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新政府需要“巧”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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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新政府:给德国人的圣诞礼物
  9月22日举行的德国大选尘埃落定,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虽成选举产生的议会第一大党,但与联邦议会绝对多数的地位擦肩而过。在组阁问题上,德国极有可能迎来历史上第三次黑红大联合的新政府。一方面,联盟党获得了组阁权,但它与绿党初步接触即宣告谈判破裂。默克尔觊觎的是社民党占多数的联邦参议院,渴望形成联邦政府对州政府的优势地位,因此,与社民党联合是联盟党的首选,而在社民党方面,该党担心背负“只关心政党自身利益,不在乎国家前途”的骂名,竭力避免重新选举,党内又有“执政总比在野强”的传统心理倾向,参与执政逐渐成为社民党的主流意见。因此,联盟党和社民党联合执政成了目前最佳方案。
  自德国联邦选举以来,联盟党与最大反对党社民党经过三轮尝试性对话后,终于同意举行联合组阁谈判。10月23日,由75名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代表宣布谈判启动。谈判分12个谈判小组以及四个谈判分组举行。默克尔和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皆表示,德国新一届政府有望在圣诞节前组建完毕。
  在过去,联盟党一向被视为保守政党,传统上主张不过分干预经济和社会运行。社民党出身工人阶级,反对贫富分化,强调政府对民众的责任。然而,今时今日黑红之间的政策分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默克尔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如何解释基民盟理念,她回答说:“这是关于如何赚钱和如何花钱的问题。基民盟同时关心两个方面,一个是让经济运转起来,创造劳动岗位,挣到钱,另一个是由税收获得的收入是否有助于扶持社会弱势群体。”在同自民党联合组阁时,联盟党有意忽略自民党的减税要求,不惜使选举时许下减税承诺的自民党颜面尽失。默克尔在一次党内聚会时,还尖锐地指称:“基民盟绝对不是德国工业协会的附属机构。”而社民党前总理施罗德实施的改革就已经挥刀斩向工人阶级的福利,此次选举的总理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则更加旗帜鲜明地主张,人们要用自己的力量为自己创造生活,要为自己担负起全部责任,以致于被对手嘲笑为“不像社民党的社民党领袖。”联盟党向左转,社民党向右转,两党在经济领域有共识,分歧只在于程度不同。默克尔对谈判进程比较乐观,甚至耍起了她惯有的冷幽默:“圣诞节要比我们的预计来得早一些。”
  如何分配经济蛋糕
  习惯于捂紧钱袋过日子的德国政府享受着经济良好运行的红利,实现了财政上的“扭亏为盈”。2012年德国政府财政收入盈余23.8亿欧元,五年来首次抹平了赤字。2013年德国政府继续开源节流,财税收入大幅增加,上半年政府财政继续实现盈余。按照财长朔伊布勒的计划,2015年德国联邦政府将全面实现结构性的财政平衡。这为德国政府实施经济调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从表面上看,目前德国经济运行良好,但并非没有隐忧。德国经济对出口依赖性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人口老龄化凸显,国内基础设施老化,能源转型推高电价等等问题,新一届政府必然看在眼里。如何花好手里的钱,运用政策杠杆和金融工具推动德国经济继续前进,是默克尔第三次出任政府总理期间必须直面的课题。
  默克尔连任后国内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三类,一是税收,二是福利,三是投资。
  在税收问题上,社民党主张通过提高税率,增加对高收入者的税收,来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据施泰因布吕克说,德国只需要对富人增加不到5%的税收,就能使全国超过40%的普通百姓获益。然而,与社民党的竞选主张相左,默克尔始终反对增税,她在联盟党的竞选纲领中强调,连任后不会增加新的税收项目,也不会提高现有的税收水平。朔伊布勒在基民盟胜选后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政府有的是钱,不需要增税。”社民党在组阁谈判中暗示,如果联盟党能提出其他解决方案,自己可能放弃对高收入人群增税的要求。可以说,直接向德国富人征税已经不在未来政府的政策清单中。
  在福利问题上,默克尔不增税并不意味着不提高德国人民福利。尽管联盟党反对社民党取消公私医疗保险的区分,不以全民医疗为目标,但在实施最低工资、增发养老金、实现男女税收平等、发放儿童补贴等福利问题上,联盟党基本赞成。多年来,德国劳动力成本增速都是欧洲最低的,虽然这为德国提供了竞争力优势,但损害了德国劳动者的利益。10月30日的第二轮组阁谈判中,联盟党和社民党很快就最低工资问题达成初步协定,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将向更多行业和领域开放。此前,行业是否实行最低工资由联邦法律决定。新协议则规定,只要该行业的雇主和雇员均向联邦政府提出最低工资标准申请,就可实施。这一组阁谈判的难点问题取得了突破。今年年底,德国养老金账户上的可持续储备金额将达310亿欧元,超过德国法律规定的最高额度,新一届政府将从明年7月1日起减少养老金的缴纳额度。政府今后还会提高已生育妇女的养老金,向1992年以前出生的孩子的母亲每个月支付28欧元。
