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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厥文（1895-1989）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建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他在改革开放之初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切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81年初，胡厥文调查了江苏省常州市工业发展的情况。常州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工业基础薄弱，既不如无锡，更比不了上海，但为什么能在改革开放后的很短时间里，工业便得到迅速发展，走在全国中、小城市的最前列？胡厥文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他认为常州的工业建设走出了一条新路子，如果全国的中、小城市都能像常州那样发展，我们的四化建设就会快速发展。回到北京后，胡厥文撰写了《关于常州市工业发展情况的报告》，胡耀邦读后很受感动，立即批示：“厥老从考察常州市的工业入手，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一些好意见，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厥老是党外人士，年近九十，关心国家兴旺发达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这件事令胡厥文感慨万分。他说：耀邦同志对我常州报告的答复，说明了这个政府能够虚怀若谷，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敢于揭露，坚决改正。我近几年常对朋友们说，我们正处在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因此我们一定要拿出大力气为国分忧，为国效力。民建、工商联两会，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发了通函，要求两会各地组织和全体同志，重视经济咨询服务工作，打开路子，及时总结经验。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胡厥文与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等商量，认为这次会议意义重大，不能因为是中共党内的会议就不提意见。于是两位“胡老”经过深思熟虑后联名致函胡耀邦总书记。信中主要提出四条意见。一是提出“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的再教育，确实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发挥和提高统战工作效益”；二是指出尊重和听取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见，必须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否则往往流于一曝十寒或形式主義；三是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落实政策的决心和毅力，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广大群众对于政策贯彻落实的担心，也并非没有事实根据。”由此提出了“落实政策的民主化问题”，认为“充分发挥和运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力量（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力量组织起来，自然更大），配合党政领导部门和人员共同努力，比单靠领导同志辛辛苦苦的批示，可能收效更宏”；四是要求解决民主党派、工商联在工作条件方面不难办到而又比较迫切的问题，并为此扼要地提出三点建议。这一封信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胡耀邦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对胡厥文和胡子昂二人的信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表现了各民主党派同我们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讲到当前统战工作的任务时他指出，就按来信中所讲的抓好统战政策的再教育，放手请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狠抓各项政策的落实，妥善安排党外人士。
1982年11月27日，根据民建、工商联、农工民主党对中药生产现状及存在问题所作的专题调查研究材料，胡厥文与胡子昂、农工民主党主席季方联名将《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报送中共中央。1982年12月7日，胡耀邦在批示中指出：“党外三个党派团体，对中药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值得我们重视。党外确有能人，他们有知识，又热心，因而能发现和提出问题。我们有些作领导工作的同志，因为长期做那项工作，对许多问题司空见惯，头脑麻木，思想陈旧，如果再加上一些私心杂念，那不仅打不开新局面，反而会把问题弄糟。请把这个材料转给专管此事的同志，并请他们同这批党外朋友密切合作，看如何能把中药这件事搞得更好些，以造福于人民。”前述三个组织为了更好地协助医药主管部门贯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中药工作的方针政策，于1983年3月联合成立了中药专业咨询服务联络中心理事会，胡厥文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多年来，这个中心推动了地方组织的建立，健全了中药专业咨询服务机构，并进一步组织从事中医药工作的成员，配合有关部门，就改革中药管理体制，发展生产，提高质量，改进经营管理，加强市场管理，保护中药资源，发展科研等工作进行了大量的专题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政策性的咨询建议。同时，还采取各种形式培训了一大批中药管理和技术人才。
胡厥文十分关心在10年“文革”中遭受严重摧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积极为它的恢复创造条件。他认为，办好中华职教社，让就业前后的青年人掌握社会所需的技能，具备较好的劳动素质，对发展经济、提高技术水平、安定社会秩序，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82年11月20日，他以中华职业教育代理事长的名义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请求恢复该社的组织和工作，以利于多渠道、多层次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这封信发出四天后就收到了复信。胡耀邦在信中说；“此种好事有统战部赞助就行，毋须等待中央批准。现在百废待兴，应多多提倡人人奋勇争先的风气，不宜层层设卡，贻误良机。尚望厥老勉励该社同仁发扬主动精神和创造性，放胆把工作推向前进。”胡耀邦的复信，使名存实亡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恢复了生机。胡厥文激动地说：这是我们社继往开来的一个转折点。在1983年5月召开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代表会议上，胡厥文再次当选为理事长。他谆谆叮嘱同事们：要始终贯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切戒得了国家赞助，反而把社会力量为主体的人民团体办成脱离群众的面目可憎的衙门。1983年底，职教社举行职业教育理论座谈会，揭开了建国以来开展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序幕。会后他立即写信给胡耀邦总书记，报告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提出了选择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全国性的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建议。这一建设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于1986年召开了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总社为了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于1985年3月在上海恢复出版了《教育与职业》杂志，胡耀邦同志亲笔作了“重放光彩”的题词。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恳切希望党外人士帮助中共整党。胡厥文在会上深情地表示，“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这八个字就是我对待中共整党以及党的全部事业的立场 。胡厥文对待中共整党的诚挚态度得到与会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一致肯定和真诚的欢迎。
在与胡耀邦等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中胡厥文更加强了这样一个信念：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信党在前进中能不断改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坚信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一定能够成功。1984年11月23日，胡厥文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北京医院，不久眼睛也看不见了。他在病中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和清醒的头脑。胡厥文住院期间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1985年2月9日，胡耀邦在百忙中专门到北京医院看望他。胡耀邦的到来令他十分感动，他握着胡耀邦同志的手说：我对祖国的未来是乐观的，即使工作中出现一点偏差，只要认真对待，也无伤大局，我是个乐天派。耀邦同志也高兴地说：咱们是一派。
