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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德·阿姆罗依是伊朗著名翻译家及外国文学专家，迄今翻译出版的世界名著及现当代各国优秀文学作品多达67种。和黑托尼一样，阿姆罗依作为嘉宾，在中国社科院“亚洲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地域冲突与文化认同”国际研讨会上作了演讲。
阿姆罗依也是伊朗最早介绍中国文学的专家，他借助英文翻译了鲁迅、丰子恺、卞之琳等十余人的作品，为中伊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然而这位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伊朗作家说，“在来中国之前，我们在西方媒体的影响下，认为共产主义的中国很可怕，处处都要小心谨慎。来到中国，看到中国完全不是西方媒体宣传的那样。”
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学研究室穆宏燕主任的帮助下，本刊记者访问了阿姆罗依。
向伊斯兰精神回归
《南风窗》：在研讨会上，穆宏燕教授讲了伊朗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让我感触很深。伊朗为了寻求民族独立、建立现代国家，同中国一样曾经“上下求索”，两位如何理解伊朗道路?
阿姆罗依：伊朗20世纪的运动，实际上跟国际环境是分不开的。立宪运动不单伊朗发生了，很多国家都发生了这种启蒙运动，左翼运动也一样，俄国十月革命过后，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左翼运动发展都非常快，这是国际形势的一部分。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之后，伊朗的全面西化，同样也与国际形势相连——冷战时期，一部分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比如朝鲜、古巴还有中国，另外一些国家选择了站在西方一边。
左翼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在伊朗仍然存在，只是影响不是很大，知识分子阶层始终站在群众一边，为民众利益着想，所以当西化政策影响下层人民利益的时候，知识分子选择鼓动和支持人民起来，同巴列维政权斗争。伊朗是一个以什叶派为国教的伊斯兰国家，宗教领袖在人民当中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当宗教领袖霍梅尼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巴列维专制政权的时候，不仅普通民众听从了指令，一些非宗教人士，甚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士，都响应了霍梅尼的号召。正是霍梅尼崇高的威望，使得伊斯兰革命获得了成功。
穆宏燕：伊朗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除宗教阶层之外另一个能够影响伊朗政局和掌握民众思想的阶层。伊朗的知识分子早在立宪运动中就起了非常重要的领导作用。立宪运动失败后，他们逐渐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曾力图使伊朗走社会主义道路。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面对巴列维国王“白色革命”所带来的伊朗传统文化失落以及社会道德沦丧，伊朗知识分子重回传统，寻求解救之道。当宗教领袖霍梅尼和伊朗现代宗教学者、理论家夏里亚提指出“伊斯兰是唯一的拯救之路”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了这种思想。
伊斯兰文坛领袖阿勒·阿赫玛德的思想转变，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早先信仰社会主义，是人民党高层领导人，后来退出人民党，但其后多年仍倾向左翼。阿勒·阿赫玛德一度十分鄙视宗教的愚昧，伊朗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之后，面临“白色革命”带来的社会精神危机，他重新意识到宗教的力量，并写作了《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一书，呼吁知识分子应与宗教阶层结盟，用伊斯兰精神拯救伊朗，拯救伊朗文化。1969年，阿赫玛德突然因心肌梗塞去世，人们猜测是被“萨瓦特”特务所害，这更增加了知识分子阶层与巴列维政府的对立情绪。1977年，伊斯兰革命的前夜，《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全书出版，宣告了伊朗知识分子对巴列维政权的彻底“背叛”。伊朗知识分子普遍向伊斯兰精神的回归，对于伊斯兰革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伊朗经验
《南风窗》：像刚才两位所谈论的，伊朗全盘西化的“白色改革”为巴列维王朝的覆灭埋下了祸根。那么，伊朗的经验对于正处在改革深水区的中国有什么借鉴?
