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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中国儿童幻想文学相对欠缺的现状，选取幻想儿童小说作为切片，针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意义与后现代精神危机意义的二重要求提出中国儿童幻想小说在“幻想”的根基之“真实性”构建中的不足。并以世界儿童幻想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哈利·波特》作为参照与范例。通过对《哈利·波特》“幻想”的“真实性”构建的分析，希望对中国儿童幻想文学的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中国儿童幻想文学；幻想；真实性；后现代
中国儿童文学作为国别的儿童文学，其发展状况需要放在世界维度中审视，以获得相应的地位。若暂将时间维度确定于当下，那么以空间和时间两个坐标轴可以很粗略地定位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中国儿童文学从近代受西方“启蒙”以来，先主要翻译西方儿童文学，再奠定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并由于历史背景，儿童文学语境承载了民族国家与人的觉醒重任。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儿童观”的多次进步和涌起一批批儿童文学创作潮。从叶圣陶的《稻草人》作为获得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主体地位的第一人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作潮流，到改革开放后郑渊洁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乃至于质与量随着产业化的到来蓬勃发展的当代。但是，在获得成就的同时，需要看到中国儿童幻想小说在儿童文学谱系中的严重欠缺，同时国内提供理论支持的研究成果也相对空白。这并不是强行以西方谱系作为参照而得出“西方有我们也必须有”的逻辑，而是幻想文学由于“幻想（Fantasy）”特质，一方面与儿童天然结合，是儿童文学的宝贵资源；另一方面是后现代语境“幻想（Fantasy）”对人类境遇的意义。仅此，针对中国儿童幻想小说的一个不足的方面，以《哈利·波特》的“真实性”作为参照和范例，来分析中国儿童幻想小说“真实性”构建的问题。
因为幻想儿童小说本质上属于幻想文学中的针对读者群划分的一个类群。所以，决定幻想儿童文学身份的先决条件是“幻想”，所以中国儿童幻想小说首先是幻想文学。
“幻想（Fantasy）”在14世纪法语中为“fantaisie”，有几层古希腊语源：一是“phantasia”，意义是“apprearance， image， perception， imagination”，这个词的词源来自于“phantazesthai”，意思是“picture to oneself”，又来自于“phantos”，意思是“visible”。这些词都与“phaos，phos”相关，意思是“light”[1]。在光的照耀下人类才拥有视觉。由这些词的意义可知，“Fantasy”与视觉的有密切关系，“表现得如在眼前存在”[2]，彭懿在其《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中如此解释其意义。
人类对“真实性”的把握在很长的历史中极大程度上依赖于视觉，俗语有“眼见为实”之说。“幻想”与其他虚构文学不同的是“幻想”对“逼真”的要求。西方哲学千年来均在解决世界与自我的“真实性”问题的长廊中徜徉，柏拉图的“洞穴譬喻”否定现实生活合法性，指出理念世界才是“真实”本原；笛卡尔探讨梦与现实，人何以确知梦与现实的分界；启蒙运动后人的理性崛起，驱逐神秘体验、超自然等一切，建立实验与科学帝国，奠定了“现代”意义的“真实”。随着在后现代语境中，人类面临着主体地位的失落，现代社会人被异化，工具模式消解意义，时间与空间碎片与断层，在历史与记忆的叙事中怀疑世界的真实。理性的“真实感”面临危机之时，十九世纪末至今，幻想文学以信仰、真实、精神真空填补的身份出现。《中国幻想小说论》对《虚构与想象》中三种想象做出了归纳，其中萨特在对想象行为的考察认为“想象”与“幻想”不同，想象是“当客体是缺席的（或许在其他地方存在）时候”[3]，幻想是“当客体在物理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时候”[4]，“想象”是“设定了真实的另一条路，这种设定因为与真理性相关，涉及的仍是理性和推理；而‘幻想’中的客体是虚无的，它在意识中表现自己，表达着对真实的抗拒，是一种否定（现实）世界的行为。”