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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为了激励和留住核心员工，提高人力资本的效率，有条件地让渡出部分股份，授予被激励对象，从而实现公司与被激励对象的利益捆绑与风险共担。然而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股权激励仍处于探索階段，尚不成熟，甚至常常沦为管理层进行利益输送的工具。立足盈余管理视角，剖析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两次股权激励方案中激励价格和行权条件存在的问题，并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分别对其股权激励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股权激励;盈余管理;激励价格;行权条件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07.061
1黄河旋风的股权激励历程
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人造金刚石和金刚石制品的民营企业，成立于1998年，2015年7月它首次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但是由于同年12月黄河旋风吸收合并了一家主营智能化产品生产的子公司（上海名匠智能系统有限公司），直接导致其股权激励范围不得不做出调整，因此短短五个月后该激励方案便宣布中途夭折。2017年9月，黄河旋风出台了第二次股权激励方案，目前还处于一年等待期内，虽然它在第一次股权激励方案基础上有所改进，但是其股权激励各要素设计的合理性仍有待商榷，而且，这两次激励方案均暴露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倾向。
2股权激励中的盈余管理迹象剖析
2.1激励价格中的盈余管理迹象
第一次股权激励的模式为股票期权，其激励价格为行权价格;第二次股权激励模式为限制性股票，其激励价格为授予价格。两次激励价格的确定依据均是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如表1所示。
对于股票期权模式下的股权激励，被激励对象的收益来源于行权价与股票出售时市价之间的差额，对于限制性股票模式下的股权激励，被激励对象的收益来源于授予价格与股票出售时的市价之差，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的规定，无论哪一种模式的股权激励，其激励价格均是以公告前一个交易日或前20、60和120个交易日股价为基础确定的，那么，管理层就会有极大的动机在股权激励公告日前通过“操控性应计利润”刻意压低股价，而在行权日前抬高股价，从而获取差额收益，因此，公告日、授予日和行权日这三个时点往往是最容易暴露管理层盈余管理迹象的地方。下面将通过两次激励方案中股权公告日附近的股价表现，分析其进行盈余管理的迹象，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可以反映出第一次股权激励中行权价格的盈余管理迹象，2015年度的股价从6月开始便一直处于急剧下滑的态势，6月12日的收盘价为25.98元，到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日（7月15日）股价跌至17.45元，到了授予日股价恰好跌至谷底（授予日为9月2日），而在激励草案公布前和授予完成后这两段期间内，股价均是大幅上涨的态势，因此从6月到9月这一段大幅下跌的股价异常表现，很可能是由于管理层在可以压低股价从而达到降低行权价格的目的。
图2可以反映出第二次股权激励中授予价格的盈余管理迹象，股价由3月17日18.75元的收盘价开始跌落，到激励草案公布日（9月12日）只有8元的收盘价，而且其股价的表现与2015年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激励草案公告日前一至两个月，股价开始大幅逆转，由原本的高峰跌至谷底，虽然2017年9月12日后几个月股价并没有大幅回升，但是考虑到目前还处于一年的等待期，还没有开始行权，而且这次股权激励方案的有效期为6年，时间跨度较长，这决定了未来股价上涨的空间和潜力非常大，如此低的授予价格大大降低了管理层行权的压力，注定了管理层未来的潜在利益是巨大的，这难免给人一种变激励为福利的嫌疑。
两次激励方案中股价如此相似的规律，不能单纯用巧合来解释，很可能是因为管理层在股权激励草案公告日之前刻意压低股价，以达到降低行权价或授予价格的目的。
2.2行权条件中的盈余管理迹象
2.2.1第一次股权激励方案中的行权条件分析
行权条件的难易程度主要取决于业绩考核指标的设置，业绩考核指标越单一，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难度越小，动机越强烈，从表2看出，第一次股权激励方案仅以净利润作为业绩考核指标，一方面，净利润作为仅反映盈利能力的指标，不能全面反映公司的整体业绩，比如对于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非财务指标均无法体现;另一方面，净利润作为权责发生制的结果，它只是一个账面值，往往不能真实反映公司业绩，管理层很容易通过会计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会计估计变更、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来对净利润进行粉饰，以达到行权条件，因此这样的行权条件的设置不仅不能达到激励的效果，而且很容易沦为管理层进行利益输送的工具，表3和图3将通过观察“非经常性损益”来剖析其盈余管理的痕迹。
非经常性损益指标对比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越低，则盈利质量越高;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越高，则盈利质量越低，而当前我国很多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将非经常性损益过多地计入净利润之中，进而制造净利润虚高的表象，由上表看出，2015年的非经常性损益所占利润比在这五年内达到最高，为6.80%，第二年大幅跌落至0.184%，这很可能是因为公司管理层为了达到第一个解锁期的行权条件而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