阿姆罗依：巴列维国王在60年代所推行的“白色革命”是非常没有根基的革命，可以用伊朗的一句谚语来形容——“把自己的胡子剪掉贴在头发上”，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它把农业全部破坏了来发展工业，而工业又完全受到西方控制，并非从基础工业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同时，石油价格暴涨，使得国家一下子变得特别富有，这样的经济发展不过是虚幻的泡沫经济。此外，当时伊朗购买了许多先进的机器设备，现代化程度陡然提得很高，受雇佣的人很少，大量散失家园、涌入城市的农民工没有工作，大量的人失业，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对中国的情况不是十分了解，但就我所看到的而言，我觉得中国的经济是有基础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占领了国际市场，比如说伊朗的纺织品全都是中国货。跟伊朗相比，中国更多地照顾到下层人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国虽然全力发展经济，但还是比较注重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这也是当年巴列维政权没有做到的。
穆宏燕：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总体上是一步一步往前走。伊朗当时“一夜暴富”，而石油收入增长并没有使下层人民受益，极少部分人掌握了大量的财富，贫富分化非常严重，其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与中国相比，伊朗对于农业的改革非常激烈，现在基本没有什么农业了，仅存的部分农业集中在里海沿岸一带。土地改革是“白色革命”的首要内容，它使得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城市经济飞速发展。但在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巴列维政府没能解决好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问题，由此造成一系列的社会症结。还有一点很重要，在伊朗，清真寺拥有庞大的地产，而这些地产正是宗教阶层的经济命脉，土地改革造成利益受到侵害的宗教阶层与巴列维政权对立，最终成为伊斯兰革命的导火索。
《南风窗》：20世纪上半叶，美国和英国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但苏联却更多地控制了伊朗的意识形态领域。伊朗社会主义运动一度蓬勃发展，最后却以失败告终。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结果?
阿姆罗依：伊朗共产党(人民党)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伊朗社会主义发展初期，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伊朗共产党追随苏联的革命经验，通过武装革命来进行斗争，但后来遭到镇压。1941年后成立了人民党，它选择的道路，不是效法苏联，而是效法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后者不主张采取武装斗争，而是通过议会斗争，通过赢得选举，在议会当中占据更多席位来掌控政权。上世纪40年代，人民党是伊朗的第一大党，在议会当中占据了很多席位，曾产生了很大影响。
遭到镇压过后，人民党成为地下组织，一直有活动，并且产生了分化，一部分人主张继续走欧洲的非武装斗争的道路，但另一部分人主张采取毛泽东的游击战策略，包括学习古巴的游击战。但是人民党的地下组织系统不是很完善，他们的游击战非常分散，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强大的力量，这也是它最终成不了气候的原因。
另外，社会主义思想或者共产主义思 想，在伊朗的知识分子当中影响比较大，而在群众当中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它缺乏人民群众的支持。
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
《南风窗》：埃及作家黑托尼认为，伊朗宗教阶层领导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并没有完全兑现当初的承诺，消极情绪一度蔓延整个阿拉伯世界。阿姆罗依先生，你能谈谈伊斯兰革命初期伊朗的国内局势吗?
阿姆罗依：在同巴列维国王政权的斗争中，“自由运动”始终与宗教阶层站在同一战线。“自由运动”是伊朗政坛上的一股中间力量，它有着长期同封建专制斗争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50年代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它成功地遏制了英国对伊朗石油资源的控制。伊斯兰革命后建立了伊斯兰委员会，“自由运动”的领导人巴扎尔冈被选为总理，但他一开始就同宗教阶层和非宗教阶层中的激进派意见相左，因此形成了临时政府与强大宗教阶层之间的矛盾。双方矛盾激化后，巴扎尔冈被迫辞职，“自由运动”被宣布为非法党派，一些部长级领导遭到逮捕，另一些则流亡海外。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随即成立议会并通过了伊斯兰宪法，并举行全民选举，98％的伊朗人民对伊斯兰共和国投了赞成票。也有一些政治力量试图建立“人民共和国”或者“联邦共和国”，它们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知识分子当中，在普通人民当中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当时，“人民圣战组织”也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这支政治力量类似于拉丁美洲的“神学解放阵线”，其主张结合了宗教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伊斯兰革命后，该组织竭力想在革命阵营中占据自己的地盘，并渗透国家安全领域，后来也从事一些恐怖活动，比如在总统官邸放置炸弹。同时，伊斯兰革命的反对力量也竭力进行破坏活动。的确，革命领导阶层在革命中XCA民的允诺在革命后没有完全兑现，人民的不满情绪因此被各种力量充分利用。总之，当时的形势混乱而且复杂。
不过，伊拉克对伊朗发动战争使得伊朗国内各种不同意见和分歧被搁置，不同政治力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捍卫自己的国家，这使得新政权赢得了时间去解决国内的政治分歧和矛盾，最终站稳了脚跟。
《南风窗》：你在演讲中表达了你对于美国的中东政策的看法。我想知道，这种看法在伊朗的知识分子阶层中间普遍吗?