[5]那么，幻想如何做到与想象不同的抵抗，以及，幻想何以与想象不同呢？萨特有其现象学的回答，但在文学作品中以文学的角度来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即“幻想”对“逼真”有更高的要求。只有幻想完全抛弃了现实，转而用虚构构建“第二世界”。只有描写得越“phantazesthai”（picture to oneself），越视觉（visible）（也包括其他感官）以达到“虚构”的真实性，越获得与现实（理性/经验）世界对抗的合法性。
由于幻想小说虚构的“真实性”帶来的合法性确认，幻想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决裂标志着幻想小说必须自觉与自在，极尽全力营造“真实感”，构建出幻想的世界以劝说读者相信。“幻想小说对幻想的惊异是现代人对超自然现象的‘不信’这一心像的折射。为了在文学世界中确认幻想的存在，说服‘不信’的读者……当人的想象力接收适当的刺激和相关联的信息之后，它就能超越现实，描绘出肉眼所看不见的第二现实（即非现实）。”[6]构建出现实世界之外的独立完整“真实”世界是“幻想”文学与“游戏”的一致之处。
托尔金认为，幻想小说需要“技巧”，调和出“本质真实的能力”，“技巧”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结果中的纽带。[7]这是需要谈到的中国儿童幻想小说在“真实性”构建中的问题。
《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的疆界》中谈到“游戏”中意义的产生需要能指与所指的差异，且游戏中能指因其虚构化产生了分裂，能指不再意味其所指，比如动物间的厮咬。嬉戏的厮咬不再指真正的咬，而是指向游戏参与者都明白的某种并不存在的东西。[8]因为能指与所指的参与，游戏中充满了大量符号与意象。同样，作为“游戏性”的“幻想”文学，也需要用符号与意象组构其独立完整的“真实”世界。符号与意象的组合是 “幻想”世界的“真实”达到内在逻辑与体系化的极重要一环，是“第二现实”与现实的现实进行意义抗衡的立足点。如若不然，“第二现实”将是意义缺失的，不得不往返于虚构与现实之间搭建桥梁以支撑故事的意义需求。 在《哈利·波特》系列，J.K.Rowling用七本书建构起恢弘的魔法世界。与幻想文学史上《纳尼亚传奇》、《魔戒》等作品得以比肩乃至于可能更超越之处肯定是各方面因素。其中，必然不可忽略《哈利·波特》在运用符号与意象构建“真实性”的非凡功底。
《哈利·波特》首先在人、器物、咒语的名称设计上大量借用神话、古希腊语、拉丁语等西方文学传统进行符号编码。比如哈利标志性的“Expelliarmus”，是拉丁语“expellere（drive out）”和古法语“armeure（weapons， armor）”[9]的组合，是罗琳自创的词。在人名的使用上，罗琳同样几乎一一有其意义。比如赫敏（Hermione）来自于奥林匹斯神使者赫尔墨斯来直接指示赫敏的聪颖过人；伏地魔（Lord Voldemort）的名称一方面是其原名（Tom Marvolo Riddle）字母的重新排列：I am Lord Voldemort，也是罗琳的精心安排：“vol”有“飞行（volant）、偷”的意思“de”相当于英语中的“of”；“mort”是词根（mort-）死亡”。斯莱特林学院斯莱特林：Slytherin是从英文Slythering（蜿蜒地滑）变化而来，而其创始人的名字是Salazar。Salazar来源于葡萄牙语，是葡萄牙语名字。最著名的是20世纪中期的独裁统治者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扎。罗琳在接受采访中也说这个名字是根据他改编。还有如“古灵阁（Gringotts）”、其他魔法生物等等均用语言，尤其是古代语言作为意义编码素材，编织出虚拟魔法世界的语言与自带的文化意义，同时也由于西方语言依旧保留古代语言的词根与词缀，新的“魔法语言”可以自在地翱翔于读者的理解和魔法的意义世界中。语言的存在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古希腊语“logos（λογοσ）”的意义其一是语言，一是理性。德里达等哲学家均纷纷认为语言与规则、秩序的构建有极大的关系。“魔法语言”是罗琳魔法世界“真实性”最强有力的武器，这是对魔法动物、对巫师规则构造其他逻辑建构等等不可比拟的恢弘奠基。
