年—1948年战争期间建立的犹太国家（由大约3/4的英国托管领土组成）。作为回报，以色列将允许在其1967年占领的剩余土地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大约1/4）。包括可以交换主要的定居点、耶路撒冷必须被共享、大部分巴勒斯坦难民将返回他们的新国家，而不是以色列。但是后半部分中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独立完整的巴勒斯坦国是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的承诺，至今却仍未兑现。
其实1967年战后，以色列人就尝试接受“以土地换取和平”这个构想，特别是在1982年将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的时候，这种构想更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占了主流。但是对西奈半岛的占领和对东耶路撒冷旧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却截然不同。这部分土地在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还有阿拉伯人中都处于战略核心地位，例如在2014年，面对约旦河西岸占领问题，内塔尼亚胡就不惜倒行逆施，强化了以军的占领，声称不能因为担心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攻击就拱手相让西岸的安全控制权，对加沙地带的长期封锁控制更是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监狱。如今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该部分地区更加频繁爆发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雪上加霜的是，这片土地又在民族主义冲突中增加了对宗教这个特殊意识形态的不妥协态度。
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勉强接受了对巴勒斯坦分而治之的构想，然而阿拉伯国家却悲剧性地拒絕了它，紧接着对巴勒斯坦地区大举进攻，结果铩羽而归。到了1988年，彼时作为巴勒斯坦惟一权威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又表示可以在部分土地上接受了一个犹太国家，但是以色列领导人在2000年又开始反对这个想法。到了2001年，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在他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一次会议上表示，他将有条件同意巴勒斯坦建国，如今的总理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在2009年谈到了一个有限的巴勒斯坦国。
而导致推动两个国家和平进程一波三折的主要原因便是暴力流血冲突。双方的民族极端分子一直破坏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最突出的就是从2000年—2005年酝酿已久而爆发的“巴勒斯坦大起义”，先后有1000余名以色列平民和士兵在冲突中丧生，并有3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这场对抗中死于非命），而这又是达成最终协议的关键一步。这一切在2000年以色列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军和2005年的加沙战争之后就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当流血冲突爆发后，作为推动和平进程的关键因素——双方之间的彼此信任就不复存在了。 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已不急于再次“以土地换取和平”，因为他们的安全状况正得到日益改善，国内经济又在蓬勃发展，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一部分伊斯兰国家某种程度上会向以色列示好，希望可以从以色列手中获取情报。另一方面，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虽然属于温和派，却不是很得人心，同时他还缺乏经营加沙多年的激进派战友兼对手——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的支持，该组织往往拒绝服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与以色列达成的有关停火指示，而如果哈马斯进一步渗透到了约旦河西岸，该地区的局势将更加复杂。
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一种危险的现象：尽管冲突无法解决，但它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同时，无休止地对巴勒斯坦人的打压将会侵蚀以色列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并威胁和破坏以色列国内的民主政治，甚至有转向种族宗教的沙文主义的趋势，并逐渐边缘化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中的左翼分子和温和派，包括人权组织。近年来，以色列政府甚至还反对过一部关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爱情小说。
随着以色列变得更加富有，巴以双方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变得更加令以色列不安。当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生存的巴勒斯坦人数量赶上犹太人的时候，它的困境会变得更加严重。以色列要面对外界越来越多的指责和抵制。如果单单是为了保留犹太民主国的特性，保持适当的民主政治，以色列的包袱就不会那么重。而为了拯救以色列的民主政治，防止种族主义甚至种族隔离，它就必须放弃占领下的土地。因为任何时候，只有一片和平的土地方才意味着民主政治真正和完全确立的可能。
合作？不合作？
如果阿巴斯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相当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是软弱无能的，那么以色列就更需要强化它，而不是破坏它。因为如果巴勒斯坦没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巴民族权力机构就不可能永远地与以色列保持安全方面的协商合作，以色列也不能恢复自己在国际上的信誉。以色列更应该主动停止至少在安全隔离墙外修建的所有犹太人定居点，让巴勒斯坦人更自由地在国境内迁移，同时废除所有限制巴勒斯坦商品進入以色列的障碍，随之而来的自由市场会让以色列经济发展得更加迅速。
和巴勒斯坦相比，以色列已经十分强大了，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对它根本不会构成安全威胁。实际上，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对于以色列的未来十分重要。以色列应该是巴勒斯坦国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不是破坏者和反对者，因为只有给巴勒斯坦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以色列才能真正完成1967年的胜利。
编译自2017年第5期《经济学人》
责任编辑：刘靖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