  在投资问题上,其一是严重老化的国内基础设施需要翻建。目前16个联邦州都同意加大对道路建设的投资。谈判工作小组因此建议,以联邦基金为资金来源组成翻建基金,分15年提供400亿欧元资金。其二是继续支持能源转型,政府无论是为巩固德国绿色经济的优势,还是是为实现低碳环保的社会目标,其支持力度都不会减少,但是能源转型必将推高能源价格,德国三口之家年均消费电量3500度,2013年电费为185欧元,2014年将达220欧元。为解决这一问题,新政府将推动议会通过“可再生能源法”,最迟于2015年付诸实施,还将向水电企业发放特殊补贴来控制价格问题,引导保护投资方向。其三是德国须增加教育投入。据研究,近年来德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劳动者数已低于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要保证质量和技术在全球领先,德国需要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投入,不能再让大学和研究机构出现资金短缺的现象。
  上述问题意味着德新政府需要在自身收入无法大幅增加的前提下,加大投资力度。可是德国政府为了向欧洲率先垂范,还大幅削减政府债务。根据计划,德国政府债务将从目前占GDP的80%,在未来四年降至68.5%。这要求默克尔在新任期内,保持政府财政收入盈余的同时,不举新债。如何巧妙安排政府的开支,满足德国人民分享经济成果的期望,同时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保持经济稳健增长,这将是对默克尔的重大考验。   规训欧洲 审视世界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无法理解,为何德国人要为希腊人的不良债务买单。事实上,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深入,德国已经同欧洲血肉相连,它从欧洲共同市场直接获益,从单一货币体系间接获利,从德法和解中享受和平,朔伊布勒曾说过,如果欧元失败,德国经济将倒退5.1%,每年将损失1500亿欧元。推而广之,如果欧洲一体化失败,德国的损失将无法衡量,德国离不开欧洲。因此,德国政府看似惟一可做的,就是利用德国的影响力,训练欧洲的纪律性,用德国的模式,去规划欧洲的发展。
  默克尔在大选后称,将一如既往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同时仍坚持紧缩政策的立场和改革的要求。默克尔对于欧洲的未来有着自己的构想。默克尔的欧洲是债务国勤俭节约、致力改革的画卷,而非各成员国政府肆意挥霍,德国无条件买单的场景。所以,德国支持欧洲银行监管机制,却带头反对欧洲银行清算机制,不愿轻易掏钱。默克尔的欧洲应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而非虚拟经济横行,因此,联盟党和社民党在欧洲问题上率先达成的共识是关于金融交易税的协议。默克尔的欧洲是成员国共治的欧洲,而非欧盟机构的天下。当欧洲议会热烈企盼2014年欧洲大选自己有权选举欧委会主席时,默克尔当头泼了一泼冷水,称欧委会主席仍须由各成员国批准。
  默克尔还努力修补同欧洲大国的关系。尽管德国悄然承担起了引领欧洲的重任,但是德国人亦清醒地认识到,欧洲一体化的深入离不开英法的鼎力支持。因此,默克尔三番五次挽留表示要离开欧盟的英国,不忘扶持法国衰弱的经济,给予其例外的宽期。这样的欧洲可能称不上德国的欧洲,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行动常常裹足不前,但它却是最符合德国利益的欧洲。
  八年任期之后,默克尔需要重新审视与世界其他地区大国的关系。默克尔与俄国关系遇冷。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之时,默克尔曾对俄国改革寄予很大希望,“梅普互换”之后,默克尔对普京极度失望,德屡屡批评俄国人权问题,俄则驱逐德基金会组织,德俄关系短时难以改善。中德关系虽然在默克尔当政之初经历波折,但随着两国经济往来的日益加深,在中德两国领导人推动下,中德关系前所未有地火热起来,甚至出现了所谓“中德特殊关系”的论调,令日本政界十分妒忌,指责默克尔每年和中国领导人会晤,却几乎没关注过日本。
  德美关系近来受到“棱镜门”的严峻考验。奥巴马访德即遭冷遇。10月底,法国、德国又先后曝出美国国家安全局针对当地公民或领导人的“窃听门”事件,事件愈演愈烈。德国情报机构坐实总理默克尔的手机也遭窃听。虽然默克尔是西方价值观的坚定捍卫者,是美国忠诚的伙伴,但德国追寻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常常与美国的意愿相左,美国对其并不放心。默克尔素有“手机治国”的习惯,每日要向总理办公厅专门订制70条重要新闻,并通过手机同各个部长要员联系。此次证实手机泄密,默克尔十分恼怒。德法联手推动欧盟峰会声讨美国行径,并与巴西共同起草联大决议草案,呼吁保护数据隐私。德联邦议院决定于11月18日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并可能就是否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表决。绿党议员汉斯-克里斯蒂安·施特勒贝勒专程前往莫斯科与斯诺登会面,邀其前往德国协助调查,并带回其亲笔信。美国起先试图解释平抑德国怨气,但效果不佳,随后反唇相讥,认为来自欧洲的监听也为数不少。数日后,美国财政部又指责德国出口经济拖累欧美经济复苏,损害世界经济利益,德美关系遭遇寒流。这一风波可能损害美国在欧洲人心中的形象,刺激德国推动欧洲数据保护立法,还可能在建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的过程中阻碍数据交换的谈判,影响欧美之间相互信任,但是德美、欧美关系的主流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也许改变的只是默克尔“手机治国”的方式,转向倚重保密固定电话治理国家。也可能,默克尔在新的任期内需慎重权衡德国在世界舞台的位置,灵活把握价值观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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