在情节上，罗琳也没有放弃任何机会从文学传统中获得原型和意象。如勇敢的格兰芬多人可以在分院帽中抽出格兰芬多宝剑的情节，模仿了亚瑟王传奇中亚瑟王从石头里抽出宝剑，成为领袖。蛇作为圣经以来基督教文化中的“罪恶、引诱者”也参与到《哈利·波特》中，通过蛇语、学院院徽、魂器寄物之蛇来表现罪恶。比如哈利死而复生后不再会说蛇语，并不惋惜反而一身轻松，这是洗净罪恶的象征。情节上除了借用符号与意象，还将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并行，以增强“真实性”。比如巫师领袖与麻瓜首相会晤、亲麻瓜的巫师会学习开汽车等。这改变了如《纳尼亚传奇》的“进入”与“退出”方式。靠衣柜衔接现实与幻想之后，便一直停留在幻想世界，只是最后再回到正常现实中，这和“梦”的原理一致。幻想停留在固定的时空，而无法蔓延在所有文本中。
在叙事结构上，与西方传统英雄母题一脉相承。英国比较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认为英雄传奇都遵循着一个相似的叙事模式：“一位英雄从日常的平凡世界闯入某个超自然的神奇领域，他在那里获得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赢得决定性胜利。”如英国传奇故事《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开头高文爵士只是亚瑟王众多宾客中普通的一员，在平凡世界中与大家一起欢庆宴饮，由于绿衣骑士的闯入必须有人接收绿衣骑士的挑战，于是高文爵士接受挑战成为“英雄”。《哈利·波特》在开头，哈利只是正常世界奇怪被全家欺负的普通小孩，而由于必须去霍格沃茨上学，才发现另一个魔法世界。这种叙事模式的套用虽然并不直接构成“真实性”，但由于叙事“原型”的力量，给人期待与抚慰。荣格在《原型与原型意象》中说：“原型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活生生的精神动力，它要求我们认真对待它，原型有一种奇怪的确证它的力量的方式。它们总是保护和救赎的携带者。”[10]原型的“确证”虽然不直接令人信服，却带来去相信的期待。叙事模式的套用在“真实性”构建中是动机性的地位。
通过以上十分简单的分析，试图解释《哈利·波特》杰出的基石。即使《哈利·波特》在幻想上有多么天赋与杰出，脱离了其“真实性”构建，不会组成“第二现实”的意义，也必然削弱“幻想”的价值。
在中国儿童幻想小说中，尚未能看到有如《哈利·波特》如此扎实、牢固的“真实感”，在“幻想”的等级上，似乎始终弱了许多。比如用“梦”作为“幻想”元素和情节动力。梦醒和入梦的分野其实明显地划分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还停在进入与退出之中，“幻想”无形画上了边界。或者比如“幻想”仅仅是一种视角，像昆汀的电影镜头切一部分用漫画叙述一般，“幻想”达不到“纯粹”。必须摆脱“幻想”的任何目的性，“幻想”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作为任何客体的手段。
《哈利·波特》的杰出魅力可以给中国儿童幻想小说带来很多启发，比如如何从中国文化渊源与传统中获得“原型”和“意象”营养，如何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幻想的“真实性”，如何平衡“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元结构，等等。
幻想小说与儿童游戏心理具有天然的契合点，这与“幻想”文学对成人在现实世界失落的抚慰不完全一致。儿童更容易进入游戏，幻想文学的“真实性”对于儿童更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儿童幻想小说相比于欧美、日本，目前发展不尽完善的，儿童幻想文学必将是中国儿童文学未来的着力点。这是中国儿童文学谱系化与儿童文学地位的重点。同时，中国儿童幻想小说又作为幻想文学中的一个类别，是后现代精神危机中抵抗“人”的异化与工具化的一处容身之所，是对成年人与儿童都具有语境价值的精神抚慰。
【参考文献】
[1][英]T.F.Hoad.牛津英語词源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彭懿.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M].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
[3][4][5][6][7]朱自强，何卫青.中国儿童幻想小说论[M].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