阿姆罗依：伊斯兰新政权诞生时，美国以种种经济援助诱惑萨达姆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与美国曾经发动朝鲜战争意图扼杀新中国如出一辙。长达8年的战争使交战双方损失惨重，而资本主义国家军工业却将我们的国土当作自己的武器实验场，他们一方面向伊拉克提供生化武器袭击伊朗，另一方面又以人道的面孔为伊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实质上是想研究生化武器的效果，以便进一步改进，增大杀伤力。毫无疑问，我热爱自己的祖国，但我讲的都是事实，而不是出于民族偏执。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伊朗人，我不敢说，我的看法能代表所有的知识分子，但我周围的同事和朋友都跟我持相同的观点。伊朗人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尽管我们内部有很多的分歧，但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我们总能同仇敌忾。我可以举一个例子，1941年，为了开通苏联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通道，同盟国出兵占领了伊朗，本来这对于二战取得胜利是有利的，而同盟国在二战中也代表正义的一方，但伊朗人民出于民族情感，对于同盟国军队进入伊朗也进行了抵抗。我们国家的内部问题，伊朗人自己能够解决，我们不需要外国人来帮助解决，更不允许外敌入侵。
我认为，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永远是具有最高价值的问题。
阿姆罗依也是伊朗最早介绍中国文学的专家，他借助英文翻译了鲁迅、丰子恺、卞之琳等十余人的作品，为中伊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然而这位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伊朗作家说，“在来中国之前，我们在西方媒体的影响下，认为共产主义的中国很可怕，处处都要小心谨慎。来到中国，看到中国完全不是西方媒体宣传的那样。”
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文学研究室穆宏燕主任的帮助下，本刊记者访问了阿姆罗依。
向伊斯兰精神回归
《南风窗》：在研讨会上，穆宏燕教授讲了伊朗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让我感触很深。伊朗为了寻求民族独立、建立现代国家，同中国一样曾经“上下求索”，两位如何理解伊朗道路?
