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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因其对革命和爱情叙事的另类书写，《红豆》自发表以来，就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受到了评论界广泛的关注。我们以为，既不能把《红豆》生硬地归为宣扬小资产阶级恋爱的爱情小说，也不能将其简单地归为“革命 爱情”的政治小说，这是由于宗璞在《红豆》中的显性革命叙事和隐性爱情书写之间的主观写作与客观叙述的背离所造成的。本文将从社会背景和文本层面出发，探讨宗璞在《红豆》中的双重叙事，并体味其中的叙事效果。
关键词：宗璞；《红豆》；双重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01
一、社会背景下宗璞的理智与情感
谢冕曾说：“中国特有的社会忧患总是抑制文学的纯美倾向和它的多种价值，总是驱使它向着贴近中国现实以求有助于改变中国生存处境的社会功利的方向。”[1]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概况来看，颂歌一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创作的主题，文学创作范式总的来说偏窄，大多以工农兵为主人公，以歌颂、回忆、斗争为作品题材。因此，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里，即使是在“双百方针”提出以后，作家们开始涉及爱情书写、尝试表现人性弱点时，也都带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特色，依然是充满矛盾的。
那么，处在政治话语依旧占主导地位的十七年时期文学中，宗璞尚且还作为体制内的作家，当她将这种受制于社会政治因素的“理性”纳入审美观念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红豆》便成了这种审美观念下的特定产物。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主观上，宗璞意图让自己的创作尽可能地符合当时的文学规范，表达自己的阶级政治立场，但是与在生活经验、情感体验等支撑下的文学創作所营造出来的客观审美效果，有着一定的距离，造成了双重叙事的矛盾。
在姚文元对《红豆》的批判中，同样也触及到了它在叙事上的问题。他说：“作者通过江玫的口说：‘我不后悔’，然而通篇给我们的印象却是后悔，是江玫永生伴随着她的悔恨，同齐虹断绝关系后无法弥补的痛苦……作者自己的感情和江玫的完全融化了。”[2]或许姚文元的批评由于革命文学的机械标准而显得过于偏激和略为武断，但是他却敏锐地捕捉到了《红豆》的叙事矛盾——理智与情感的背离，主观意图与客观叙述的脱节。可以说，这是作者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无意识背离和矛盾，由此造成了一种双重叙事的效果，亦可视之为出现了叙事裂痕。正是出于此，《红豆》一度被界定为毒草，受到了来自评论界的狂轰滥炸。
二、文本塑造中江玫的革命与爱情
早在1958年，宗璞也曾针对《红豆》作过这样的自我批评。她说：“尽管在理智上是想去批判的，但在感情上，还是欣赏那些东西——风花雪月、旧诗词……有时这种欣赏是下意识的，在作品中自然地流露出来。”[3]这从小说的题目“红豆”中或许就能端倪出一二。诗人王维的《红豆》写尽相思，而宗璞的《红豆》则叙述了一个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革命与爱情冲突的故事。作者是意图适应当时的文学创作规范的，却为小说取名“红豆”，这就为即将开展的文本埋下了叙事裂痕。
宗璞这种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理智与情感的挣扎主要是通过《红豆》的人物，特别是江玫的革命与爱情的选择表现出来的。作者用了大量诗意的文字来表现了江玫与齐虹的恋爱，他们的爱情总的来说氤氲着一支青春、浪漫的旋律。尽管江玫“隐约觉得，在某些方面，她和齐虹的看法永远也不会一致”，但是她对两人观念存在分歧的部分都主动选择了避而不谈，只关注到了爱情的部分。即使最后在齐虹离开、时隔六年以后，当江玫面对着那两粒具有特殊意义的红豆时，还是又沉入了对往事的无限回忆之中，使她的“泪水遮住了眼睛”。在这里，宗璞将江玫对于与齐虹之间的爱恋的那种依旧炽热、难以割舍的怀念之情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出来。
但是，作者虽然客观上叙述了爱情之于江玫的不可磨灭性，但主观上却意图表现江玫克服对爱情的眷恋、勇敢选择革命的蜕变。在表现江玫革命成长的叙述中，由母亲话语和父亲话语共同构成的家庭因素、肖素这个革命引路人一直伴随着江玫，并在其与齐虹的感情企图进一步发展时迅速出现，给爱情设置障碍。这在小说文本的后半部分表现得尤为明显。两人第一次争吵以后，尽管对于江玫来说，两人的爱情就像鸦片一样，使她沉迷其中而断绝不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江玫也一天天明白了许多事”，有关剥削制度、物价飞涨、家庭负担等等。在肖素被捕、齐虹告知江玫他将要去美国并希望江玫同去的时候，两人发生了第二次争吵，后面紧接着的便是对东北地区局势紧张的叙述。作者在理性上想要表达江玫在革命道路上的成长，却总是不经意地让感性情感流露了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的末尾，当江玫依旧沉浸在过去疼痛的回忆中，老赵的通报将其拉回现实时，“江玫刚流过泪的眼睛早已又充满了笑意……从床边站了起来”。从读者的审美接受来看，这样的主客观背离的双重叙述都是较为突兀的，其中不乏生硬之感。
三、结语
综上所述，《红豆》的双重叙事是作者企图掩盖的隐性爱情书写一直压制着作者意图表现的显性革命历史叙事的结果，江玫最终会走向革命也是宗璞写作《红豆》的必然选择，由此便造成了人物成长的不完全。实际上，在对爱情的解读上，宗璞可以说是走在那个时代的前面的，她能够看到爱情之于一个人的重要性，试图探寻当时关于个人情感、真实人性的禁区，这也许正是今天《红豆》依旧广受欢迎、耐人品读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谢冕.论中国当代文学[J].文学评论，1996，（2）.