[8]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的疆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9]再向上追溯是拉丁语“armatura（arms， equipment）”
[10]荣格.荣格文集：原型与原型意象[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
关键词：中国儿童幻想文学；幻想；真实性；后现代
中国儿童文学作为国别的儿童文学，其发展状况需要放在世界维度中审视，以获得相应的地位。若暂将时间维度确定于当下，那么以空间和时间两个坐标轴可以很粗略地定位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中国儿童文学从近代受西方“启蒙”以来，先主要翻译西方儿童文学，再奠定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并由于历史背景，儿童文学语境承载了民族国家与人的觉醒重任。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儿童观”的多次进步和涌起一批批儿童文学创作潮。从叶圣陶的《稻草人》作为获得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主体地位的第一人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作潮流，到改革开放后郑渊洁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乃至于质与量随着产业化的到来蓬勃发展的当代。但是，在获得成就的同时，需要看到中国儿童幻想小说在儿童文学谱系中的严重欠缺，同时国内提供理论支持的研究成果也相对空白。这并不是强行以西方谱系作为参照而得出“西方有我们也必须有”的逻辑，而是幻想文学由于“幻想（Fantasy）”特质，一方面与儿童天然结合，是儿童文学的宝贵资源；另一方面是后现代语境“幻想（Fantasy）”对人类境遇的意义。仅此，针对中国儿童幻想小说的一个不足的方面，以《哈利·波特》的“真实性”作为参照和范例，来分析中国儿童幻想小说“真实性”构建的问题。
因为幻想儿童小说本质上属于幻想文学中的针对读者群划分的一个类群。所以，决定幻想儿童文学身份的先决条件是“幻想”，所以中国儿童幻想小说首先是幻想文学。
“幻想（Fantasy）”在14世纪法语中为“fantaisie”，有几层古希腊语源：一是“phantasia”，意义是“apprearance， image， perception， imagination”，这个词的词源来自于“phantazesthai”，意思是“picture to oneself”，又来自于“phantos”，意思是“visible”。这些词都与“phaos，phos”相关，意思是“light”[1]。在光的照耀下人类才拥有视觉。由这些词的意义可知，“Fantasy”与视觉的有密切关系，“表现得如在眼前存在”[2]，彭懿在其《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中如此解释其意义。
人类对“真实性”的把握在很长的历史中极大程度上依赖于视觉，俗语有“眼见为实”之说。“幻想”与其他虚构文学不同的是“幻想”对“逼真”的要求。西方哲学千年来均在解决世界与自我的“真实性”问题的长廊中徜徉，柏拉图的“洞穴譬喻”否定现实生活合法性，指出理念世界才是“真实”本原；笛卡尔探讨梦与现实，人何以确知梦与现实的分界；启蒙运动后人的理性崛起，驱逐神秘体验、超自然等一切，建立实验与科学帝国，奠定了“现代”意义的“真实”。随着在后现代语境中，人类面临着主体地位的失落，现代社会人被异化，工具模式消解意义，时间与空间碎片与断层，在历史与记忆的叙事中怀疑世界的真实。理性的“真实感”面临危机之时，十九世纪末至今，幻想文学以信仰、真实、精神真空填补的身份出现。《中国幻想小说论》对《虚构与想象》中三种想象做出了归纳，其中萨特在对想象行为的考察认为“想象”与“幻想”不同，想象是“当客体是缺席的（或许在其他地方存在）时候”[3]，幻想是“当客体在物理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时候”[4]，“想象”是“设定了真实的另一条路，这种设定因为与真理性相关，涉及的仍是理性和推理；而‘幻想’中的客体是虚无的，它在意识中表现自己，表达着对真实的抗拒，是一种否定（现实）世界的行为。”[5]那么，幻想如何做到与想象不同的抵抗，以及，幻想何以与想象不同呢？萨特有其现象学的回答，但在文学作品中以文学的角度来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即“幻想”对“逼真”有更高的要求。只有幻想完全抛弃了现实，转而用虚构构建“第二世界”。只有描写得越“phantazesthai”（picture to oneself），越视觉（visible）（也包括其他感官）以达到“虚构”的真实性，越获得与现实（理性/经验）世界对抗的合法性。