阿姆罗依：伊朗20世纪的运动，实际上跟国际环境是分不开的。立宪运动不单伊朗发生了，很多国家都发生了这种启蒙运动，左翼运动也一样，俄国十月革命过后，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左翼运动发展都非常快，这是国际形势的一部分。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之后，伊朗的全面西化，同样也与国际形势相连——冷战时期，一部分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比如朝鲜、古巴还有中国，另外一些国家选择了站在西方一边。
左翼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在伊朗仍然存在，只是影响不是很大，知识分子阶层始终站在群众一边，为民众利益着想，所以当西化政策影响下层人民利益的时候，知识分子选择鼓动和支持人民起来，同巴列维政权斗争。伊朗是一个以什叶派为国教的伊斯兰国家，宗教领袖在人民当中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当宗教领袖霍梅尼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巴列维专制政权的时候，不仅普通民众听从了指令，一些非宗教人士，甚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士，都响应了霍梅尼的号召。正是霍梅尼崇高的威望，使得伊斯兰革命获得了成功。
穆宏燕：伊朗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除宗教阶层之外另一个能够影响伊朗政局和掌握民众思想的阶层。伊朗的知识分子早在立宪运动中就起了非常重要的领导作用。立宪运动失败后，他们逐渐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曾力图使伊朗走社会主义道路。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面对巴列维国王“白色革命”所带来的伊朗传统文化失落以及社会道德沦丧，伊朗知识分子重回传统，寻求解救之道。当宗教领袖霍梅尼和伊朗现代宗教学者、理论家夏里亚提指出“伊斯兰是唯一的拯救之路”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了这种思想。
伊斯兰文坛领袖阿勒·阿赫玛德的思想转变，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早先信仰社会主义，是人民党高层领导人，后来退出人民党，但其后多年仍倾向左翼。阿勒·阿赫玛德一度十分鄙视宗教的愚昧，伊朗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之后，面临“白色革命”带来的社会精神危机，他重新意识到宗教的力量，并写作了《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一书，呼吁知识分子应与宗教阶层结盟，用伊斯兰精神拯救伊朗，拯救伊朗文化。1969年，阿赫玛德突然因心肌梗塞去世，人们猜测是被“萨瓦特”特务所害，这更增加了知识分子阶层与巴列维政府的对立情绪。1977年，伊斯兰革命的前夜，《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全书出版，宣告了伊朗知识分子对巴列维政权的彻底“背叛”。伊朗知识分子普遍向伊斯兰精神的回归，对于伊斯兰革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伊朗经验
《南风窗》：像刚才两位所谈论的，伊朗全盘西化的“白色改革”为巴列维王朝的覆灭埋下了祸根。那么，伊朗的经验对于正处在改革深水区的中国有什么借鉴?
阿姆罗依：巴列维国王在60年代所推行的“白色革命”是非常没有根基的革命，可以用伊朗的一句谚语来形容——“把自己的胡子剪掉贴在头发上”，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它把农业全部破坏了来发展工业，而工业又完全受到西方控制，并非从基础工业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同时，石油价格暴涨，使得国家一下子变得特别富有，这样的经济发展不过是虚幻的泡沫经济。此外，当时伊朗购买了许多先进的机器设备，现代化程度陡然提得很高，受雇佣的人很少，大量散失家园、涌入城市的农民工没有工作，大量的人失业，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对中国的情况不是十分了解，但就我所看到的而言，我觉得中国的经济是有基础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占领了国际市场，比如说伊朗的纺织品全都是中国货。跟伊朗相比，中国更多地照顾到下层人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国虽然全力发展经济，但还是比较注重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这也是当年巴列维政权没有做到的。
穆宏燕：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总体上是一步一步往前走。伊朗当时“一夜暴富”，而石油收入增长并没有使下层人民受益，极少部分人掌握了大量的财富，贫富分化非常严重，其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与中国相比，伊朗对于农业的改革非常激烈，现在基本没有什么农业了，仅存的部分农业集中在里海沿岸一带。土地改革是“白色革命”的首要内容，它使得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城市经济飞速发展。但在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巴列维政府没能解决好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问题，由此造成一系列的社会症结。还有一点很重要，在伊朗，清真寺拥有庞大的地产，而这些地产正是宗教阶层的经济命脉，土地改革造成利益受到侵害的宗教阶层与巴列维政权对立，最终成为伊斯兰革命的导火索。
《南风窗》：20世纪上半叶，美国和英国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但苏联却更多地控制了伊朗的意识形态领域。伊朗社会主义运动一度蓬勃发展，最后却以失败告终。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结果?