（责编雷蕾）
1981年初，胡厥文调查了江苏省常州市工业发展的情况。常州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工业基础薄弱，既不如无锡，更比不了上海，但为什么能在改革开放后的很短时间里，工业便得到迅速发展，走在全国中、小城市的最前列？胡厥文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他认为常州的工业建设走出了一条新路子，如果全国的中、小城市都能像常州那样发展，我们的四化建设就会快速发展。回到北京后，胡厥文撰写了《关于常州市工业发展情况的报告》，胡耀邦读后很受感动，立即批示：“厥老从考察常州市的工业入手，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一些好意见，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厥老是党外人士，年近九十，关心国家兴旺发达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这件事令胡厥文感慨万分。他说：耀邦同志对我常州报告的答复，说明了这个政府能够虚怀若谷，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敢于揭露，坚决改正。我近几年常对朋友们说，我们正处在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因此我们一定要拿出大力气为国分忧，为国效力。民建、工商联两会，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发了通函，要求两会各地组织和全体同志，重视经济咨询服务工作，打开路子，及时总结经验。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胡厥文与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等商量，认为这次会议意义重大，不能因为是中共党内的会议就不提意见。于是两位“胡老”经过深思熟虑后联名致函胡耀邦总书记。信中主要提出四条意见。一是提出“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的再教育，确实肃清‘左’的流毒和影响，发挥和提高统战工作效益”；二是指出尊重和听取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见，必须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否则往往流于一曝十寒或形式主義；三是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落实政策的决心和毅力，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广大群众对于政策贯彻落实的担心，也并非没有事实根据。”由此提出了“落实政策的民主化问题”，认为“充分发挥和运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力量（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力量组织起来，自然更大），配合党政领导部门和人员共同努力，比单靠领导同志辛辛苦苦的批示，可能收效更宏”；四是要求解决民主党派、工商联在工作条件方面不难办到而又比较迫切的问题，并为此扼要地提出三点建议。这一封信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胡耀邦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对胡厥文和胡子昂二人的信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表现了各民主党派同我们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讲到当前统战工作的任务时他指出，就按来信中所讲的抓好统战政策的再教育，放手请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狠抓各项政策的落实，妥善安排党外人士。
1982年11月27日，根据民建、工商联、农工民主党对中药生产现状及存在问题所作的专题调查研究材料，胡厥文与胡子昂、农工民主党主席季方联名将《关于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的建议》报送中共中央。1982年12月7日，胡耀邦在批示中指出：“党外三个党派团体，对中药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值得我们重视。党外确有能人，他们有知识，又热心，因而能发现和提出问题。我们有些作领导工作的同志，因为长期做那项工作，对许多问题司空见惯，头脑麻木，思想陈旧，如果再加上一些私心杂念，那不仅打不开新局面，反而会把问题弄糟。请把这个材料转给专管此事的同志，并请他们同这批党外朋友密切合作，看如何能把中药这件事搞得更好些，以造福于人民。”前述三个组织为了更好地协助医药主管部门贯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中药工作的方针政策，于1983年3月联合成立了中药专业咨询服务联络中心理事会，胡厥文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多年来，这个中心推动了地方组织的建立，健全了中药专业咨询服务机构，并进一步组织从事中医药工作的成员，配合有关部门，就改革中药管理体制，发展生产，提高质量，改进经营管理，加强市场管理，保护中药资源，发展科研等工作进行了大量的专题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政策性的咨询建议。同时，还采取各种形式培训了一大批中药管理和技术人才。
胡厥文十分关心在10年“文革”中遭受严重摧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积极为它的恢复创造条件。他认为，办好中华职教社，让就业前后的青年人掌握社会所需的技能，具备较好的劳动素质，对发展经济、提高技术水平、安定社会秩序，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82年11月20日，他以中华职业教育代理事长的名义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请求恢复该社的组织和工作，以利于多渠道、多层次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这封信发出四天后就收到了复信。胡耀邦在信中说；“此种好事有统战部赞助就行，毋须等待中央批准。现在百废待兴，应多多提倡人人奋勇争先的风气，不宜层层设卡，贻误良机。尚望厥老勉励该社同仁发扬主动精神和创造性，放胆把工作推向前进。”胡耀邦的复信，使名存实亡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恢复了生机。胡厥文激动地说：这是我们社继往开来的一个转折点。在1983年5月召开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代表会议上，胡厥文再次当选为理事长。他谆谆叮嘱同事们：要始终贯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切戒得了国家赞助，反而把社会力量为主体的人民团体办成脱离群众的面目可憎的衙门。1983年底，职教社举行职业教育理论座谈会，揭开了建国以来开展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序幕。会后他立即写信给胡耀邦总书记，报告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提出了选择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全国性的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建议。这一建设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于1986年召开了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总社为了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于1985年3月在上海恢复出版了《教育与职业》杂志，胡耀邦同志亲笔作了“重放光彩”的题词。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恳切希望党外人士帮助中共整党。胡厥文在会上深情地表示，“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这八个字就是我对待中共整党以及党的全部事业的立场 。胡厥文对待中共整党的诚挚态度得到与会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一致肯定和真诚的欢迎。
在与胡耀邦等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中胡厥文更加强了这样一个信念：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信党在前进中能不断改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坚信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一定能够成功。1984年11月23日，胡厥文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北京医院，不久眼睛也看不见了。他在病中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和清醒的头脑。胡厥文住院期间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1985年2月9日，胡耀邦在百忙中专门到北京医院看望他。胡耀邦的到来令他十分感动，他握着胡耀邦同志的手说：我对祖国的未来是乐观的，即使工作中出现一点偏差，只要认真对待，也无伤大局，我是个乐天派。耀邦同志也高兴地说：咱们是一派。
（责编雷蕾）