由于幻想小说虚构的“真实性”帶来的合法性确认，幻想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决裂标志着幻想小说必须自觉与自在，极尽全力营造“真实感”，构建出幻想的世界以劝说读者相信。“幻想小说对幻想的惊异是现代人对超自然现象的‘不信’这一心像的折射。为了在文学世界中确认幻想的存在，说服‘不信’的读者……当人的想象力接收适当的刺激和相关联的信息之后，它就能超越现实，描绘出肉眼所看不见的第二现实（即非现实）。”[6]构建出现实世界之外的独立完整“真实”世界是“幻想”文学与“游戏”的一致之处。
托尔金认为，幻想小说需要“技巧”，调和出“本质真实的能力”，“技巧”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结果中的纽带。[7]这是需要谈到的中国儿童幻想小说在“真实性”构建中的问题。
《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的疆界》中谈到“游戏”中意义的产生需要能指与所指的差异，且游戏中能指因其虚构化产生了分裂，能指不再意味其所指，比如动物间的厮咬。嬉戏的厮咬不再指真正的咬，而是指向游戏参与者都明白的某种并不存在的东西。[8]因为能指与所指的参与，游戏中充满了大量符号与意象。同样，作为“游戏性”的“幻想”文学，也需要用符号与意象组构其独立完整的“真实”世界。符号与意象的组合是 “幻想”世界的“真实”达到内在逻辑与体系化的极重要一环，是“第二现实”与现实的现实进行意义抗衡的立足点。如若不然，“第二现实”将是意义缺失的，不得不往返于虚构与现实之间搭建桥梁以支撑故事的意义需求。 在《哈利·波特》系列，J.K.Rowling用七本书建构起恢弘的魔法世界。与幻想文学史上《纳尼亚传奇》、《魔戒》等作品得以比肩乃至于可能更超越之处肯定是各方面因素。其中，必然不可忽略《哈利·波特》在运用符号与意象构建“真实性”的非凡功底。
《哈利·波特》首先在人、器物、咒语的名称设计上大量借用神话、古希腊语、拉丁语等西方文学传统进行符号编码。比如哈利标志性的“Expelliarmus”，是拉丁语“expellere（drive out）”和古法语“armeure（weapons， armor）”[9]的组合，是罗琳自创的词。在人名的使用上，罗琳同样几乎一一有其意义。比如赫敏（Hermione）来自于奥林匹斯神使者赫尔墨斯来直接指示赫敏的聪颖过人；伏地魔（Lord Voldemort）的名称一方面是其原名（Tom Marvolo Riddle）字母的重新排列：I am Lord Voldemort，也是罗琳的精心安排：“vol”有“飞行（volant）、偷”的意思“de”相当于英语中的“of”；“mort”是词根（mort-）死亡”。斯莱特林学院斯莱特林：Slytherin是从英文Slythering（蜿蜒地滑）变化而来，而其创始人的名字是Salazar。Salazar来源于葡萄牙语，是葡萄牙语名字。最著名的是20世纪中期的独裁统治者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扎。罗琳在接受采访中也说这个名字是根据他改编。还有如“古灵阁（Gringotts）”、其他魔法生物等等均用语言，尤其是古代语言作为意义编码素材，编织出虚拟魔法世界的语言与自带的文化意义，同时也由于西方语言依旧保留古代语言的词根与词缀，新的“魔法语言”可以自在地翱翔于读者的理解和魔法的意义世界中。语言的存在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古希腊语“logos（λογοσ）”的意义其一是语言，一是理性。德里达等哲学家均纷纷认为语言与规则、秩序的构建有极大的关系。“魔法语言”是罗琳魔法世界“真实性”最强有力的武器，这是对魔法动物、对巫师规则构造其他逻辑建构等等不可比拟的恢弘奠基。
在情节上，罗琳也没有放弃任何机会从文学传统中获得原型和意象。如勇敢的格兰芬多人可以在分院帽中抽出格兰芬多宝剑的情节，模仿了亚瑟王传奇中亚瑟王从石头里抽出宝剑，成为领袖。蛇作为圣经以来基督教文化中的“罪恶、引诱者”也参与到《哈利·波特》中，通过蛇语、学院院徽、魂器寄物之蛇来表现罪恶。比如哈利死而复生后不再会说蛇语，并不惋惜反而一身轻松，这是洗净罪恶的象征。情节上除了借用符号与意象，还将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并行，以增强“真实性”。比如巫师领袖与麻瓜首相会晤、亲麻瓜的巫师会学习开汽车等。这改变了如《纳尼亚传奇》的“进入”与“退出”方式。靠衣柜衔接现实与幻想之后，便一直停留在幻想世界，只是最后再回到正常现实中，这和“梦”的原理一致。幻想停留在固定的时空，而无法蔓延在所有文本中。