阿姆罗依：伊朗共产党(人民党)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伊朗社会主义发展初期，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伊朗共产党追随苏联的革命经验，通过武装革命来进行斗争，但后来遭到镇压。1941年后成立了人民党，它选择的道路，不是效法苏联，而是效法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后者不主张采取武装斗争，而是通过议会斗争，通过赢得选举，在议会当中占据更多席位来掌控政权。上世纪40年代，人民党是伊朗的第一大党，在议会当中占据了很多席位，曾产生了很大影响。
遭到镇压过后，人民党成为地下组织，一直有活动，并且产生了分化，一部分人主张继续走欧洲的非武装斗争的道路，但另一部分人主张采取毛泽东的游击战策略，包括学习古巴的游击战。但是人民党的地下组织系统不是很完善，他们的游击战非常分散，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强大的力量，这也是它最终成不了气候的原因。
另外，社会主义思想或者共产主义思 想，在伊朗的知识分子当中影响比较大，而在群众当中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它缺乏人民群众的支持。
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
《南风窗》：埃及作家黑托尼认为，伊朗宗教阶层领导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并没有完全兑现当初的承诺，消极情绪一度蔓延整个阿拉伯世界。阿姆罗依先生，你能谈谈伊斯兰革命初期伊朗的国内局势吗?
阿姆罗依：在同巴列维国王政权的斗争中，“自由运动”始终与宗教阶层站在同一战线。“自由运动”是伊朗政坛上的一股中间力量，它有着长期同封建专制斗争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50年代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它成功地遏制了英国对伊朗石油资源的控制。伊斯兰革命后建立了伊斯兰委员会，“自由运动”的领导人巴扎尔冈被选为总理，但他一开始就同宗教阶层和非宗教阶层中的激进派意见相左，因此形成了临时政府与强大宗教阶层之间的矛盾。双方矛盾激化后，巴扎尔冈被迫辞职，“自由运动”被宣布为非法党派，一些部长级领导遭到逮捕，另一些则流亡海外。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随即成立议会并通过了伊斯兰宪法，并举行全民选举，98％的伊朗人民对伊斯兰共和国投了赞成票。也有一些政治力量试图建立“人民共和国”或者“联邦共和国”，它们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知识分子当中，在普通人民当中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当时，“人民圣战组织”也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这支政治力量类似于拉丁美洲的“神学解放阵线”，其主张结合了宗教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伊斯兰革命后，该组织竭力想在革命阵营中占据自己的地盘，并渗透国家安全领域，后来也从事一些恐怖活动，比如在总统官邸放置炸弹。同时，伊斯兰革命的反对力量也竭力进行破坏活动。的确，革命领导阶层在革命中XCA民的允诺在革命后没有完全兑现，人民的不满情绪因此被各种力量充分利用。总之，当时的形势混乱而且复杂。
不过，伊拉克对伊朗发动战争使得伊朗国内各种不同意见和分歧被搁置，不同政治力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捍卫自己的国家，这使得新政权赢得了时间去解决国内的政治分歧和矛盾，最终站稳了脚跟。
《南风窗》：你在演讲中表达了你对于美国的中东政策的看法。我想知道，这种看法在伊朗的知识分子阶层中间普遍吗?
阿姆罗依：伊斯兰新政权诞生时，美国以种种经济援助诱惑萨达姆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与美国曾经发动朝鲜战争意图扼杀新中国如出一辙。长达8年的战争使交战双方损失惨重，而资本主义国家军工业却将我们的国土当作自己的武器实验场，他们一方面向伊拉克提供生化武器袭击伊朗，另一方面又以人道的面孔为伊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实质上是想研究生化武器的效果，以便进一步改进，增大杀伤力。毫无疑问，我热爱自己的祖国，但我讲的都是事实，而不是出于民族偏执。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伊朗人，我不敢说，我的看法能代表所有的知识分子，但我周围的同事和朋友都跟我持相同的观点。伊朗人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尽管我们内部有很多的分歧，但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我们总能同仇敌忾。我可以举一个例子，1941年，为了开通苏联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通道，同盟国出兵占领了伊朗，本来这对于二战取得胜利是有利的，而同盟国在二战中也代表正义的一方，但伊朗人民出于民族情感，对于同盟国军队进入伊朗也进行了抵抗。我们国家的内部问题，伊朗人自己能够解决，我们不需要外国人来帮助解决，更不允许外敌入侵。
我认为，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永远是具有最高价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