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无力者看中一座桥,这座建筑就开始承担交通意义之外的社会功用,它在此时转化成了信访局,劳动仲裁部门,公安局,法院甚至——情感的宣泄口。
当陈富超爬上桥，当章俊带着几个农民工爬上高楼，想用被一些媒体称为“跳楼秀”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解决他们面临的麻烦时，事实上是在提示这个社会，那些所谓正常的麻烦解决程序出现了问题。尽管绝大多数的他们确实是在作秀，但在大桥和高楼之上的他们，在现实中，觉得没有充分的渠道来維护自己的权利和权益，他们是无可选择的弱者。
尽管这种“跳楼秀”让社会支付了较高成本，但真正制造这些成本的却不是这些农民工。
“好心办坏事”的广州推人老伯充当了一个社会仲裁者的角色，而真正的仲裁者却似乎总在缺位。
而更加需要警惕的是在类似事件中公众的日趋麻木和厌倦，这个社会是否正在失去同情心和正义感？正是这样的同情心才会为遭受冤屈的弱者带来温暖和希望。唯有这样的同情心存在，才能让无力者找到更多的路，而不是爬上一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