作为一个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其净利润的增长率一般可以要求超过15%，在我国实施了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凡将净利润作为考核指标的，大部分将其净利润增长率设置为不低于10%，而黄河旋风选择5%的净利润增长率明显有变激励为福利的嫌疑，但是，当观察到2014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增长率之后，就很容易发现管理层将净利润增长率仅仅设置为5%的背后原因，因为201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只有4.65%，这无疑让管理层看到了行权的压力，于是在考核指标的设置上，不愿意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考核指标，而是在2015年将更多的非经常性损益计入净利润之中，以达到净利润的增长率不低于5%的目标，这也恰好能解释为什么2015年的非经常性损益所占利润比最高，也进一步佐证了管理层在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 2.2.2第二次股权激励方案中的行权条件分析
由表4看出，虽然第二次股权激励方案延长了行权期，并提高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标准，弥补了第一次股权激励方案的不足，但是仍然面临着考核指标单一，容易沦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工具的严重问题。表5和图4将利用盈利现金流量比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两个指标来剖析其盈余管理的痕迹。
盈利现金流量比=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该指标是评价企业盈利能力质量的重要指标，即当期实现的净利润有多少是有现金流量保证的，该指标越大说明单位账面利润中，有更多的现金可以作为保障。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该指标可以反映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值越大说明账龄越短，应收账款的变现能力越强。
由图4看出，2013年到201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逐年攀升，似乎给投资者传递了公司业绩蒸蒸日上的信号，但是净利润的量多不代表质高，当我们将目光集中于盈利现金流量比上时，可以发现该指标呈现不断下滑的态势，一般认为该比率小于1，则企业会计利润的质量较差，而2017年作为第二次股权激励实施的第一年，已经跌至0.05，大大低于1的警戒线了，说明净利润的逐年攀升传递出的信号只是假象，虚高的净利润背后，财务风险正不断加大。
同时注意到其应收账款在逐年攀升，应收账款周转率在不断下降，这进一步说明了虚高的净利润与不断攀升的应收账款具有极大的联系性，极有可能是管理层利用应收账款进行盈余管理来虚增利润，因此，这种业绩考核指标的設置即便将非经常性损益从净利润中剔除，但仍然具有极大的迷惑性，管理层仍然很容易进行利益输送。虽然目前第二次股权激励还处于等待期，尚未开始行权，但是我们通过历年的盈余管理迹象可以判定，管理层将来在行权期进行利益操控也是极其容易的，而且动机更强。
3结论与启示
3.1结论
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在激励价格和行权条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盈余管理的迹象。在激励价格方面，经理人通过在股权激励方案公布前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刻意降低行权价格或授予价格，从而保证在行权日获取更高的差额收益;在行权条件方面，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仅设置为财务指标且过于单一，容易被管理层操纵，大大降低了行权的难度，以“激励”之名，行“福利”之实。
3.2启示
一方面，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应该为股权激励方案建立一套健全和完善的业绩考核体系。无论是净利润还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只能反映均反映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因此可在行权条件中，引入权益净利率指标，综合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同时考虑到权责发生制对净利润的影响，其账面值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因此可引入盈利现金流量比来衡量净利润的质量，比如在每一期解锁期中规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不得低于当年净利润的100%，从而保证了净利润具有充分的现金流保障。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不断完善与股权激励相关的法律，加大监管力度。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可以保证公司拥有有效的外部治理环境，提高公司高管利用盈余管理为个人谋求私利的成本，进而抑制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以保护股东利益。
参考文献
[1]张军.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问题研究[N].中央财经大学报，2009，（5）：32-36.
[2]吕长江，严明珠，郑慧莲，许静静.为什么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划？[J].会计研究，2011，（01）：68-75.
[3]张欣，管雪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问题研究[J].南方金融，2011，（10）：60-63.
[4]孙亚洲.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论，2012.
