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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思想期刊《争鸣》杂志(Le D6bat)在2009年10月号和2010年4月号，以“西方左派的衰落?”为主题先后组织了两期笔谈。
在2009年10月号上，意大利学者哈法勒·西蒙尼首先提出：在2009年欧洲各国的选举中，左派几乎全面败退。从而引发了一个疑问：左派在欧洲还有未来吗?看上去，左派已经度过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半世纪，而没有得到期待的成果，欧洲如同世界一样在向右转。尽管若干国家的左派政党也取得了选举胜利，但这些小小的胜利并不足以让人们信服：左派作为一种期望、传统和建议，重新获得了千百万民众的信仰。看上去，左派的理想正在衰落。
谁该为这场衰落负责?西蒙尼认为至少有几个因素：历史上不适当的政体形式和宣传手段、领导人的选任方式、一连串的决策错误(事隔几十年后才承认)，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乃是领导集团在智识上的平庸化。左派一点一滴地放弃了最初的救世企图，滑向了没有原则、价值、伦理的政治实用主义。结果，在“先磨合后融合”的口号下，当初的左派今天沦为内部彼此分立甚至相互冲突的集合体。相反，“新右派”却已然成型，作者以“超资本主义”为之命名，并总结了后者的十个特征。
左派为何失去了它在工人中的影响力?西蒙尼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工人阶级已经完成了一场关键的政治和文化转变，以消费者形象出现，更加向资产阶级靠拢，另一方面，左派放弃了将工人作为政治上的首要依靠者，忽略了他们的苦难。作者援引托克维尔的预言称，新右派塑造的文化模式已经取代了传统上的主权者，成了一个“温和的妖怪”，吞噬着工人阶级。
西蒙尼的论断，得到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驻巴黎代表厄恩斯特·希尔布兰德的呼应，后者再次强调，左派最严重的疏忽之一，或许就是不再试图把享乐资本主义中的“消费者”同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区分开来。而巴黎政治学院教授马克·拉扎尔则认为，西蒙尼对现象的解释中有一部分值得商榷。前苏联体制的确同压迫、集体化和经济灾难不可分割，但这也遮蔽了左派思想中的一些有价值的概念，如平等、集体行动等等。更重要的是，西蒙尼忽视了左派的某些积极的社会和文化遗产，例如社会民主党和欧洲共同身份．在此意义上右派也已经“左派化”了。他还提醒说，不能把意大利的特有问题普遍化为欧洲的问题，但是总体而言，右派目前看上去一帆风顺，而左派的确陷入了根本性的危机。
随后，西蒙尼以“身为左派的困境”为题作出回应，他承认前文并非是一种预言，而是试图进行描述。现代社会的确从左派思想中获益良多，但问题在于，多数人已经淡忘了这些既得成绩的左派根源，而将其视作天经地义。此外，他也承认美国左派和欧洲不同。前者具有宗教维度，从来不提倡“阶级斗争”，而这一维度是欧洲所缺乏的。总之，欧洲左派衰落的根源，在于现代性对其深层文化和道德预设的有力冲击。
在2009年10月号上，意大利学者哈法勒·西蒙尼首先提出：在2009年欧洲各国的选举中，左派几乎全面败退。从而引发了一个疑问：左派在欧洲还有未来吗?看上去，左派已经度过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半世纪，而没有得到期待的成果，欧洲如同世界一样在向右转。尽管若干国家的左派政党也取得了选举胜利，但这些小小的胜利并不足以让人们信服：左派作为一种期望、传统和建议，重新获得了千百万民众的信仰。看上去，左派的理想正在衰落。
谁该为这场衰落负责?西蒙尼认为至少有几个因素：历史上不适当的政体形式和宣传手段、领导人的选任方式、一连串的决策错误(事隔几十年后才承认)，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乃是领导集团在智识上的平庸化。左派一点一滴地放弃了最初的救世企图，滑向了没有原则、价值、伦理的政治实用主义。结果，在“先磨合后融合”的口号下，当初的左派今天沦为内部彼此分立甚至相互冲突的集合体。相反，“新右派”却已然成型，作者以“超资本主义”为之命名，并总结了后者的十个特征。
左派为何失去了它在工人中的影响力?西蒙尼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工人阶级已经完成了一场关键的政治和文化转变，以消费者形象出现，更加向资产阶级靠拢，另一方面，左派放弃了将工人作为政治上的首要依靠者，忽略了他们的苦难。作者援引托克维尔的预言称，新右派塑造的文化模式已经取代了传统上的主权者，成了一个“温和的妖怪”，吞噬着工人阶级。
西蒙尼的论断，得到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驻巴黎代表厄恩斯特·希尔布兰德的呼应，后者再次强调，左派最严重的疏忽之一，或许就是不再试图把享乐资本主义中的“消费者”同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区分开来。而巴黎政治学院教授马克·拉扎尔则认为，西蒙尼对现象的解释中有一部分值得商榷。前苏联体制的确同压迫、集体化和经济灾难不可分割，但这也遮蔽了左派思想中的一些有价值的概念，如平等、集体行动等等。更重要的是，西蒙尼忽视了左派的某些积极的社会和文化遗产，例如社会民主党和欧洲共同身份．在此意义上右派也已经“左派化”了。他还提醒说，不能把意大利的特有问题普遍化为欧洲的问题，但是总体而言，右派目前看上去一帆风顺，而左派的确陷入了根本性的危机。
随后，西蒙尼以“身为左派的困境”为题作出回应，他承认前文并非是一种预言，而是试图进行描述。现代社会的确从左派思想中获益良多，但问题在于，多数人已经淡忘了这些既得成绩的左派根源，而将其视作天经地义。此外，他也承认美国左派和欧洲不同。前者具有宗教维度，从来不提倡“阶级斗争”，而这一维度是欧洲所缺乏的。总之，欧洲左派衰落的根源，在于现代性对其深层文化和道德预设的有力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