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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乃至中国的历史将以世博会为圆心，完成一次转弯，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向上的
上海曾有一道“亚洲第一弯”
沿延安路高架朝外滩方向行驶，两边高楼夹峙，快下匝道时，突然一个左转，视野豁然开朗，一幅无敌江景尽收眼底：左侧是金色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右侧是浦江对岸摩登的陆家嘴中央商务区。
这个弯是俯视黄浦江的最佳角度，能让人产生飞翔在江面上的感觉，备受旅游时尚杂志推祟，“在这里可以看到上海最美的天际线。”
2008年2月，这个著名的弯道被拆除。配合世博会的外滩改造，2010年3月28日，经过33个月重新打造的“新外滩”亮相，并承诺新风貌形成后50年不变。
它注定要与其后33天揭幕的上海世博会“同寿”——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曾说，“世博会是战略性的，管50年。”
在E海社科院研究员屠启宇眼中，已消逝的“亚洲第一弯”极富象征意味，不仅在时间节点上，而且在形态上——有弯度、有坡度，“上海乃至中国的历史将以世博会为圆心，完成一次转弯，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向上的。”
他说，发展中的城市都将经历跨越和转变的历史瞬间，上海正迎来这一瞬间，世博会梦幻般的美，正如同行驶在弯道E的感觉。
“瞬间中心”
“今年，上海将在世界舞台的正中央，站上184天!”屠启宇说。这种“中央之国”的仪式感，似乎可追溯久远。
参展方纷纷亮出自己的好东西，不少是国宝级的，有丹麦国宝“小美人鱼”，七件原本收藏于奥赛博物馆的法国国宝，还有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米开朗琪罗的两幅杰作《水果篮》和《捧果篮的男孩》，是意大利的国宝。
“法国、英国、美国屡次举办过世博会，从没这么受重视。”屠启宇说。
世博带来的，必定不仅仅是那些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新技术，新产品，在这个古老国度对现代化之路作出新思考、新选择的关头，民智的开启、心灵的激荡，理应成为“转弯”的最大动力。
“因为这是在中国。”美国馆负责人Allen的话恰好可以作为回答。
2000年。美国没有参加德国汉诺威世博会。2010年，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却“下决心不让美国成为唯一缺席上海世博会的国家’。
1851年首届世博会在伦敦举行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曾骄傲地描绘英国人的心态：“北美和俄国是我们的玉米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沿岸是我们的木材森林，大洋洲是我们的牧场，秘鲁提供白银，南非提供黄金，印度和中国人为不列颠种茶，而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
那一年，英国占据了欧洲工业总产量的2／3，世界商业贸易的20％。
而150多年后的中国，GDP总量将突进至全球第二，2009年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17％，居世界第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首次超过美国。
在现代化之路上追赶一百多年后，她并没有当年大英帝国那种天下为我所用的洋洋自得。全球化分工使她成为“世界工厂”，但她显然并不满足于此。
“每一届世博会都使举办地成为世界文明的瞬时中心，国家博览会都有着呈现国家力量的意图。”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乔兆红说，“博览会缘起于大国登场，其历程证明着强国世博，其影响证明着世博强国。”
其实，与其说世博将为中国带来“转弯”的契机，倒不如说世博将见证中国历史的拐点。此时此刻，中国正面临着“转弯”的多重内在需求——发展方式、制度安排、社会结构、公民意识，都期待更有力度的新创与飞跃。
向中国推销与推销中国
其实，中国人一直站在世博会舞台上。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策划师、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在不同场合演讲，总喜欢举出三个物证：
1851年伦敦举办首届世博会，邀请中国人出席开幕式，并且有一个独立展室，当地媒体是这样报道的：伦敦世博会吸引了中国等25个国家参加。
还有一幅油画，是英国画家塞鲁斯的作品，它描绘了首届世博会盛大的开幕场景，一个人站在右列前排最突出的位置，他叫希生，是世博会上的“中国第一人”。
2008年底，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枚1848年英国伯明翰铸造的纪念章，正面有希生半身像，这是英国最早刻上中国人像的纪念章。
之后，中国基本参加了每一届世博会。“想搜集梳理一个完整版中国在历届世博会的获奖目录，竟然无从下手。”吴建中说，“太多了，出本书都列不全。”