[5]肖淑芳，刘颖，刘洋.股票期权实施中经理人盈余管理行为研究：行权业绩考核指标设置角度[J].会计研究，2013，（12）：40-46.
关键词：股权激励;盈余管理;激励价格;行权条件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07.061
1黄河旋风的股权激励历程
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人造金刚石和金刚石制品的民营企业，成立于1998年，2015年7月它首次推出股权激励计划，但是由于同年12月黄河旋风吸收合并了一家主营智能化产品生产的子公司（上海名匠智能系统有限公司），直接导致其股权激励范围不得不做出调整，因此短短五个月后该激励方案便宣布中途夭折。2017年9月，黄河旋风出台了第二次股权激励方案，目前还处于一年等待期内，虽然它在第一次股权激励方案基础上有所改进，但是其股权激励各要素设计的合理性仍有待商榷，而且，这两次激励方案均暴露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倾向。
2股权激励中的盈余管理迹象剖析
2.1激励价格中的盈余管理迹象
第一次股权激励的模式为股票期权，其激励价格为行权价格;第二次股权激励模式为限制性股票，其激励价格为授予价格。两次激励价格的确定依据均是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如表1所示。
对于股票期权模式下的股权激励，被激励对象的收益来源于行权价与股票出售时市价之间的差额，对于限制性股票模式下的股权激励，被激励对象的收益来源于授予价格与股票出售时的市价之差，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的规定，无论哪一种模式的股权激励，其激励价格均是以公告前一个交易日或前20、60和120个交易日股价为基础确定的，那么，管理层就会有极大的动机在股权激励公告日前通过“操控性应计利润”刻意压低股价，而在行权日前抬高股价，从而获取差额收益，因此，公告日、授予日和行权日这三个时点往往是最容易暴露管理层盈余管理迹象的地方。下面将通过两次激励方案中股权公告日附近的股价表现，分析其进行盈余管理的迹象，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可以反映出第一次股权激励中行权价格的盈余管理迹象，2015年度的股价从6月开始便一直处于急剧下滑的态势，6月12日的收盘价为25.98元，到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日（7月15日）股价跌至17.45元，到了授予日股价恰好跌至谷底（授予日为9月2日），而在激励草案公布前和授予完成后这两段期间内，股价均是大幅上涨的态势，因此从6月到9月这一段大幅下跌的股价异常表现，很可能是由于管理层在可以压低股价从而达到降低行权价格的目的。
图2可以反映出第二次股权激励中授予价格的盈余管理迹象，股价由3月17日18.75元的收盘价开始跌落，到激励草案公布日（9月12日）只有8元的收盘价，而且其股价的表现与2015年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激励草案公告日前一至两个月，股价开始大幅逆转，由原本的高峰跌至谷底，虽然2017年9月12日后几个月股价并没有大幅回升，但是考虑到目前还处于一年的等待期，还没有开始行权，而且这次股权激励方案的有效期为6年，时间跨度较长，这决定了未来股价上涨的空间和潜力非常大，如此低的授予价格大大降低了管理层行权的压力，注定了管理层未来的潜在利益是巨大的，这难免给人一种变激励为福利的嫌疑。
两次激励方案中股价如此相似的规律，不能单纯用巧合来解释，很可能是因为管理层在股权激励草案公告日之前刻意压低股价，以达到降低行权价或授予价格的目的。
2.2行权条件中的盈余管理迹象
2.2.1第一次股权激励方案中的行权条件分析
行权条件的难易程度主要取决于业绩考核指标的设置，业绩考核指标越单一，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难度越小，动机越强烈，从表2看出，第一次股权激励方案仅以净利润作为业绩考核指标，一方面，净利润作为仅反映盈利能力的指标，不能全面反映公司的整体业绩，比如对于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非财务指标均无法体现;另一方面，净利润作为权责发生制的结果，它只是一个账面值，往往不能真实反映公司业绩，管理层很容易通过会计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会计估计变更、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来对净利润进行粉饰，以达到行权条件，因此这样的行权条件的设置不仅不能达到激励的效果，而且很容易沦为管理层进行利益输送的工具，表3和图3将通过观察“非经常性损益”来剖析其盈余管理的痕迹。
非经常性损益指标对比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越低，则盈利质量越高;非经常性损益占净利润的比例越高，则盈利质量越低，而当前我国很多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将非经常性损益过多地计入净利润之中，进而制造净利润虚高的表象，由上表看出，2015年的非经常性损益所占利润比在这五年内达到最高，为6.80%，第二年大幅跌落至0.184%，这很可能是因为公司管理层为了达到第一个解锁期的行权条件而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