[2]姚文元.文学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问题[J].人民文学，1957（11）.
[3]《红豆》问题在哪里：一个座谈会记录摘要.人民文学.1958年第9期.
关键词：宗璞；《红豆》；双重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01
一、社会背景下宗璞的理智与情感
谢冕曾说：“中国特有的社会忧患总是抑制文学的纯美倾向和它的多种价值，总是驱使它向着贴近中国现实以求有助于改变中国生存处境的社会功利的方向。”[1]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概况来看，颂歌一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创作的主题，文学创作范式总的来说偏窄，大多以工农兵为主人公，以歌颂、回忆、斗争为作品题材。因此，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里，即使是在“双百方针”提出以后，作家们开始涉及爱情书写、尝试表现人性弱点时，也都带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特色，依然是充满矛盾的。
那么，处在政治话语依旧占主导地位的十七年时期文学中，宗璞尚且还作为体制内的作家，当她将这种受制于社会政治因素的“理性”纳入审美观念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红豆》便成了这种审美观念下的特定产物。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主观上，宗璞意图让自己的创作尽可能地符合当时的文学规范，表达自己的阶级政治立场，但是与在生活经验、情感体验等支撑下的文学創作所营造出来的客观审美效果，有着一定的距离，造成了双重叙事的矛盾。
在姚文元对《红豆》的批判中，同样也触及到了它在叙事上的问题。他说：“作者通过江玫的口说：‘我不后悔’，然而通篇给我们的印象却是后悔，是江玫永生伴随着她的悔恨，同齐虹断绝关系后无法弥补的痛苦……作者自己的感情和江玫的完全融化了。”[2]或许姚文元的批评由于革命文学的机械标准而显得过于偏激和略为武断，但是他却敏锐地捕捉到了《红豆》的叙事矛盾——理智与情感的背离，主观意图与客观叙述的脱节。可以说，这是作者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无意识背离和矛盾，由此造成了一种双重叙事的效果，亦可视之为出现了叙事裂痕。正是出于此，《红豆》一度被界定为毒草，受到了来自评论界的狂轰滥炸。
二、文本塑造中江玫的革命与爱情
早在1958年，宗璞也曾针对《红豆》作过这样的自我批评。她说：“尽管在理智上是想去批判的，但在感情上，还是欣赏那些东西——风花雪月、旧诗词……有时这种欣赏是下意识的，在作品中自然地流露出来。”[3]这从小说的题目“红豆”中或许就能端倪出一二。诗人王维的《红豆》写尽相思，而宗璞的《红豆》则叙述了一个在特定时代背景下革命与爱情冲突的故事。作者是意图适应当时的文学创作规范的，却为小说取名“红豆”，这就为即将开展的文本埋下了叙事裂痕。
宗璞这种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理智与情感的挣扎主要是通过《红豆》的人物，特别是江玫的革命与爱情的选择表现出来的。作者用了大量诗意的文字来表现了江玫与齐虹的恋爱，他们的爱情总的来说氤氲着一支青春、浪漫的旋律。尽管江玫“隐约觉得，在某些方面，她和齐虹的看法永远也不会一致”，但是她对两人观念存在分歧的部分都主动选择了避而不谈，只关注到了爱情的部分。即使最后在齐虹离开、时隔六年以后，当江玫面对着那两粒具有特殊意义的红豆时，还是又沉入了对往事的无限回忆之中，使她的“泪水遮住了眼睛”。在这里，宗璞将江玫对于与齐虹之间的爱恋的那种依旧炽热、难以割舍的怀念之情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出来。
但是，作者虽然客观上叙述了爱情之于江玫的不可磨灭性，但主观上却意图表现江玫克服对爱情的眷恋、勇敢选择革命的蜕变。在表现江玫革命成长的叙述中，由母亲话语和父亲话语共同构成的家庭因素、肖素这个革命引路人一直伴随着江玫，并在其与齐虹的感情企图进一步发展时迅速出现，给爱情设置障碍。这在小说文本的后半部分表现得尤为明显。两人第一次争吵以后，尽管对于江玫来说，两人的爱情就像鸦片一样，使她沉迷其中而断绝不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江玫也一天天明白了许多事”，有关剥削制度、物价飞涨、家庭负担等等。在肖素被捕、齐虹告知江玫他将要去美国并希望江玫同去的时候，两人发生了第二次争吵，后面紧接着的便是对东北地区局势紧张的叙述。作者在理性上想要表达江玫在革命道路上的成长，却总是不经意地让感性情感流露了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的末尾，当江玫依旧沉浸在过去疼痛的回忆中，老赵的通报将其拉回现实时，“江玫刚流过泪的眼睛早已又充满了笑意……从床边站了起来”。从读者的审美接受来看，这样的主客观背离的双重叙述都是较为突兀的，其中不乏生硬之感。
三、结语
综上所述，《红豆》的双重叙事是作者企图掩盖的隐性爱情书写一直压制着作者意图表现的显性革命历史叙事的结果，江玫最终会走向革命也是宗璞写作《红豆》的必然选择，由此便造成了人物成长的不完全。实际上，在对爱情的解读上，宗璞可以说是走在那个时代的前面的，她能够看到爱情之于一个人的重要性，试图探寻当时关于个人情感、真实人性的禁区，这也许正是今天《红豆》依旧广受欢迎、耐人品读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谢冕.论中国当代文学[J].文学评论，1996，（2）.
[2]姚文元.文学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问题[J].人民文学，1957（11）.
[3]《红豆》问题在哪里：一个座谈会记录摘要.人民文学.195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