但是，他说，中国获奖产品的结构让人“惭愧”，几乎始终如一的是一些原始的工农业材料，附加值不高的初级产品以及精致却少实用价值的古董，极少近代工业产品参展，更遑论能影响人类未来生活的伟大发明。
同时代的欧美国家带到世博会的参展品是些什么呢?大功率蒸汽机，复式电报和留声机，还有克虏伯大炮。
“别对中国馆报以超现实的期望。”上海市政府一名负责外宣的官员表示，“那么多展馆一字排开，你能直观地感觉到中国馆与发达国家馆的差距。但是，历史地看，中国进步也很显著，它在本届世博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理念，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建构大国形象。”
“一方面，我们在向世界推销中国，另一方面，世界热衷于向中国推销。”屠启宇说，“中国概念炙手可热，学者感觉不插一脚，就失去了话语权；商人感觉不插一脚，就失去了市场；政客感觉不插一脚，就失去了讲坛。”
在世博年，数十个世界级奢侈品牌在上海遍地开花。半年内两家LV新店开张，半岛酒店会引入约24个奢侈品牌，陆家嘴金融中心的热门租位被众多国际品牌争抢一空。
淮海中路西段的798号到806号，一连开出Piaget、Cartier等数家名表店，卢湾区商委人士认为，能吸引十几个顶级大牌抢滩淮海路，其最大动因还是世博效应。
走到拐点
“无论是中国人看自己，还是外国人看中国，中国能向外人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庞大。”屠启宇说，“也许已被推至前排，但并未拥有主导权。日本在上升期，也曾遭遇世界献媚，结果是被捧杀。我们定要脚踏实地，不被虚妄的大国情怀蒙蔽瞭望的眼睛。”
这位研究者认为，世博会必定会带来上海的“转弯”，但至少在世博会的准备期内，“转弯”的新意与苗头还不十分清晰，“某种意义上主要是靠着堆钱推动。”
“当奥运会、大阅兵、世博会一次次把举国体制推到极致，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屠启宇问，“我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个拐点。”
“对上海来说，世博会是借国家力量实现这一升级的难得契机。”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院院长、上海市政府商业决策咨询专家陈信康说。
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胡晓鹏说：“上海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驱动，未来的基础设施，虹桥枢纽、地铁、隧道、高铁，几乎都已规划完善，世博后单靠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很小。”
据统计，1991年至2000年的10年
上海曾有一道“亚洲第一弯”
沿延安路高架朝外滩方向行驶，两边高楼夹峙，快下匝道时，突然一个左转，视野豁然开朗，一幅无敌江景尽收眼底：左侧是金色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右侧是浦江对岸摩登的陆家嘴中央商务区。
这个弯是俯视黄浦江的最佳角度，能让人产生飞翔在江面上的感觉，备受旅游时尚杂志推祟，“在这里可以看到上海最美的天际线。”
2008年2月，这个著名的弯道被拆除。配合世博会的外滩改造，2010年3月28日，经过33个月重新打造的“新外滩”亮相，并承诺新风貌形成后50年不变。
它注定要与其后33天揭幕的上海世博会“同寿”——上海市前市长汪道涵曾说，“世博会是战略性的，管50年。”
在E海社科院研究员屠启宇眼中，已消逝的“亚洲第一弯”极富象征意味，不仅在时间节点上，而且在形态上——有弯度、有坡度，“上海乃至中国的历史将以世博会为圆心，完成一次转弯，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向上的。”
他说，发展中的城市都将经历跨越和转变的历史瞬间，上海正迎来这一瞬间，世博会梦幻般的美，正如同行驶在弯道E的感觉。
“瞬间中心”
“今年，上海将在世界舞台的正中央，站上184天!”屠启宇说。这种“中央之国”的仪式感，似乎可追溯久远。
参展方纷纷亮出自己的好东西，不少是国宝级的，有丹麦国宝“小美人鱼”，七件原本收藏于奥赛博物馆的法国国宝，还有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米开朗琪罗的两幅杰作《水果篮》和《捧果篮的男孩》，是意大利的国宝。
“法国、英国、美国屡次举办过世博会，从没这么受重视。”屠启宇说。
世博带来的，必定不仅仅是那些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新技术，新产品，在这个古老国度对现代化之路作出新思考、新选择的关头，民智的开启、心灵的激荡，理应成为“转弯”的最大动力。
“因为这是在中国。”美国馆负责人Allen的话恰好可以作为回答。
2000年。美国没有参加德国汉诺威世博会。2010年，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却“下决心不让美国成为唯一缺席上海世博会的国家’。
