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商震（1888～1978年），字启予，河北保定人，出身寒微，少年时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后被授予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从1940年起，商震由戎马倥偬的战将转而成为民国外交战线上的干将，在许多重大外交活动中，留下了浓墨重彩之笔。
抗日名将
1905年，17岁的商震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先在普通科补习英文及文理课程，后被分到步科学习。同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1908年，商震在日本短暂留学一年后，回国到长春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并于1912年初被公推为“关外民军总司令”。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年仅24岁的商震被授予陆军部“高级顾问”的虚职。1916年, 商震投奔阎锡山，受到重用，屡立战功。但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由于同阎锡山在是否坚决服从中央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商震最终在中原大战后率军离开山西，脱离晋系，并在蒋介石、张学良的支持下，担任第32军军长。
1933年春，长城抗战爆发。第32军编入第二军团，商震任军团总指挥，率部浴血抗日。1935年，商震被授予二级上将，同年12月出任河南省主席。为唤起广大民众的爱国抗日精神，商震于1936年3月8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相传为岳飞的生日）主持隆重的祭岳活动，以岳飞抗击金军的精神，激励民众树立民族正气，抗击日寇。全面抗戰爆发后，商震调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奔赴河南、河北一带抗日。期间，其指挥部虽屡遭日军飞机轰炸，但商震仍坚守岗位，指挥若定。1940年，商震被调往湖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到半年即又调任重庆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后又兼外事局局长，自此结束了长达30年的戎马生涯，转而在外交战线上为国效力。
考察缅、印、马战区
商震从陆军上将调任外交战线，一方面是由于他擅长英语，能和外国人直接对话；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擅长交际，有外交天赋。商震的这些优点使其在兼任军委会外事局长后，与英、美军事人员接洽顺利，颇受好评。
1941年初，当日军危及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之时，中英两国就共同保卫缅甸进行了具体讨论。为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中国派出了以商震为团长的“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考察团于1941年2月出发，先赴缅甸，在考察了缅甸的地形、交通、气候、军事设施、民情等情况并进行研究后，商震等人认为，日军一旦与英国开战，将首先在缅甸境内击溃英军，腰斩滇缅公路，而不会先在中国境内切断滇缅公路。因此，中国军队应尽早以三至五个军的兵力开赴缅甸，配合驻缅英军布防。这些判断和建议集中体现在考察团提出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中。这份计划书得到军委会认可后，立即转送驻缅英军。随后，商震又率团赴印度、马来西亚进行三个月的考察。回国后，考察团编写了长达30万字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这份报告书连同前述计划，无论对形势的分析、敌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的作战部署，都是基本正确的。
然而遗憾的是，在报告书送交英方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英方没有做出积极回应，一是因为其自诩力量雄厚，认为日军不敢轻易向他们挑衅，盲目相信即便日军要切断滇缅公路，也不会选择在缅甸境内；二是英国担心进入缅甸的中国军队人数超过英军，将会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故不同意中国立即派兵去缅甸布防。英国的傲慢和无知最终使商震考察团的计划及报告完全成了一纸空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开罗会议首席军事随员
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的首脑会议，是战时中国元首参加的最高级别的盟国会议。商震作为首席军事代表同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空军司令周至柔、国民党中宣部长董显光等陪同宋美龄，先蒋介石一天飞赴开罗。商震能以蒋介石首席随员身份参加如此高级别的盟国首脑会议，充分说明蒋介石夫妇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在出席开罗会议前，商震已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起，精心拟定了要求美国装备训练中国军队和要求英国协同配合反攻缅甸的提案。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第一次会议，作为中方高级将领，商震同美方高级将领马歇尔将军、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英方高级将领蒙巴顿将军等一起就反攻缅甸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从开罗回国后，商震又根据开罗会议的决定，同史迪威制定了反攻缅甸的具体作战计划。
1944年8月，商震又奉命和顾维钧、魏道明两位大使一同出席了同盟国筹备设立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尽管由于苏联的反对，中国未能参加美、英、苏第一阶段会谈，而只参加了美、英、中第二阶段会谈，但商震等人还是坚持在会议的第一阶段提交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文件，在会议的闲暇之时，也与美、英两国代表保持联系，并就会议要旨进行了积极沟通。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七点补充建议，其中三点被提交给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最终全部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中。英、美代表对包括商震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出色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中国代表团成员巧妙地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出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4年3月，为促进中美谅解与合作，争取美国扩大对华军事援助，建立中美特殊军事关系，蒋介石派遣商震出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当时的《中央日报》报道称，商震任团长的消息公布后，美国各界都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中、美、英加强军事合作之举。该报还称赞商震主持军委会外事局多年，经验丰富，必能胜任新职。