作为一个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其净利润的增长率一般可以要求超过15%，在我国实施了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凡将净利润作为考核指标的，大部分将其净利润增长率设置为不低于10%，而黄河旋风选择5%的净利润增长率明显有变激励为福利的嫌疑，但是，当观察到2014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增长率之后，就很容易发现管理层将净利润增长率仅仅设置为5%的背后原因，因为201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只有4.65%，这无疑让管理层看到了行权的压力，于是在考核指标的设置上，不愿意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考核指标，而是在2015年将更多的非经常性损益计入净利润之中，以达到净利润的增长率不低于5%的目标，这也恰好能解释为什么2015年的非经常性损益所占利润比最高，也进一步佐证了管理层在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 2.2.2第二次股权激励方案中的行权条件分析
由表4看出，虽然第二次股权激励方案延长了行权期，并提高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标准，弥补了第一次股权激励方案的不足，但是仍然面临着考核指标单一，容易沦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工具的严重问题。表5和图4将利用盈利现金流量比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两个指标来剖析其盈余管理的痕迹。
盈利现金流量比=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该指标是评价企业盈利能力质量的重要指标，即当期实现的净利润有多少是有现金流量保证的，该指标越大说明单位账面利润中，有更多的现金可以作为保障。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该指标可以反映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值越大说明账龄越短，应收账款的变现能力越强。
由图4看出，2013年到201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逐年攀升，似乎给投资者传递了公司业绩蒸蒸日上的信号，但是净利润的量多不代表质高，当我们将目光集中于盈利现金流量比上时，可以发现该指标呈现不断下滑的态势，一般认为该比率小于1，则企业会计利润的质量较差，而2017年作为第二次股权激励实施的第一年，已经跌至0.05，大大低于1的警戒线了，说明净利润的逐年攀升传递出的信号只是假象，虚高的净利润背后，财务风险正不断加大。
同时注意到其应收账款在逐年攀升，应收账款周转率在不断下降，这进一步说明了虚高的净利润与不断攀升的应收账款具有极大的联系性，极有可能是管理层利用应收账款进行盈余管理来虚增利润，因此，这种业绩考核指标的設置即便将非经常性损益从净利润中剔除，但仍然具有极大的迷惑性，管理层仍然很容易进行利益输送。虽然目前第二次股权激励还处于等待期，尚未开始行权，但是我们通过历年的盈余管理迹象可以判定，管理层将来在行权期进行利益操控也是极其容易的，而且动机更强。
3结论与启示
3.1结论
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在激励价格和行权条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盈余管理的迹象。在激励价格方面，经理人通过在股权激励方案公布前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刻意降低行权价格或授予价格，从而保证在行权日获取更高的差额收益;在行权条件方面，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仅设置为财务指标且过于单一，容易被管理层操纵，大大降低了行权的难度，以“激励”之名，行“福利”之实。
3.2启示
一方面，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应该为股权激励方案建立一套健全和完善的业绩考核体系。无论是净利润还是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只能反映均反映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因此可在行权条件中，引入权益净利率指标，综合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同时考虑到权责发生制对净利润的影响，其账面值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因此可引入盈利现金流量比来衡量净利润的质量，比如在每一期解锁期中规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不得低于当年净利润的100%，从而保证了净利润具有充分的现金流保障。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不断完善与股权激励相关的法律，加大监管力度。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可以保证公司拥有有效的外部治理环境，提高公司高管利用盈余管理为个人谋求私利的成本，进而抑制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以保护股东利益。
参考文献
[1]张军.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问题研究[N].中央财经大学报，2009，（5）：32-36.
[2]吕长江，严明珠，郑慧莲，许静静.为什么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划？[J].会计研究，2011，（01）：68-75.
[3]张欣，管雪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问题研究[J].南方金融，2011，（10）：60-63.
[4]孙亚洲.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论，2012.
[5]肖淑芳，刘颖，刘洋.股票期权实施中经理人盈余管理行为研究：行权业绩考核指标设置角度[J].会计研究，2013，（12）：4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