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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史书，凡青史流芳、为人称颂者，无不是头脑清醒，循理依法，逢利必思害，遇福必虑祸。
《国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国的斗子文有很多的政绩，楚成王时常要给他一些赏赐。一到这时候，他就逃走，等成王不赏赐他了再回来。有人对他说：“人生谁不求富，你何必逃避呢？”斗子文说：“从政是为了庇护老百姓，老百姓的财物空了，而我却得到了富贵，这是用百姓的怨恨来自封，那不是找死吗！我是在逃死，不是逃富。”
好一个“不是逃富是逃死”！这是多么有自律、明大义啊！古人所说，自知者明，自胜者强，大概指的就是这类人。
实际生活中，有的人认为，收礼与坐牢很远，贪腐与死亡更远。殊不知，不懂得“逃富”，不知自律，收受贿赂，等到党纪国法找上门来，再想收手已经晚了。可以说，不懂得“逃富”的深意，贪欲膨胀，大量敛财，无异于自寻死路。
柳宗元笔下有一动物，名曰“蝜蝂”，对“财物”来者不拒，越背越多，身累而死。现实中的“蝜蝂者”何其多也。其结果，正印证这样一句话：“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一次，胡太后恩赐朝廷百官绢帛，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力气往回拿，不限数量。百官个个倾尽全力，抱着绢帛回家。章武王元融和尚书令李崇拿得太多，以至于途中跌倒，扭伤了脚踝。太后便不给赏赐，让他们空手回家，一时沦为笑谈。而侍中崔光只拿了两匹布，太后问他：“你为什么拿得这么少？”崔光回答说：“我只有两只手，所以只能拿两匹，这已经够多了。”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面对别人送上门的钱财，不拿白不拿，拿了可能就发财了。殊不知，天上掉馅饼之时，也就是地上有陷阱之时。也许，收受贿赂多了，可能会财物盈门，但距离发财之日近了，距离身陷囹圄也就近了。况且，收受不义之财，即使鼓了腰包，甚至金钱满屋，但超出了自己的收入水平，只能藏着却不敢花，甚至还得装穷以避免被别人发现。这是何苦呢？
明代的严嵩，但求富贵，大肆敛财。其垮台之后，有人把他生平搜刮所得的稀世珍宝列出清单，名曰《天水冰山錄》，洋洋大观，真是令人大开眼界。不知“逃富”者，大抵就像严嵩那样，发财一时，遗臭万年。
历史证明，为官之清，首要的是“清醒”。面对商贩送来的五百两白金，高汉筠说“吾有正俸，此何用焉”；面对他人献出的能照二百里的宝镜，吕蒙正讲“吾面不过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面对家人建议大建宰相宅，李义琰道“岂可尚营美宇，以速祸咎”；面对有人献的紫团参，生病的王安石言“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
这些人是何等的清醒！他们能保持一辈子清廉、留下恒久的口碑，也就不为怪了。
自觉“逃富”，保持廉洁，乃为官应有的操守。这与我们党提倡的“当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具有一致性。
古之为政提倡三种境界，即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尚名节而不苟取，见理明而不妄取。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不想腐”，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党员干部非有此三种境界尤其具有“理明”之境不可。
一定意义上讲，古人的“理明”，就对应今之党员干部的信仰、信念、理想、宗旨、党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标准”。党员干部一辈子守住底线，追求“高标准”，就能成为“逃富”之人，成为群众赞誉的人民公仆。
（摘自《杂文月刊》）
《国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国的斗子文有很多的政绩，楚成王时常要给他一些赏赐。一到这时候，他就逃走，等成王不赏赐他了再回来。有人对他说：“人生谁不求富，你何必逃避呢？”斗子文说：“从政是为了庇护老百姓，老百姓的财物空了，而我却得到了富贵，这是用百姓的怨恨来自封，那不是找死吗！我是在逃死，不是逃富。”
好一个“不是逃富是逃死”！这是多么有自律、明大义啊！古人所说，自知者明，自胜者强，大概指的就是这类人。
实际生活中，有的人认为，收礼与坐牢很远，贪腐与死亡更远。殊不知，不懂得“逃富”，不知自律，收受贿赂，等到党纪国法找上门来，再想收手已经晚了。可以说，不懂得“逃富”的深意，贪欲膨胀，大量敛财，无异于自寻死路。
柳宗元笔下有一动物，名曰“蝜蝂”，对“财物”来者不拒，越背越多，身累而死。现实中的“蝜蝂者”何其多也。其结果，正印证这样一句话：“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一次，胡太后恩赐朝廷百官绢帛，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力气往回拿，不限数量。百官个个倾尽全力，抱着绢帛回家。章武王元融和尚书令李崇拿得太多，以至于途中跌倒，扭伤了脚踝。太后便不给赏赐，让他们空手回家，一时沦为笑谈。而侍中崔光只拿了两匹布，太后问他：“你为什么拿得这么少？”崔光回答说：“我只有两只手，所以只能拿两匹，这已经够多了。”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面对别人送上门的钱财，不拿白不拿，拿了可能就发财了。殊不知，天上掉馅饼之时，也就是地上有陷阱之时。也许，收受贿赂多了，可能会财物盈门，但距离发财之日近了，距离身陷囹圄也就近了。况且，收受不义之财，即使鼓了腰包，甚至金钱满屋，但超出了自己的收入水平，只能藏着却不敢花，甚至还得装穷以避免被别人发现。这是何苦呢？
明代的严嵩，但求富贵，大肆敛财。其垮台之后，有人把他生平搜刮所得的稀世珍宝列出清单，名曰《天水冰山錄》，洋洋大观，真是令人大开眼界。不知“逃富”者，大抵就像严嵩那样，发财一时，遗臭万年。
历史证明，为官之清，首要的是“清醒”。面对商贩送来的五百两白金，高汉筠说“吾有正俸，此何用焉”；面对他人献出的能照二百里的宝镜，吕蒙正讲“吾面不过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面对家人建议大建宰相宅，李义琰道“岂可尚营美宇，以速祸咎”；面对有人献的紫团参，生病的王安石言“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
这些人是何等的清醒！他们能保持一辈子清廉、留下恒久的口碑，也就不为怪了。
自觉“逃富”，保持廉洁，乃为官应有的操守。这与我们党提倡的“当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具有一致性。
古之为政提倡三种境界，即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尚名节而不苟取，见理明而不妄取。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不想腐”，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党员干部非有此三种境界尤其具有“理明”之境不可。
一定意义上讲，古人的“理明”，就对应今之党员干部的信仰、信念、理想、宗旨、党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标准”。党员干部一辈子守住底线，追求“高标准”，就能成为“逃富”之人，成为群众赞誉的人民公仆。
（摘自《杂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