5月17日，商震一行抵达华盛顿，与美国政要就加强对华军事援助进行了交涉。5月30日，蒋介石致电商震指出，日军已开始向粤汉路进攻，请其转告马歇尔将军，加强第十四航空队的实力。5月31日，商震代表蒋介石向罗斯福总统表示，为挽救豫湘桂战场危局，希望美国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这一请求遭到美方拒绝。1945年3月，商震又与美国军方要员李海会晤，就苏联对日作战及美军在中国沿岸登陆等问题进行晤谈，并就雅尔塔会议是否有秘密协议之事进行探询。李海委婉告知商震，苏联对日作战一事已有规定，而美军在中国沿岸登陆一事仍需时日，至于雅尔塔密约之事则未作表示。
尽管在争取美国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商震的工作成效有时不尽如人意，但在担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期间，商震充分显示了其精力过人、处事勤勉的优点，他为争取中国战场急需的物资装备奔走不息的敬业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表现甚至赢得了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的宴请。
为国激辩日本天皇命运
抗战胜利后，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去日本受降。1946年下半年，首任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因在东京私生活失检而被撤职调回国内，商震奉派继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6年5月3日，举世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对在二战中犯有弥天罪行的日本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在此之前，由各同盟国家组成的军事代表团已先期抵达日本，并围绕是否追究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及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举行军事代表团辩论会，商震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会议。期间，商震代表中国在辩论中以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指出，不论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是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及以后对中国长达八年的全面侵略，裕仁天皇都是首要决策者，作为日本惟一的最高统治者和军队的惟一最高统帅，天皇是日本所有侵略战争的罪恶之源！中国坚决主张废除日本天皇制，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商震的慷慨陈词，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的心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天皇制未被废除，天皇也未被追究战争责任，但商震代表国家和民族所作的辩论不容忘却！
1949年3月，商震辞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定居日本。1974年和1975年商震曾两次回国观光，受到朱德、叶剑英的接见和宴请。1978年5月15日，商震病逝东京，享年90岁，其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抗日名将
1905年，17岁的商震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先在普通科补习英文及文理课程，后被分到步科学习。同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1908年，商震在日本短暂留学一年后，回国到长春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并于1912年初被公推为“关外民军总司令”。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年仅24岁的商震被授予陆军部“高级顾问”的虚职。1916年, 商震投奔阎锡山，受到重用，屡立战功。但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由于同阎锡山在是否坚决服从中央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商震最终在中原大战后率军离开山西，脱离晋系，并在蒋介石、张学良的支持下，担任第32军军长。
1933年春，长城抗战爆发。第32军编入第二军团，商震任军团总指挥，率部浴血抗日。1935年，商震被授予二级上将，同年12月出任河南省主席。为唤起广大民众的爱国抗日精神，商震于1936年3月8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相传为岳飞的生日）主持隆重的祭岳活动，以岳飞抗击金军的精神，激励民众树立民族正气，抗击日寇。全面抗戰爆发后，商震调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奔赴河南、河北一带抗日。期间，其指挥部虽屡遭日军飞机轰炸，但商震仍坚守岗位，指挥若定。1940年，商震被调往湖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到半年即又调任重庆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后又兼外事局局长，自此结束了长达30年的戎马生涯，转而在外交战线上为国效力。
考察缅、印、马战区
商震从陆军上将调任外交战线，一方面是由于他擅长英语，能和外国人直接对话；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擅长交际，有外交天赋。商震的这些优点使其在兼任军委会外事局长后，与英、美军事人员接洽顺利，颇受好评。
1941年初，当日军危及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之时，中英两国就共同保卫缅甸进行了具体讨论。为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中国派出了以商震为团长的“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考察团于1941年2月出发，先赴缅甸，在考察了缅甸的地形、交通、气候、军事设施、民情等情况并进行研究后，商震等人认为，日军一旦与英国开战，将首先在缅甸境内击溃英军，腰斩滇缅公路，而不会先在中国境内切断滇缅公路。因此，中国军队应尽早以三至五个军的兵力开赴缅甸，配合驻缅英军布防。这些判断和建议集中体现在考察团提出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中。这份计划书得到军委会认可后，立即转送驻缅英军。随后，商震又率团赴印度、马来西亚进行三个月的考察。回国后，考察团编写了长达30万字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这份报告书连同前述计划，无论对形势的分析、敌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的作战部署，都是基本正确的。