1851年首届世博会在伦敦举行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曾骄傲地描绘英国人的心态：“北美和俄国是我们的玉米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沿岸是我们的木材森林，大洋洲是我们的牧场，秘鲁提供白银，南非提供黄金，印度和中国人为不列颠种茶，而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
那一年，英国占据了欧洲工业总产量的2／3，世界商业贸易的20％。
而150多年后的中国，GDP总量将突进至全球第二，2009年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17％，居世界第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首次超过美国。
在现代化之路上追赶一百多年后，她并没有当年大英帝国那种天下为我所用的洋洋自得。全球化分工使她成为“世界工厂”，但她显然并不满足于此。
“每一届世博会都使举办地成为世界文明的瞬时中心，国家博览会都有着呈现国家力量的意图。”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乔兆红说，“博览会缘起于大国登场，其历程证明着强国世博，其影响证明着世博强国。”
其实，与其说世博将为中国带来“转弯”的契机，倒不如说世博将见证中国历史的拐点。此时此刻，中国正面临着“转弯”的多重内在需求——发展方式、制度安排、社会结构、公民意识，都期待更有力度的新创与飞跃。
向中国推销与推销中国
其实，中国人一直站在世博会舞台上。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策划师、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在不同场合演讲，总喜欢举出三个物证：
1851年伦敦举办首届世博会，邀请中国人出席开幕式，并且有一个独立展室，当地媒体是这样报道的：伦敦世博会吸引了中国等25个国家参加。
还有一幅油画，是英国画家塞鲁斯的作品，它描绘了首届世博会盛大的开幕场景，一个人站在右列前排最突出的位置，他叫希生，是世博会上的“中国第一人”。
2008年底，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枚1848年英国伯明翰铸造的纪念章，正面有希生半身像，这是英国最早刻上中国人像的纪念章。
之后，中国基本参加了每一届世博会。“想搜集梳理一个完整版中国在历届世博会的获奖目录，竟然无从下手。”吴建中说，“太多了，出本书都列不全。”
但是，他说，中国获奖产品的结构让人“惭愧”，几乎始终如一的是一些原始的工农业材料，附加值不高的初级产品以及精致却少实用价值的古董，极少近代工业产品参展，更遑论能影响人类未来生活的伟大发明。
同时代的欧美国家带到世博会的参展品是些什么呢?大功率蒸汽机，复式电报和留声机，还有克虏伯大炮。
“别对中国馆报以超现实的期望。”上海市政府一名负责外宣的官员表示，“那么多展馆一字排开，你能直观地感觉到中国馆与发达国家馆的差距。但是，历史地看，中国进步也很显著，它在本届世博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理念，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建构大国形象。”
“一方面，我们在向世界推销中国，另一方面，世界热衷于向中国推销。”屠启宇说，“中国概念炙手可热，学者感觉不插一脚，就失去了话语权；商人感觉不插一脚，就失去了市场；政客感觉不插一脚，就失去了讲坛。”
在世博年，数十个世界级奢侈品牌在上海遍地开花。半年内两家LV新店开张，半岛酒店会引入约24个奢侈品牌，陆家嘴金融中心的热门租位被众多国际品牌争抢一空。
淮海中路西段的798号到806号，一连开出Piaget、Cartier等数家名表店，卢湾区商委人士认为，能吸引十几个顶级大牌抢滩淮海路，其最大动因还是世博效应。
走到拐点
“无论是中国人看自己，还是外国人看中国，中国能向外人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庞大。”屠启宇说，“也许已被推至前排，但并未拥有主导权。日本在上升期，也曾遭遇世界献媚，结果是被捧杀。我们定要脚踏实地，不被虚妄的大国情怀蒙蔽瞭望的眼睛。”
这位研究者认为，世博会必定会带来上海的“转弯”，但至少在世博会的准备期内，“转弯”的新意与苗头还不十分清晰，“某种意义上主要是靠着堆钱推动。”
“当奥运会、大阅兵、世博会一次次把举国体制推到极致，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屠启宇问，“我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个拐点。”
“对上海来说，世博会是借国家力量实现这一升级的难得契机。”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院院长、上海市政府商业决策咨询专家陈信康说。
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胡晓鹏说：“上海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驱动，未来的基础设施，虹桥枢纽、地铁、隧道、高铁，几乎都已规划完善，世博后单靠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很小。”
据统计，1991年至2000年的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