在叙事结构上，与西方传统英雄母题一脉相承。英国比较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认为英雄传奇都遵循着一个相似的叙事模式：“一位英雄从日常的平凡世界闯入某个超自然的神奇领域，他在那里获得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赢得决定性胜利。”如英国传奇故事《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开头高文爵士只是亚瑟王众多宾客中普通的一员，在平凡世界中与大家一起欢庆宴饮，由于绿衣骑士的闯入必须有人接收绿衣骑士的挑战，于是高文爵士接受挑战成为“英雄”。《哈利·波特》在开头，哈利只是正常世界奇怪被全家欺负的普通小孩，而由于必须去霍格沃茨上学，才发现另一个魔法世界。这种叙事模式的套用虽然并不直接构成“真实性”，但由于叙事“原型”的力量，给人期待与抚慰。荣格在《原型与原型意象》中说：“原型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活生生的精神动力，它要求我们认真对待它，原型有一种奇怪的确证它的力量的方式。它们总是保护和救赎的携带者。”[10]原型的“确证”虽然不直接令人信服，却带来去相信的期待。叙事模式的套用在“真实性”构建中是动机性的地位。
通过以上十分简单的分析，试图解释《哈利·波特》杰出的基石。即使《哈利·波特》在幻想上有多么天赋与杰出，脱离了其“真实性”构建，不会组成“第二现实”的意义，也必然削弱“幻想”的价值。
在中国儿童幻想小说中，尚未能看到有如《哈利·波特》如此扎实、牢固的“真实感”，在“幻想”的等级上，似乎始终弱了许多。比如用“梦”作为“幻想”元素和情节动力。梦醒和入梦的分野其实明显地划分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还停在进入与退出之中，“幻想”无形画上了边界。或者比如“幻想”仅仅是一种视角，像昆汀的电影镜头切一部分用漫画叙述一般，“幻想”达不到“纯粹”。必须摆脱“幻想”的任何目的性，“幻想”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作为任何客体的手段。
《哈利·波特》的杰出魅力可以给中国儿童幻想小说带来很多启发，比如如何从中国文化渊源与传统中获得“原型”和“意象”营养，如何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幻想的“真实性”，如何平衡“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元结构，等等。
幻想小说与儿童游戏心理具有天然的契合点，这与“幻想”文学对成人在现实世界失落的抚慰不完全一致。儿童更容易进入游戏，幻想文学的“真实性”对于儿童更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儿童幻想小说相比于欧美、日本，目前发展不尽完善的，儿童幻想文学必将是中国儿童文学未来的着力点。这是中国儿童文学谱系化与儿童文学地位的重点。同时，中国儿童幻想小说又作为幻想文学中的一个类别，是后现代精神危机中抵抗“人”的异化与工具化的一处容身之所，是对成年人与儿童都具有语境价值的精神抚慰。
【参考文献】
[1][英]T.F.Hoad.牛津英語词源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彭懿.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M].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
[3][4][5][6][7]朱自强，何卫青.中国儿童幻想小说论[M].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
[8]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的疆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9]再向上追溯是拉丁语“armatura（arms， equipment）”
[10]荣格.荣格文集：原型与原型意象[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