然而遗憾的是，在报告书送交英方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英方没有做出积极回应，一是因为其自诩力量雄厚，认为日军不敢轻易向他们挑衅，盲目相信即便日军要切断滇缅公路，也不会选择在缅甸境内；二是英国担心进入缅甸的中国军队人数超过英军，将会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故不同意中国立即派兵去缅甸布防。英国的傲慢和无知最终使商震考察团的计划及报告完全成了一纸空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开罗会议首席军事随员
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的首脑会议，是战时中国元首参加的最高级别的盟国会议。商震作为首席军事代表同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空军司令周至柔、国民党中宣部长董显光等陪同宋美龄，先蒋介石一天飞赴开罗。商震能以蒋介石首席随员身份参加如此高级别的盟国首脑会议，充分说明蒋介石夫妇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在出席开罗会议前，商震已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起，精心拟定了要求美国装备训练中国军队和要求英国协同配合反攻缅甸的提案。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第一次会议，作为中方高级将领，商震同美方高级将领马歇尔将军、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英方高级将领蒙巴顿将军等一起就反攻缅甸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从开罗回国后，商震又根据开罗会议的决定，同史迪威制定了反攻缅甸的具体作战计划。
1944年8月，商震又奉命和顾维钧、魏道明两位大使一同出席了同盟国筹备设立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尽管由于苏联的反对，中国未能参加美、英、苏第一阶段会谈，而只参加了美、英、中第二阶段会谈，但商震等人还是坚持在会议的第一阶段提交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文件，在会议的闲暇之时，也与美、英两国代表保持联系，并就会议要旨进行了积极沟通。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七点补充建议，其中三点被提交给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最终全部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中。英、美代表对包括商震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出色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中国代表团成员巧妙地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出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4年3月，为促进中美谅解与合作，争取美国扩大对华军事援助，建立中美特殊军事关系，蒋介石派遣商震出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当时的《中央日报》报道称，商震任团长的消息公布后，美国各界都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中、美、英加强军事合作之举。该报还称赞商震主持军委会外事局多年，经验丰富，必能胜任新职。
5月17日，商震一行抵达华盛顿，与美国政要就加强对华军事援助进行了交涉。5月30日，蒋介石致电商震指出，日军已开始向粤汉路进攻，请其转告马歇尔将军，加强第十四航空队的实力。5月31日，商震代表蒋介石向罗斯福总统表示，为挽救豫湘桂战场危局，希望美国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这一请求遭到美方拒绝。1945年3月，商震又与美国军方要员李海会晤，就苏联对日作战及美军在中国沿岸登陆等问题进行晤谈，并就雅尔塔会议是否有秘密协议之事进行探询。李海委婉告知商震，苏联对日作战一事已有规定，而美军在中国沿岸登陆一事仍需时日，至于雅尔塔密约之事则未作表示。
尽管在争取美国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商震的工作成效有时不尽如人意，但在担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期间，商震充分显示了其精力过人、处事勤勉的优点，他为争取中国战场急需的物资装备奔走不息的敬业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表现甚至赢得了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的宴请。
为国激辩日本天皇命运
抗战胜利后，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去日本受降。1946年下半年，首任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因在东京私生活失检而被撤职调回国内，商震奉派继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6年5月3日，举世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对在二战中犯有弥天罪行的日本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在此之前，由各同盟国家组成的军事代表团已先期抵达日本，并围绕是否追究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及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举行军事代表团辩论会，商震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会议。期间，商震代表中国在辩论中以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指出，不论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是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及以后对中国长达八年的全面侵略，裕仁天皇都是首要决策者，作为日本惟一的最高统治者和军队的惟一最高统帅，天皇是日本所有侵略战争的罪恶之源！中国坚决主张废除日本天皇制，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商震的慷慨陈词，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的心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天皇制未被废除，天皇也未被追究战争责任，但商震代表国家和民族所作的辩论不容忘却！
1949年3月，商震辞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定居日本。1974年和1975年商震曾两次回国观光，受到朱德、叶剑英的接见和宴请。1978年5月15日，商震病逝东京，享年90岁，其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